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拉斯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
现在，我们要来了解19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界最伟大的三位开拓者。如果将他们的名字以首字母顺序排位的话，博普、格林、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恰好是后世多数语言学家评价三人所做贡献大小的顺序。而确立三位学者成为语言学创始人的著作在同一时期相继问世，博普于1816年出版《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比较》（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Lateinischen，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1818年，拉斯克出版《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Undersø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以及1819年格林的《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第1卷。尽管博普的研究与另外两人并无关系，但我们发现，格林深受拉斯克的影响。后者在其专著《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该作手稿于1814年完成，比博普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比较》早两年）出版前几年，已经在语言学领域颇有建树。而要探讨这三位学者，最好将拉斯克置于首位，格林次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可视为拉斯克的学生，最后一位是博普。在此顺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博普与随后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关系紧密，他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在三人之中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
拉斯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于1787年出生在丹麦中部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拉斯克便是一位天生的语法学家。他曾经在学校的颁奖礼上获得一本《挪威王列传》（Heimskringla）[5]。在没有任何冰岛语法基础与词典的帮助下，他根据此书绘制了一份词形变化表。在毕业前，拉斯克就已熟练掌握了冰岛语以及其他多门语言。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期间，他继续学习语言类课程，并在语言学领域不断开拓视野，深入研究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但冰岛语（古诺尔斯语[6]）仍旧是他的最爱。他对这门语言充满激情：“我们的祖先竟然创造出如此非凡的语言。”这种“非凡”主要源于冰岛语与古典语言一样拥有完整的屈折系统，部分源于冰岛语未与其他语言混合，因而保持了词汇的纯洁性。他于181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冰岛语语法的著作，考虑到此前相关研究资料极度贫乏，该书叹为观止，他极为清晰地将复杂的冰岛语简化为一个连贯系统，解释了元音音变（vowel changes），也就是现在所说的“mutation（元音变异）”或者“umlaut（元音变音）”，由词干元音与词尾元音近似所致。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观点，于此可见，他对语言本质的洞察力极为敏锐。格林曾认为拉斯克的解释“比事实更准确（mehr scharfsinnig als wahr）”[7]。因为，拉斯克甚至推导出单数名词“blað”的复数形式“blöð”的变化原因：该词复数曾以“-u”结尾，而这种形式现已消失。据我所知，这是该语言史前阶段的首次推断。
1814年，在冰岛长期逗留期间，拉斯克把有关古诺尔斯语起源的获奖代表作《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送往哥本哈根，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818年出版。假如此书在完成时立即出版，并使用比丹麦语更加普遍的语言，那么拉斯克很可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创立者。此书清晰地阐述了19世纪上半叶语言学研究的最佳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幸的是，该书中只有一部分译成其他语言，埋没在约翰·塞弗林·瓦特（Johann Severin Vater）于1822年出版的《欧洲语言和西南亚语言比较》（Vergleichungstafeln der Europäischen Stamm-Sprachen und Süd-West-Asiatischer）的附录当中。不过，拉斯克的著作直到现在依然值得研读，在此，我将简述此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拉斯克的设想，在史料记载之前，语言是我们了解国家历史的主要手段。因为宗教、习俗、法律、制度都有可能改变，但语言大致不变。即使有变化，千年之后的语言依然可认。为了弄清一门语言的前世今生，我们不仅要在细节上比较，还须有条不紊地研究语言的宏观结构。这其中首要的任务是研究语法系统，因为，一种语言通常会吸收其他语言的单词，但很少吸收其他语言的语法，大多数语言学书籍最大的错误便是忽略这一点。而语法越复杂的语言就越接近源语；不论一门语言如何混杂，该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假如共享最基本、最实质、最必不可少的词汇，特别是代词、数词，那么这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系；假如两种语言在代词和数词上存在诸多共同点，甚至可能为彼此字母（在该书其他章节，拉斯克更倾向使用“读音”一词）转换制定规则，特别是二者的词汇结构具有对应性，那么从本质上说，这两种语言存在同源关系。以上是该著作最重要的观点。拉斯克还补充到，两种语言之间的语音转换实则取决于发音器官与发音方式。
