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与寻访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说唱文学研究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在其初创时期，就有一批优秀的年轻学人加入，为其注入生机和活力。经过不懈努力，这些学人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前文已说过，尽管晚清以降，各类公共图书馆相继建立，但受思想观念、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制约，包括说唱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文献的收藏难以满足整个学科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研究者只能通过个人的收藏来弥补这一缺憾，将学术研究和个人收藏有机地结合起来。早期说唱文学的研究者有不少同时也是通俗文学文献的收藏家，通过他们的收藏和寻访，许多散见的说唱文学文献被挖掘出来，并得到集中、妥善的保存，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这也是这一时期说唱文学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以下对这一时期公私说唱文学文献的寻访与收藏情况进行简要介绍，这里先介绍个人的寻访与收藏情况。

1.郑振铎（1899—1958）

在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方面，郑振铎在国内学人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这种首屈一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较早，开风气之先，有倡导示范之功，对其他研究者产生较大影响，如赵景深、吴晓铃等，他们都是在郑振铎的影响下走上研究说唱文学之路的；二是他有关说唱文学方面的藏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其他藏家难以企及的，这正如其好友赵万里所概括的：“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2]

小说、戏曲之外，郑振铎有关弹词、宝卷、鼓词等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十分丰富，这是其藏书的特色与精华所在。他本人曾颇为自得地说：“弹词、宝卷及鼓词向不为收藏家所注意”[3],“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得独多”[4]。

因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郑振铎所藏书籍曾散失、转让不少，因此对其一生收藏说唱文学文献的总量，目前还难以做精确的统计。《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一书反映的主要是其晚年的收藏情况，由此可见其平生藏书之一斑。该书在卷五集部下设置曲、弹词鼓词、宝卷等子目，著录了其说唱文学方面的收藏，其中曲类收录诸宫调1种，俗曲10种，弹词、鼓词类收录289种，宝卷类收录91种。就数量而言，虽然不能与其小说、戏曲的收藏相比，但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了。就其质量而言，其中有不少罕见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厢记》、明彩绘本《目连救母出难地狱生天宝卷》、明嘉靖刊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等。郑振铎去世后，其藏书由家属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得到集中、妥善的保存。

寻访、购藏之外，郑振铎还撰写了不少文章，介绍其个人及其他公私藏书机构说唱文学文献方面的收藏，如《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一文，收录其所藏弹词作品117种；《佛曲叙录》（《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一文收录敦煌俗文学作品及其所藏宝卷36种；《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的其他部分收录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第八才子花笺记》《西番宝蝶全本》《杂歌曲》多种说唱文学作品；《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介绍了其1933年所得弹词、宝卷、鼓词的情况；《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一文则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前30年间说唱文学文献的新发现。

目录的编制之外，郑振铎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说唱文学研究的著述，特别是其《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一书，首次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归纳，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奠基之功，其中不少作品是前人未曾涉及的。此外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等著述也都有专章讲到说唱文学。相关文章则有《敦煌俗文学》（《小说月报》20卷3期，1929年）、《宋金元诸宫调考》（《文学年报》第1期，1932年）等。因在说唱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有论者称郑振铎为“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5]。

2.马廉（1893—1935）

马廉收藏小说、戏曲之富、之精，早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其说唱文学的收藏情况，知者不多或知之不详。其实，他在此方面的收藏也是值得关注的。具体数量据阿英手抄《鄞县马氏所藏弹词及鼓词目录》，有154种。另据潘建国核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马氏特藏”尚有12种弹词、鼓词不见于该目[6]。此外还有两种目录著录了马廉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情况，据张守谦《〈缺名戏曲小说书目〉及其著录的小说罕见本》一文介绍，《缺名戏曲小说书目》收录马廉所藏宝卷、弹词、鼓词66种[7]。《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所收《王古鲁藏书目录》并非王古鲁本人的收藏，实际上是马廉的藏书目录，其中第四、五箱共收录65种弹词、宝卷、鼓词等说唱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马廉在说唱文学方面的收藏还是相当丰富的。

马廉去世后，其说唱文学方面的收藏一部分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分则归其侄子马彦祥。马彦祥去世后，将其捐赠给首都图书馆。

