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说唱文学重要文献的新发现

前文已经说过，由于说唱文学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相关文献积累较少，因此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等方面。经过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不断有新的重要文献被发现，这些发现使人们得以见到的文献资料大为增加，为说唱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这些重要说唱文学文献的新发现中，以敦煌说唱文学与车王府曲本规模最大，也最为引人注目。

敦煌说唱文学的发现对说唱文学研究意义重大，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这表现在人们由此得以看到早期说唱文学作品的原貌，对说唱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握，这正如一位学人所概括的：“长篇的叙事歌曲，象《太子赞》《孝子董永》《季布歌》，都是很粗豪的东西，用白话文写的小说象《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之流，也足以供我们以最重要的最早的国语文学的研究资料。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所谓 ‘变文’的久被掩埋了的文体的发见。‘变文’的重复出现于世，关系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极大。这是五六百年来，潜伏在草野间而具有莫大的势力和影响的宝卷、弹词、鼓词一类文体的祖先。”[24]由于后文还会对此做专门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下面重点介绍车王府曲本的发现。

1925年秋，北京琉璃厂松筠阁书坊老板刘盛誉经人介绍，从北京西小市一个打鼓摊上廉价收购了一批手抄曲本，有1400多种。随即他又以50元的价格将其转卖给孔德学校图书馆，孔德学校图书馆当时由马廉主政，他十分注意通俗文学文献资料的搜集，不仅自己收藏，也帮助孔德学校图书馆购藏。经鉴定，这些手抄曲本是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散出的，故后来通称其为车王府曲本[25]。

这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率先载文向学术界披露了这一消息[26]。次年夏，顾颉刚受邀对这批曲本进行初步整理，编制出一份分类目录，陆续在《孔德月刊》刊出[27]。至此，车王府曲本始广为学界所知，并引起广泛关注。

后来，孔德学校又购藏到一批同类曲本，共有219种，不仅纸张、墨迹及装订与第一批曲本相同，而且在内容方面也相互衔接，可以断定也是属于车王府之物。孔德学校购藏的第一批车王府曲本于抗战期间经周作人之手，转归北京大学文学院，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共1445种，并且全部都是原始抄本，殊为珍贵。孔德学校购藏的第二批车王府曲本1949年后大部分转归首都图书馆收藏。60年代初，首都图书馆又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制了第一批曲本的副本，因此其收藏也较为完备，其中原始抄本有234种。

1926年，在顾颉刚主持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根据孔德学校所藏抄制了一部副本。这批副本共有1494种，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稍后，1928年至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刘复主持下也据孔德学校所藏抄录副本，但只抄录了其中的一部分，今藏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共有263种。

公共图书馆之外，私人也有一些收藏。1928年，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在游学中国期间，从孔德学校购买到一批车王府曲本，共48种，48册，其中戏曲22种、曲艺26种。长泽规矩也所藏今归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全部为原始抄本[28]。傅惜华也购藏到一批车王府曲本，约20种，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保存。1951年，该所还抄录了一部分文化部艺术局的藏本。今该处所藏车王府曲本共有152种，其中20种为原始抄本。

这样，海内外共有6个藏书机构收藏有车王府曲本的原始抄本或副本[29]。不过，各家机构收藏的曲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都有一些你有我无的珍贵曲本，比如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就有55种戏曲作品和261种曲艺作品为首都图书馆所无[30]。此外，还有一些外国的藏书机构，如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都曾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拍摄或复制了一套微缩胶卷[31]。

车王府曲本的种数和册数因数量较大，且分藏于各处，统计颇为不易，故其总数先后有数种不同的说法[32]。据其后较为准确的统计，车王府曲本目前所知数量为2010种，其中戏曲993种、曲艺1017种[33]。曲艺包括子弟书、鼓词、杂曲等。这些曲本在纸张、墨色、装订及行款等方面都比较一致，可见并非当时的演出底本，而是有计划、大规模地抄制而成。不过，车王府曲本也并非全是抄本，其中还有一些刻本，当系车王府在外购置所得。

