第二节 政治人类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及其研究范式

政治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或领域，所研究的课题涉及不同社会、不同族群的政治组织形式、政治决策、权力控制、社会整合、政治游戏规则等许多方面。政治人类学经历了从奠基到发展，从“黄金时代”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政治人类学的内涵、要义，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与研究范式，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联结与区分、未来走向等理论问题也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清晰。

一 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缘起及其研究范式

政治人类学奠基的标志是M.福蒂斯和E.E.埃文斯—普里查德于1940年出版的《非洲政治制度》，但追根溯源，人类学对政治的探讨却在这门学科诞生伊始就已开始。欧洲传统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认为，政府和政治是文明的产物，在此之前，人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早期的人类学家如梅因、摩尔根、麦克伦南（J.M.Melennen）、巴荷芬（J.Bachofen）等人开辟了不同于柏拉图的研究思路，如梅因在《古代法》（Ancient Law，1861）一书中指出，血亲是社区凝聚的唯一基础，社会演化的方向是世俗化，而社会组织的演化是从血缘转向地缘，因此在梅因的观点看来，“地邻接触”（Local contiguity）是发生政治行动的场域。在血缘社会中，血缘纽带蕴含人们的身份和地位，转向地缘接触时，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因此梅因提出一个其后影响颇大的观点，即社会进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运动，国家组织正是由基于血缘纽带的家庭群体革命性转变为基于地缘上（领土）的联合而产生的结果。其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前进，以美洲易洛魁印第安人亲属制度的研究，推论出人类社会演进的三个阶段：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并论证婚姻形态的演进过程，以及与这一过程相伴的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和对财产的控制方式。摩尔根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之一，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20世纪初期，人类学理论往前发展，古典进化理论的缺陷为人们所认识，在学术界招致一些批评，人类学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型社会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给知识界的焦虑和对人类本质和终极命运思考，使人类学家关注社会的和谐、整合等问题，对小型社会的研究符合这一时代趋向，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并由此而形成这一阶段上政治人类学的特征。马林诺斯基开创的田野研究的方法，更成为人类学经典的研究范式。

概言之，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缘起，从学术动力维度应归功于文化人类学对涉及人类本质和命运问题的深切关怀与思考，无论文化人类学发展的轨迹如何变更，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就是文化人类学家对人类本质及命运所怀有的情感与好奇心，从而持续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课题与理论的持续创新。从社会历史语境来考察，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缘起则与西方殖民时代殖民地当局的政治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政治人类学初期的发展、反思与理论创新都或多或少根源于殖民地政治的背景。然而无论其产生的语境和动机如何，政治人类学的兴起及成果为我们理解不同社会的政治过程打开了另一面窗户，他们的洞见和独到研究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丰富了对总体人类社会的认识。并且这些学术遗产引领了许多新课题的开拓。^[11]

二 “黄金时代”的政治人类学及其研究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人类学以其发展起来的独特研究对象和方法与其他学科间的区分更为清晰。伦敦亚非学院的人类学家科恩（Anber Cohen）主张，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乃是象征主义，因为象征总是与人类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人类学家普遍意识到，需要对几百年的殖民历史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对人类命运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深刻反思。早在20世纪20年代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在一种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观照下，感触到欧洲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拓展海外市场带给各原住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改变，研究旨趣上转向了对短期进程和变迁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政治人类学家也根据学术研究成果对殖民当局的政策提出一些调整乃至批评意见，这种既坚持纯粹的学术追求又延伸社会科学咨询价值的努力，当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科困境。

