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普与格林之后

博普和格林在语言学领域功绩卓著，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影响深远。早在二位学者去世之前，其著作中的主流观念就已后继有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传承者或直接或间接对当时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通过他们的努力，人们对一些语言现象有了全新认识，这些新的认识与前人的学术成果差异巨大；在新学派看来，18世纪词源学等理论已完全过时，它们不过是某些无能之徒天马行空般的乱想而已，而现在，学者已经发现了语言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在该基础之上建立宏伟的语言科学。这种认识源于学者当时对一种观念毫无怀疑的认可，即欧洲绝大多数语言以及亚洲的一些最重要语言，它们属于同一语系：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最为确凿的事实，该事实终止了学界曾经试图将拉丁语、希腊语与希伯来语词根联系在一起的荒唐尝试。至于这一语系的名称，拉斯克曾在“欧洲语系”“萨尔马提亚语系（Sarmatic）”（与闪含语系对应的）“雅菲语系（Japhetic）”之间犹豫不决；而博普并未提出概括性的名称，但在著作《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1871）的扉页，他列举了书中描述的主要语言，并在正文中宣称自己更偏爱使用“印欧语系（Indo-European）”这一说法，尽管该名称在当时的德国没未像在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区广受欢迎；洪堡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称为“梵语语系”，后改为“印度—日耳曼语系”，这一名称在德国大受欢迎，尽管博普抗议，认为“印度经典语系（Indo-klassisch）”更加适合。当时也有人提议使用语系内部东、西方代表性语言，将其二者合并成为“印度—凯尔特语系”。不过，上述名称略显笨拙，并不能突出语系特点，而使用简短术语“雅利安语系”似乎要好得多，因为作为最古老的人种之一，（印度与波斯地区）“雅利安语”中的任何成员都以“雅利安人”自诩。[1]

由于博普、格林以及同事、追随者的不懈努力，语言学地位产生了积极变化。在过去，语言学只是“语文学（philology）”分支，而英语中的语文学“philology”一词，即“语言研究或比较语言研究”在其他语言中并无准确对应词汇，这必然引发歧义，因此首先确立术语极为必要。在本书，笔者本应使用欧洲学界认可的术语“philology”，不过该单词在英文中常用来模糊指代“学问（scholarship）”，或者具体指代某一国家的文化研究，由此便有了拉丁语文学、希腊语文学、冰岛语文学，等等。另一方面，“linguist”一词常用来指代那些只掌握几门外语之人，如果笔者称这类人为“实用语言学家（practical linguist）”，并用“linguist”表示某一语言（或者某些语言）的学者，那么我想自己与越来越多的英、美学者达成一致，即使用“linguistics”指代某一语言（或者某些语言）科学研究的简便名称。

亲爱的读者，既然你们能够理解上述两个术语的区别，不妨继续读下去。在19世纪初，由于引入全新的比较语法与历史语法，语文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因为语言学是使用全新的方式看待语言事实并试图追溯其起源的学科。对语文学家而言，希腊语或拉丁语只是达到某些学术目的的手段，语言本身就是目的。前者认为语言是获取第一手文献知识不可或缺的宝贵方法，而语言学家在乎的并非是文学，而是语言本身，他们甚至研究那些缺乏文学性的语言，因为它们能够对语言的发展或者相关语言形态带来启示。语文学家不会研究，也不会想到研究乌菲拉主教哥特语译本的《圣经》，因为对哥特语的了解只会让他们接触到《圣经》的语言翻译，而在《圣经》其他译本中，《圣经》的思想可以得到更好的审视。但在语言学家看来，哥特语就是价值。当然，语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分化也非绝对。除了成为全新意义上的语言学家之外，拉斯克还是一位冰岛语文学家，博普是梵语语文学家，格林是德语语文学家。但三人十分偏向语言学研究，他们的一些学生也是纯粹的语言学家，对语文学并无涉猎。

在摆脱语文学，宣称语言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之际，新学说的拥护者往往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也与语文学涉猎不同，即便二者都与语言有关。语文学家将语言视为某个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学家却将语言视为自然体。在19世纪初，哲学家开始将全部学科泾渭分明地分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语言学家常常认为语言学属于后者。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的迅速兴起与辉煌成就，自然科学中骄傲、自负的学者普遍认为自然科学优于人文科学，并且拥有比人文科学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日常英语使用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观点夹杂其内：“科学”意味着自然科学，其他领域则被称为“艺术”或者“人文科学”。

不过，我们在语言科学先驱者的只言片语中发现了新的观点。拉斯克曾经明确指出：“语言是自然体，对它的研究应与自然史研究近似。”[2]不过在重复该句话的同时，他似乎又在思考语言与人造语言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而在于艺术与自然的不同，语言哪里可以，又哪里不可以为人类有意识地改变，这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问题。[3]