3.阿英（1900—1977）

阿英以古代、近代文学文献的丰富收藏而享誉学界，其搜罗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弹词、宝卷在内的古代通俗文学文献也藏有不少。至于其说唱文学文献藏品的数量，因无专门的目录，难以确知，不过从其《弹词小说丛考》《小说搜奇录》等相关文章的介绍来看，数量当不会少，比如仅《珍珠塔》一书，他就藏有10种[8]。阿英去世后，其大部分藏书由家属捐赠给家乡安徽芜湖，当地政府专门成立阿英图书馆，保存这批珍贵的藏书。

收藏之外，阿英还写有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其《弹词小说评考》（中华书局1937年版）一书是学界第一部研究弹词的专著。其《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版）一书也收录了一些研究说唱文学的文章，其他尚有《女弹词小史》《〈占花魁弹词〉钩沉》等。

4.赵景深（1902—1985）

赵景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文学创作转向通俗文学的研究，其间受到郑振铎的重要影响，他虽然收藏此类书籍的时间比前面所介绍的几位学人晚了一些，但经过多年积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是相当可观的。据其弟子江巨荣介绍，“从严格的版本目录学标准来衡量，赵藏书目中至少有七八十种善本弹词、宝卷、山歌俗曲书籍，仅略少于戏曲、多于小说。还有600种，版本质量虽不高，但因过去不被文人重视，收集庋藏者不多……实际应用上，有很多是僻书，甚至是孤本书，也为这方面的研究者所宝爱。其庋藏之丰富，也足与郑振铎先生比肩，而为他人所不及”[9]。对赵景深所藏宝卷，其子赵易林编有《家藏宝卷编目》（稿本）；对其所藏民间文艺、民俗学方面的书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有《赵景深民间文艺民俗学藏书目录索引》（1984年刊行）一书。赵景深去世后，其藏书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古籍整理研究所[10]。

赵景深不仅说唱文学收藏丰富，相关著述也不少，这一时期他相继出版有《大鼓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弹词考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专著，选编《弹词选》，发表《关于牌子曲》、《大鼓书录》（《新艺术》第1期， 1945年）、《关于〈再生缘〉的续作者》（《安徽日报》, 1946年）等文章[11]。

5.傅惜华（1907—1970）

傅惜华藏书的总量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2000年的清点，共有27423册[12]。其中“有七成左右属集部曲类（包括戏曲、散曲、俗曲、曲艺等）”[13]。至于其中俗曲、曲艺类书籍的数量到底有多少，究竟有哪些珍贵的曲艺文献，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书目和介绍文字，不过从傅惜华相关著述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其曲艺类书籍的收藏是相当丰富的，且有不少稀见的珍本、善本。他曾这样介绍自己的藏品：“个人治理戏剧小说之暇，于俗曲方面之研讨，甚感兴趣。中国各地方俗曲唱本，尝尽力搜罗，勿论曲调类别，时代早晚，镌刻抄写，或排印之本，概皆收之；积至今日，寒斋碧蕖馆入藏者，已充架盈橱矣。”[14]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所编《子弟书选》（1979年刊行）一书就是根据傅惜华子弟书方面的珍藏编选而成的，由此可见其说唱文学收藏之一斑。傅惜华的藏书在其去世后，由家属捐赠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学苑出版社合作，将傅惜华珍藏书籍中的精品分类影印出版，现已出版《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傅惜华藏古典曲艺珍本丛刊》等正在编辑出版中。

收藏之外，傅惜华撰写了一些说唱文学方面的专题目录，介绍个人的收藏情况，如《子弟书总目》就是根据其个人藏品及其他公私机构所藏子弟书文献而成的。他还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了其中的俗曲、鼓词、弹词部分，共30多篇[15]。此外尚有《明清两代北方之俗曲总集》（连载《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1947年8月8日—12月26日）等。他还曾有撰写《中国俗曲总集叙录》的想法，可惜没有完成。