接下来，拉斯克开始使用这些规律寻找古冰岛语的源头。他首先描述古冰岛语在“哥特语（日耳曼语族）”中的地位，然后在该语族中寻找同源语。由于语法和词汇相差甚远，他很快放弃了研究格陵兰语、巴斯克语与古冰岛语之间的联系。至于凯尔特语，他考虑再三，最终放弃。（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参阅下文）之后，他详细探讨芬兰语与拉布兰语（Lapp），并得出结论：与最初的同源关系相比，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是由借词（loans）引发的。但当他研究斯拉夫语族时，其结论又有所不同，因为他发现这些语言与冰岛语存在诸多相似，故此将斯拉夫语族与冰岛语归为同一独立语支。尽管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又称莱蒂语，“Lettic”）与斯拉夫语族极为相似，但前二者首次被拉斯克准确定位为一个独立语支。在该书中，古冰岛语与罗曼语族的比较，特别是与希腊语的比较极为详细。拉斯克不仅检验了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立陶宛语、拉丁语、希腊语与冰岛语中众多单词的关联，并且为我们展示了诸语之间的语法比较。这些研究虽然简洁，但大体准确。在当时，他不懂任何亚洲语言，却暗示由于远在东方的波斯语、印度语与希腊语的关系甚密，可能是冰岛语的遥远起源。他指出希腊语是日耳曼语族的“源头（source）”或者“根基（root）”，尽管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多少带有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妨碍了他对这些语言的正确理解，即这些语言均起源于同一种早已灭绝的未知语言。在《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出版的同年，拉斯克于圣彼得堡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达：“我将语言划分为：印度语系（克罗地亚语、印度斯坦语）、伊朗语系（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奥塞梯语）、色雷斯语系（希腊语、拉丁语）、萨尔马提亚语系（拉脱维亚语、斯拉夫语）、哥特语系（日耳曼语、挪威语）以及凯尔特语系（凯尔特语、盖尔语）。”[8]
这是西方学界首次对语系最全面、最清晰的划分，在语言归属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拉斯克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天赋。大至在同一时期，他又对芬兰—乌戈尔语进行分类。该领域权威学者如威廉·汤姆森、埃米尔·内斯特·塞塔拉（Eemil Nestor Setälä）认为拉斯克的语言分类比之后绝大多数学者的语言分类更加出色。在印度的旅行中，拉斯克发现以往学者的错误观点，并认识到古波斯语在语言划分中的正确位置。当时，他对印度语和波斯语的调研极具价值，但这些手稿直到40年后，即1863年得以出版。他也是第一位认识到达罗毗荼语（他所说的马拉巴尔语，即“Malabaric”）与梵语是两种不同语言的学者。在1826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古波斯语的短文中，他还偶然破译了楔形文字（cuneiform）中的两个字母，为最终破译楔形字碑文做出重要贡献。
之后，在瑞典、芬兰、俄罗斯、高加索、波斯、印度的长途旅行（1816年至1823年）中，拉斯克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各类语言研究。舟车劳顿、疾病缠身、资金短缺最终导致英年早逝。
拉斯克于1832年去世，他平生撰写了大量语法著作。这些著作，特别是在语言形态学方面，以其细节的准确与清晰的系统化分著称，此外，一些语法著作开辟了全新领域。除了上文提及的冰岛语语法研究之外，他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语法，弗里西亚语语法和拉布兰语语法的研究同样名留青史。尽管客观来讲，历史语法学并非他的专长，但拉斯克在18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此文章中，他从历史视角诠释了丹麦语法的诸多特点，他对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语法探索明显早于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汀·迪兹（Friedrich Christian Diez）的历时研究。但在某些方面，他也坚持着一些错误观点，一个典例便是他关于古日耳曼语族中的“长元音（long vowels）”理论，该理论建立在现代冰岛语发音与古冰岛语发音大体一致的假设之上。但在比较所有古代语言之后，格林指出，冰岛语的发音同样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当中。在辅音方面，较于格林，拉斯克更具深入认识。与同时期大多数比较语言学家不同，他具备一个巨大优势，拉斯克直接从母语人士那里学习语言，而其他学者主要或者完全依赖于书籍与手稿。甚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未发现一本能够像拉斯克的《丹麦拼字学：关于共同语言和相邻语言》（Forsøg til en Videnskabelig Dansk Retskrivningslære med Hensyn til Stamsproget og Nabosproget，1826）包含如此众多鲜活话语的一手资料。尽管拉斯穆斯·拉斯克饱受贫困与疾病的困扰，且鲜有人使用丹麦语写作，可他凭借广阔的视野与敏锐的洞察力，对所有不切实际的语言学理论予以否定，由此脱颖而出，成为语言学最伟大的领袖之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