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这部政治人类学的经典之作面世，对政治人类学来说此书具有奠基作用，拉德克里夫—布朗为此书写了序言。库柏认为，这本书起了破题和开路的作用。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它改变由梅因和摩尔根奠定的有关社会政治发展由血缘到地缘的经典讨论”^[12]，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性研究。这本书由导论和8篇族类志报告组成，研究者沿着布朗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以政治组织为重点观察范围，深入非洲族群内部政治生活，在大量材料基础上，聚焦其社会政治结构，归纳出非洲两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模式：“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和“非国家政治结构”。此书聚焦在分治的继嗣群制度。编者之一的E.E.伊万斯—普理查德于1933年在苏丹南部对努尔人社会进行田野调查写就的经典民族志《努尔人》也于1940年出版，该书也是对努尔人继嗣群社会的研究。这两本书突破了人类学家的认识和理解，阐释了在没有政府的社会是如何管理和掌控人口数量较大的社会。其理论思路和概念与拉德克里夫—布朗和涂尔干（D.Durkheim）一致。《非洲政治制度》一书是政治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取向上获得的较高理论成就，该书以精确的语言叙述了非洲族群独特的政治形式，以及非洲社会中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式与其他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该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方法示范对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影响经久不衰。尽管编者福特斯和伊万斯—普理查德并未认为对非洲政治形式的两种分类有多么重要，但客观上促进分类研究渐趋完善，政治分类学发展成为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该书推动了学术界对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多样性及其变迁方面的研究。政治人类学的诸多研究议题和著述也因此书的刺激而得到激增。在研究旨趣和理路上也走向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大异其趣的方向和路径，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从而转向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

在这一研究范式下，作者通过对非洲社会精细入微的考察和研究，阐释了“政治”（politics）与“政治的”（political）之间的差别，并试图向人们阐明，在不同社会里，政治实践的呈现是不同的，政治实践可以蕴含在社会的日常生活里。社会自治是通过亲属制度、仪式、巫术和其他神秘主义价值等要素的实践而得以实践。其后这一含义被弗雷德（M.Fried）借波兰尼（Karlpolanyi）之语表述为“嵌入的政治”。

三 “二战”后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十来年时间的销蚀，结构功能主义的大厦根基有了裂纹，这一研究范式受到一定的挑战。但整体上而言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范式的变化是悄然发生的，这种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英国政治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E.R.Leach）的著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在研究范式方面体现的转变。利奇对缅甸北部克钦人——中国在缅甸的景颇人的政治制度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描述，提出了著名的“钟摆”模式。在缅甸高地的克钦山区（利奇对缅甸东北部整个地区的称呼），居住着克钦人和掸人，这是在种族起源上有较大差异的族群，人类学上的研究惯例是关于克钦人的民族志不提掸人，而关于掸人的民族志也不提克钦人。掸人居住在河谷，种植水稻，文化上与缅人有些相似，相对开化，克钦人居住在山区，以游耕方式种植水稻，文献上描述他们原始而好战，语言、外表等与掸人文化差异很大，但两种族群几乎在哪儿都是近邻，在日常生活活动中也经常牵扯在一起。在克钦山区，利奇实际上发现三种不同的政治体系模型。“在政治事项上，克钦人面临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理想生活方式。其中一种是掸邦政府体制，类似于封建等级制。另一种在本书中称为贡劳的组织类型，它本质上具有无政府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特征。”^[13]如同在道德规范上具有选择性一样，克钦社区也可选择符合他们理想的政治体系类型。利奇发现，克钦社区在两种极端类型之间来回摇摆：“一极是贡劳‘民主’制，另一极是掸邦‘专制主义’。”^[14]现实中大多数克钦社区在类型上既非贡劳制也非掸邦制，它们按照贡萨的体制进行组织，“贡萨实际上是贡劳制和掸邦制的一种折中”^[15]，在利奇看来，这是介于贡劳和掸邦制之间的第三种稳定的模型。在有利的经济环境影响下，贡萨社区并不稳定，有些社区越来越接近于掸邦制，直至克钦贵族感到他们已经变成掸人，另外的贡萨社区则向相反的方向转变，成为贡劳制。利奇发现，一个野心勃勃的克钦人，“他借用一位掸族国王的名号和头衔来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但与此同时又诉诸贡劳制的平等原则来逃避向传统上自己的山官纳贡进税”^[16]。利奇在该书1964年重印版导言中提到他提出的贡萨/贡劳之间来回摆动的循环模型可见于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关于“狮子”与“狐狸”交替统治的讨论，也可见于帕累托的“动态平衡”概念之中。但自己的均衡分析不同于大多数社会人类学家的专著，利奇认为自己提出的论点本身并不新颖，新颖的是它的应用。他概括了自己的研究在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扩展了分析的时间跨度，均衡被设定为大约150年内的运作；二是试图明示了均衡预设的虚构（理念主义）性质。利奇的研究是对缅北族群的实际政治生活的客观描述，缅北族群对自身社会的确存在一种理想的认识模式，这体现在他们的文化仪式和文化符号中。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他们并不十分忠于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也不忠于利奇研究中所表达的概念。利奇对缅北族群政治的研究方法对政治人类学的贡献在于，其向人们表明，抽象的政治结构和现实的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利奇的研究“把政治人类学推向研究非洲以外的社会，并使政治人类学从研究相对封闭的单一语言社会下解放出来”^[17]。