傅惜华这一时期所写有关说唱文学的文章主要收录在《曲艺论丛》（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一书中，其他尚有《“西调”与“小曲”》（《逸文》第1期， 1945年5月）、《太真故事之子弟书》（《逸文》第2期，1945年6月）、《快书概说》（《华北日报》1947年8月1日）等，大多发表在其主编的《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上。

6.吴晓铃（1914—1995）

吴晓铃虽然从事通俗文学研究的时间比上面所介绍的几位学人要晚一些，不过同样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来说，颇为可观。据吴书荫介绍，吴晓铃所藏“各类古籍2272部，6362册，其中明刊本73种，清乾隆以前刊本70多种，多为善本珍椠；清中后期的刻印本千余部，其余都是明清的抄本，不乏珍稀罕觏之本，还有少数稿本”[16]。在吴氏藏书中，以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大宗，其中说唱文学藏品的数量相当丰富，比如仅宝卷就有187种，子弟书也有100多种，《绥中吴氏双棔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一文记载了他这一方面的收藏，论者称其子弟书的收藏“可以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傅惜华旧藏）、台北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鼎足而立”[17]。吴晓铃去世后，其藏书由家属捐赠给首都图书馆。

吴晓铃这一时期所写说唱文学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关于俗讲考也说几句话——就正于向觉明先生》（《华北日报》1947年7月4日、9月12日）等。

此外，周越然、谭正璧、胡士莹、凌景埏、路工等学人也都藏有较为丰富的说唱文学文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私人的收藏之外，当时的一些公共藏书机构也收藏了不少珍贵的说唱文学文献。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例，1928年，刘半农组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其成员有常惠、李家瑞等6人。该组的研究范围为“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谜语、歇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等，凡民众以语言、文学、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一律加以搜集研究”[18]，说唱文学自然也被纳入其研究范围。

按照刘半年所写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拟于一二年内，以搜集材料，并整理已得之材料为主要工作”，其中与说唱文学有关的内容有三：一是“北平孔德学校所藏车王府曲本，现已商得该校同意，着手借抄”,“随抄随校，并每校一种，随手作一提要，由刘复、李家瑞二人任其事，将来拟仿清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之例，汇为《车王府俗曲提要》一书”；二是“常惠十年来所搜集之现行俗曲七百余种，现已商请让归本组，由李荐侬担任分类及编目，并仍由常惠担任继续搜集。其属于北平者，常惠拟另行提出，作系统的研究”,“亦由刘复、李家瑞二人担任作提要，将来拟汇为《现行俗曲提要》一书”；三是“宋元以来小说及曲本中所刻俗字，由刘复、李家瑞二人担任搜集比较，期于短期内，作成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19]。这些计划有的实现了，比如汇编《现行俗曲提要》，编撰《宋元以来俗字谱》等，有的则未能实现，比如编撰《车王府俗曲提要》。

这是以学术机构名义有目的、成系统地进行民间通俗文学文献的搜集，这种搜集是卓有成效的，短短两年时间，就搜集了一大批珍贵的俗文学资料，其中民俗俗曲部分达到上万种，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具有伟大规模、壮阔视野的民间曲艺文学的总搜集”[20]。据一位学人介绍，到1936年，该所“已经藏有弹词一百四十多种”[21]，由此可见其收藏之富。刘半农、李家瑞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1932年刊行）一书主要根据这批资料而成，稍后李家瑞又依据这些资料撰写《北平俗曲略》一书，并选录了部分作品。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傅斯年、顾颉刚的领导下，重视搜集与民间说唱文学相关的文献资料，广为搜罗，收获甚大。在该所的藏品中有不少说唱文学方面的文献，包括潮州歌册、木鱼书、宝卷等[22]。该所还办有风俗物品陈列室，《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风俗物品陈列室藏物》两目著录了其所藏书籍、器物的情况，其中有不少属于说唱文学[23]。

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孔德学校图书馆等藏书机构也受学术文化新思潮的影响，注意收藏通俗文学方面的文献资料，有较为丰富的说唱文学收藏。与个人的搜罗相比，这些公共藏书机构及学术机构对说唱文学的收藏具有人力、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虽然短时间内还无法和个人收藏相比，但它代表着说唱文学收藏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着学术研究的新变，而且为说唱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