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的问题及方法
可以说，80余年来的延安文艺文献资料的整理及研究，尽管经历了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及阶段，以及中国革命及其政治变革的各个过程，也经过了从苏区文艺或革命文艺，到陕甘宁文艺、延安文艺及解放区文艺等不同角度的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且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党的文艺政策、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延安文艺运动、作家艺术家及其创作活动、文艺刊物及其作品传播等类型的文献史料整理及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及其研究领域上的拓展，但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及其理论方法上的学术限制，以及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意识的淡薄等诸多原因，影响或左右了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上的深入推进及其问题意识的深化，并造成了理论方法上的薄弱及其系统性研究成果的欠缺等。
因此，延安文艺史料学的研究应当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如从延安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来看，以往的延安文艺及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尽管程度不同地涉及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但是应当说涉及文艺文献整理研究的重大问题还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空间。如延安文艺文献在中国革命及其“党的文艺事业”建设中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研究；延安文艺文献史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问题研究；延安文艺文献资料与左翼文艺运动资料关系研究；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文化特征研究；延安文艺文献史料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示范性”与“中枢性”影响和作用研究；延安文艺文献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艺文献史料问题研究；延安文艺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关系研究；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文艺文献学及其话语体系中的价值意义研究；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在当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作用研究等。除此之外，如何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延安文艺图书文献史料、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推进延安文艺文献史料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延安文艺文献资料信息化平台，也是涉及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中，以史料搜集要求的“全”与“真”为准则，[14] 来进行延安文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不仅对推进延安文艺史料学的研究，以及延安文艺研究的学术创新有着根本性的价值意义，也是回应当代延安文艺研究学术价值及其意识形态上的质疑，以及回应并与海外中国革命文艺“新解读”等理论方法等展开对话交流的现实需要。因此，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的“全”与“真”，就应当从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及其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说明及证明延安文艺在中国革命历史及“党和人民的事业”中的地位，以及其在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过程中的“示范性”及引领作用，尤其是其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的雏形及其艺术资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及其文化实践的深刻影响。立足于文献搜集整理的“全”与“真”，以回应及实现延安文艺文献搜集整理的完整性、真实性、典型性与可靠性等具体问题；在全面完整收集与发掘辑录、周密考察与鉴别分析的基础上，整理编纂出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集大成资料汇编；认真梳理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体例来源与分布变迁，以及各种类型文献史料的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等，从而在延安文艺及其“新的人民的文艺”研究中，能够依据全面真实的文献史料，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地回答国内某些学者因为文献资料的薄弱或欠缺，在其研究及其作品文本解读上造成的主观误读或牵强附会，积极主动应对海外不同政治文化及其学术立场上对于延安文艺及其艺术成就的质疑与消解，纠正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顺着历史”或历史地阐释延安文艺及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文化价值。
同时，以史料整理编纂要求的“透”与“精”为原则，[15] 在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视野和方法上，超越狭隘的历史理念及简单的政治立场，拓展延安文艺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文化领域及历史空间。例如，受传统的革命文艺历史叙事及其书写方式的影响，或有的延安文艺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编纂研究，明显受地理地域的局限与革命历史阐释的影响，因而整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过于单一，搜集发掘的范围及其对文献史料价值的发现评判过于狭隘，从而也有意无意地消解了延安文艺史料研究的学术性及正当性基础。因此，如何借鉴与整合中外古今历史文献学与文艺史料学的理论方法，以使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建构能够有整体性的超越与突破，事实上成为延安文艺史料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理论方法的中心问题。
除此之外，由于以往历史上的战乱及政治等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以及当下商业化社会的左右与娱乐化文化的消解，不仅造成许多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散佚及缺失，而且造成了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一些新的局限性问题。因此，对现存延安文艺文献资料的全面系统搜集整理与研究，重视延安文艺“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以及延安文艺文献资料的民间钩沉或“田野调查”；关注并利用“未公开史料”的搜集，以及开放历史档案与个人档案的发掘整理，包括互联网收藏市场及其散佚文献资料搜集等，必将能够带来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的深化及全面性进步发展。
因此，本课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借鉴与吸收历史文献学及文艺史料学的具体理论方法，分别从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类型整理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的论述，即总集、别集、丛书、报刊及文艺社团等直接性文献资料，以及传记、年谱、回忆录、工具书及学术史等间接性资料，围绕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来源体例、分布状况、历史变迁与价值利用，包括延安文艺文献资料的鉴别与版本考订、检索利用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史料学研究，以期能够有助于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学术进步，以及填补延安文艺史料学研究的学术空白，从而推进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及延安文艺史料学理论方法，以及其学科体系及学术话语的完善及发展。
[1]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3]温儒敏：《尊重史料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地位》，《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4]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9页。
[5]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6]《“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
[7]丁玲：《文艺在苏区》，《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3期。
[8]雷铁鸣：《戏剧运动在陕北》，《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8期。
[9]梦秋编著：《随军西行见闻录·编后小记》，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107页。
[10]编者：《编选说明》，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2]编者：《编选说明》，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