在1827年，博普对格林的书评中指出：“语言可以视为有机自然体，它们根据一定的规律产生，并发展成为具有内在生命原则的有机体，之后由于不被世人了解而逐渐灭亡！语言会抛弃、毁坏自身的某些成分或者形式，虽然这些成分、形式最初十分必要，但在后来，它们逐渐成为语言之外的部分……一种语言的生命力和繁殖力能够维持多久是无法确定的。”[4]这是比喻性极强的论述，我们不应只看字面意义。但是，如此表达以及在谈到语言构成或者语言整体时不断使用“有机”“无机”“有机体”等词汇，往往扩大了语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分歧。虽然博普本人从未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看待语言，但是在本章第4节，我们将会看到施莱歇尔毫无畏惧地系统建立一门关于语言的自然科学。

假如学者没有萌生区分语文学与语言学强烈意愿的话，那么二者不会分化。对于古典学者来说，他们并不喜欢梵语无处不在的入侵，因为古典学者既不懂梵语，也没有看出它的作用所在，对这门新学科试图重建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并以全新的理论代替过去广为接受的理论感到厌恶。不过，这些精通梵语的语言学家却热烈讨论着如“guna[5]”“vrddhi（元音交替）”以及其他野蛮术语，甚至使用拉丁语大胆地谈论“位置格（locative case）”的案例，就好像格研究从未解决过似的！[6]

古典学者会批判比较语言学家忽视句法，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句法在古典学者看来是语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还批评语言学家仅满足肤浅的语言比较，这一观点也不无道理，因为，语言学家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研究语法、词汇而非鲜活的文本。有时，他们还会在博普的梵语-拉丁语译本以及《弗兰茨·博普的梵语词典》（Glossarium Sanscritum a Franzisco Bopp，1828）的扉页上找到语法错误而欣喜若狂。古典学者也对当时语音或者字母变化研究表示怀疑。不过，当他们引用经文“字句让人死，精义让人活（the letter that killeth，while the spirit giveth life）”的时候，古典学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世间不可能让任何人直接洞察别人的思想，除非通过外在表现（语言）。因此，只有通过声音才能了解语言，语音学必定成为任何语言研究的基础与前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学者有时会机械地看待比较语音学，从而降低了语言学人性化的一面。

在我们回顾语言学史上这一时期时，某些特定的趋势或特征总会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我们必须提到梵语的重要性，梵语被认为是每位比较语言学家的必修课。在解释任何同源语言时，词源学家首先要调取梵语词汇。这种研究方法延续至今，例如马克斯·穆勒指出：“梵语无疑构成了比较语言学唯一坚实的基础，在面对语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梵语永远是唯一的安全指南。不懂梵语的比较语言学家如同一个不懂得数学的天文学家。”[7]后世语言学家同意亚历山大·约翰·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的观点是可以原谅的。埃利斯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发现了梵语，也开始了语言研究。但是，唉！这一切的开端都是错误的。现在，我面临着被误解的巨大风险，因为我认为，从梵语着手对语言的本质进行科学探索是不幸的，但是我依然坦率地承认，假如梵语这门语言没有引入欧洲……那么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将会极为片面……我们要感谢这些伟大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开梵语的奥秘，揭示了梵语与欧洲语言之间的关联。但在此，我必须重申，以梵语为开端的语言研究就像从古生物学研究动物学一样，均是错误的开始，其二者之间的关联亦如生命与骸骨之间的关系。”[8]

接下来，博普与其拥蹙致力于发现语言之间的相似，并试图找出彼此的关联。对于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符合常理，不过有时也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因为这种比较常会忽视每种语言的独特性，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语言又混杂在一起。相比同时代的学者，睿智的拉斯克不易受到该影响，同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他曾经警告过他的同行，比较语言学研究当中应该加入几门独立语言。[9]

在当时，语言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学者们几乎都在研究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也是自然，因为最早的比较语言学者首先关注语言最为古老的阶段，只有立足该阶段才能证明雅利安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基本亲缘关系。例如在格林的语法学专著中，几乎所有的篇幅都在介绍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古诺尔斯语等，对于同类语言近期的发展只字未提；在博普的比较语法学内，他对古希腊语与拉丁语进行了细致研究，却对现代希腊语与罗曼语族只字未提。[10]这就导致了后来的语言学家或多或少认为现代语言不属于比较语言学范畴，甚至不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范畴，尽管我们应该把现代语言归于比较语言学与一般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因为从现代语言学内部，我们学到的语言发展要比博普的比较思想多得多。

当然，语言学家只能通过字母对不同语言的早期阶段进行比较。我们看到早期语言学家时常谈及语言的字母而非声音，这偏离了对语言的整体看法。并且，这些研究从未使用第一手资料，不论在博普、格林还是波特、本菲的研究当中，我们未能找到像拉斯克著作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关于日常口语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曾给予拉斯克探究语言最为全面客观的基础。如果将语言称为自然体的话，那么人类还未曾将它们视为自然体或以自然的方法进行探究。

在研究现存方言时，人们的兴趣经常围绕这些方言的古老特征：每一种现存语言中的古老形态，每一处存在于标准语音中的古老发音，这些都受到学者的追捧。事实上，这些古老特征的重要性被夸大，学者一般有一种印象，那就是通俗方言总是比受教之人的语言更加保守。直到过去了很长时间，这种观点才被证明完全错误，即使方言包含了诸多古老的发音，但总体来讲，它们比各种标准语言发展得更好，因为方言蕴含着更加坚实的传统与强烈的文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