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语音规则与类推

“盲目（blind）”推行语音规则成为“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6]的主要宗旨，他们在传统语言学家面前大肆宣扬自身所取得的进步，这不仅激怒了他们的老师库尔蒂乌斯与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施密特（Johannes Friedrich Heinrich Schmidt），赫尔曼·科利茨（Hermann Collitz）等年轻学者也对此颇为不满。几年来，人们对语言学的定律展开激烈讨论，青年语法学家试图借用演绎的方式支持他们的观点：“语音规则无例外”[7]。奥斯特托夫错误地认为，语音变化属于生理学，而类推属于心理学。尽管把二者纳入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是站不住脚的，但这种区分本身十分必要，并被证明极具价值，尽管在历史语法学家看来，可能过于简单。而那些坚持语音规则之人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向不符合规则的语言形态并试图做出解释。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类推构词在所有语言中的重要位置。这种词形虽然一直为人所知，却少有关注，它们常被称为“虚假类推（false analogies）”，被认为是语言退化或者无机的语言形态（corruptions or inorganic formations），对其真实含义与旧有词形不甚了解。此外，像库尔蒂乌斯这样的老派语言学者被新语法学派彻底激怒，因为该学派指出，诸多语言包括古希腊语在内的高贵语言形式均是在类推的作用下产生的，并且辩称“虚假类推”这种错误的说法极具误导性，因为在每一个语言案例，类推本身是完美的，都能准确地运用，而类推构词与其说是近代学界对它的曲解，不如认为它代表了语言的重要原则。没有该原则，语言永无存在。

保罗是最早提出该观点并予以明确解释的青年学者之一。我从保罗的一篇早期论文援引以下段落，该论文确实为语言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永远不能忽视，那就是在原始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中，早在它分裂之前，语言并无任何词根、词干、词缀，只有完整单词，而这些单词的使用者从未考虑它们的组合性。换句话说，人类早期词库中只有无词干、无词尾的单词，它们无法供人们依据不同的场合构建不同的词形。因此，当时的人类不必用心听，不必用心记单词的种种形态。但事实是，这是不可能的。相反，说话者能够创造出名词的格，动词时态以及其他语法形式。于他而言，上述单词要么从未听过，要么没有特别留意。由于缺少词干和词缀组合，他只能从同伴那里学到现成的单词，并随着学习的深入，会把这些组合进行分组，并与语法产生联系。假如未经过特殊的训练，说话者无法清楚地认识到分组不仅可以极大地帮助记忆，而且还会形成新的单词组合。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类推’。”

“显然，在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不断地生成类推语言。‘记忆再造（reproduction by memory）’和‘联想构词（new-formation by means of association）’是两个不可或缺的途径。曾经，我们错误地认为语法与词典所提供的语言包含了所有单词以及单词的所有形态，忘记了这种语言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语言，而‘真正的语言只存在于人类个体（the actual language exists only in the individual）’，如果想要了解语言的本质与发展，即便使用科学方法，我们也无法将语言与个人彻底割裂。要理解每种独立的语言形式，我们不能简单地问‘它在语言中是否过时？’或者‘它是否符合语法学家推导的语言规律？’ 而是要问‘第一次使用该词之人是否将它记忆？’抑或‘他是如何类推出来该单词的呢？’比如，某个人使用德语复数单词“milben（螨虫）”，他可能从他人那里学来的，或者只听到过单数“milbe”，不过他记得“lerche（云雀）”“schwalbe（燕子）”等单词的复数是“lerchen”，因此，他会无意识地联想到“milbe”的复数：“milben”。甚至，他也可能获知别人说过“milben”，但记不大清楚。假如他的大脑中没有一系列类似的词形与该单词联系的话，那么他就会完全忘记该词。但事实是，在每一个案例中，共享性记忆与创造性联想通常难以区分。”[8]

于是，语言学家开始认真地从说话者的角度审视语言，这些说话者多以常规的方式学习母语，并在每次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他人的语言，也不知晓自己在一时的冲动下会创造出怎样的用语。正如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堂拉到人间，现在的语言学家也从词汇和语法中提取单词与形态，并把它们放置在既不属于字典作者也不属于语法学家的普通人的思想与嘴边。即便是普通人，他们依旧能够轻松地掌握母语。从此，语言学家面临着普遍性难题，这些难题并没有给他们的前辈带来太大的困扰（除了布列兹托尔夫，他的研究可完全忽略）。这些难题具体是：导致语言变化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语言变化该如何分类？对于上述的探讨大多出现在1880年出版的语言学期刊上，其中探讨最深刻、最全面的学术成果当属保罗的《语言史原理》（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该书的第1版（1880年）对当时的语言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其后续版本的内容不断扩充、修订，囊括了大量精心筛选的语料，用以揭示语言变化的各个过程。在此还需提到一点，保罗越来越重视句法。作为语法的一部分，句法曾被博普、施莱歇尔以及其他同时代的学者忽视，不过进入19世纪末，一些著名学者开始探讨这一主题并指出，比较性与历史性研究所给予句法学的启示不亚于二者在形态学上的巨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