从政治人类学的学术史来分析，福蒂斯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研究，通过对非洲政治制度的分类，揭示了在非洲那样没有政府的社会中，世袭群如何发挥着政治功能，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如同权力一样的整合功能。由于深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观点是将社会视为一个平衡系统，每一部分都维护着社会系统的平衡。而利奇延续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路，又打破了这一理路，认为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但社会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他对克钦山区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作相对长时段的考察后认为，就抽象的政治机构而言，它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就具体的政治现实来分析，它又包含着矛盾与不一致。但利奇由于其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将矛盾和不一致仅仅解释为结构的外在表现，未能理解这些矛盾在导致政治结构变迁中的深刻含义。而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则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正是冲突的存在才维护了政治系统的平衡。如果系统内部没有冲突和争执现象，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缺乏互动和交流，因而会彼此分散和孤立。换言之，矛盾和冲突非但没有导致政治制度的变迁，相反会促使其走向综合。^[18]利奇和格拉克曼对政治系统中矛盾和冲突的揭示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政治过程中的冲突、矛盾、竞争、变迁、决策等动态问题的研究。

因而，《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的出版的确预示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新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的开始，从这个时段起，在政治人类学领域，过程论范式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范式。1966年，斯沃兹、特纳和图登三人主编了一本政治人类学论文集，编入书中的17篇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变”，而不是静止的“是”，在前言中，将政治研究对象明确地规定为团体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强调了对政治过程的研究。该书表明政治人类学研究从结构功能论向过程论的转变。

至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一些政治人类学家更进一步把政治过程中个人或小团体如何操纵文化规则、符号等来获取政治权力、保护政治权力并进行决策，这种研究取向称为行为论，以维克多·特纳为开创者。通俗地解读，过程论即侧重于研究一般政治过程，与此不同，行为论则重点关注个人或小团体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行为来影响和操作政治。相比较而言，行为论的研究显得更为微观、更加具体、切入更深，二者的分析单位不同，过程论的分析单位是要宏观一些，是系统的政治领域，行为论的分析单位要微观一点，是具体的政治竞技场。在行为论的研究取向进一步的拓展中，又发展出社会戏剧论（特纳）、博弈论（贝利）和政治象征论（科恩）等多种理论分支，丰富了政治人类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库尔兹指出，过程论范式是独一无二的产生于政治人类学的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体现了政治学对政治人类学的影响，是政治学理论运用于人类学研究的产物，科恩将之称为“行动理论”。

四 全球化语境里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改变，传统社会急剧减少，即便存在也大多正在丢失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普遍转向对现代工业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六七十年代时期主要研究现代国家在传统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研究传统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的互动，这方面的研究以科恩（科恩对尼日利亚的豪萨人的研究）和法龙（法龙对智利的马普切尔人的研究）为代表；七八十年代的政治人类学以一些小规模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为重点，这方面以韦瑟福德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为典型，他的《高地上的部落》将美国国会比作部落，揭示了国会这个部落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竞争、内部组织结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仪式等方面的情况，认为它们之间无太大差别，打破了长期以来教科书建构给世人的印象。

概言之，政治人类学对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重点在于两个维度：其一是在正式政治组织中发挥作用的一些非正式政治团体；其二是政治组织、公民个人和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多向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历史时代到来。也就在这时期，华伦斯坦适时论证了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意识也为政治人类学家所自觉。一批有着哥伦比亚大学知识背景的美国人类学家将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作为研究重点，并接受国际政治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在研究视野、理论、方法和思维特点方面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理路，这是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的研究范式，即政治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然而，也正是这一新颖的研究范式使政治人类学好不容易才形成的与一般社会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学术分野再度模糊起来^[19]，甚至使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淡出。这也给政治人类学新的发展带来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