至于抄制收藏这些曲本的蒙古车王府到底何指，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车王即车布登扎布[34]，但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学界一般认为这位车王是车登巴咱尔王，并从《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找到线索，证实车王系车登巴咱尔王的简称。车王府在今北京安定门内宝钞胡同。这些曲本系车王子孙几代收集积累而成，进入民国后，王府逐渐败落，由于生活窘迫，靠借贷度日，最后连王府都被卖掉，所藏曲本也逐渐散出[35]。有关详情还待进一步的核实查证。

如此集中、大规模的重要文献新发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可以与之媲美的只有敦煌俗文学、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少数几种。对说唱文学而言，由此增加了上千种作品，涉及鼓词、子弟书、岔曲、时调等多个门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除了上面所介绍的两次较大规模、较为集中的新发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说唱文学新文献被相继挖掘出来，对相关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对其中较为重要、影响较大者稍作介绍。

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发现

1915年，王国维、罗振玉在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小字本，第二年将其影印刊布。1917年，他们又在日本发现了该书的另一个版本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字本，随后将其编入《吉石盦丛书》影印刊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宋元时期的说唱文学作品，正如王国维所言：“此书有诗无词，故名诗话，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36]该书的发现使人们得以看到早期说唱文学刊本的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后，黎烈文根据该书小字本的影印本进行标点，整理出一个供普通读者阅读的普及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相关研究也随即展开，主要有王国维的《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国学月报》第2卷第8—10号，1927年10月）、鲁迅的《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学生》第12号，1931年2月）、方诗铭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宋人说经话本考》（《文史杂志》第5卷第7—8期，1945年）等。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亦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书志学》13卷6期，1939年）。

2.《醉翁谈录》的发现

该书中土已佚，仅存日本，由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发现，对了解宋元时期的说书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较早对其进行研究的谭正璧所言：“此书不但为小说研究者不可少的参考书，即在研究戏曲的人也是极有用的。”[37]

1940年，日本文求堂以观澜阁藏本为底本，将其以《新编醉翁谈录》为名影印出版。相关研究文章有谭正璧的《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考》（《万象》第1年第12期，1942年6月）等。日本学者工藤篝亦有《宋人话本：看醉翁谈录小说引子》（《斯文》24卷4期，1942年）。

3.抄本《销释真空宝卷》的发现

该宝卷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宁夏被发现，其中所述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与小说《西游记》的情节颇多相合之处。胡适最早撰文向学界披露这一重要发现，他认为该宝卷“大概作于吴承恩的《西游记》流传之后”,“此卷的取经故事决不是根据元朝流行的《西游记》的，乃是根据于吴承恩的《西游记》的”[38]。郑振铎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既同在宋元刻的藏经堆中，颇有即为元人抄本的可能”[39]。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对研究《西游记》的成书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即便这一宝卷是出于吴承恩《西游记》之后，它对了解《西游记》在民间的流传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在第5卷第3号将其整理本全文刊载。相关文章有俞平伯的《驳〈跋销释真空宝卷〉》等。

4.蒲松龄俚曲的发现

1926年，马立勋在其亲戚家发现蒲松龄文稿九篇，“完全是白话的，都是曲剧、鼓词之类”。由于朋友们借去相互传抄，失落了三篇。稍后，他将其余六篇即《问天词》《东郭外传》《逃学传》《学究自嘲》《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进行整理，对一些方言俗语作了“极简单的注释”[40]，由钱玄同校阅，以《聊斋白话韵文》为名，由北京书局于1929年版出版。卷首有周作人的《聊斋白话韵文序》和马立勋的《引言》。这些俚曲的发现无论是对蒲松龄研究还是对说唱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刘知远诸宫调》的发现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研究者到国外寻访，发现一些重要的说唱文学作品或版本，比如郑振铎在法国巴黎图书馆看到《花笺记》《西番宝蝶》等木鱼书作品[41]，刘修业在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看到《探河源传》弹词[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