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初遇

“阿喀琉斯，赶快来帮我一把！”我听到后极不情愿地走过去。我母亲身着白色围裙干活时，我其实并不喜欢去给她搭把手，但那一天我永生难忘，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也意味着我孩提时光的终结。我母亲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仍提高了音量继续叫喊：“阿喀琉斯！阿喀琉斯！”我怕她把我当成一只圈养在马戏团里的猴子那般供她向人炫耀，我熟知这些时候她会有怎样的目光。即便在埃菲尔一家面前，她也希望别人能开口夸我：“他可真俊呀”“莱恰夫人，您真的有让他背诵《拉封丹寓言》吗？”

这都是因为我的名字，何况我是“希腊裔”——实际上我感觉自己更像是科西嘉人，每当我听别人说我是“货真价实的科西嘉小捣蛋”时，我都感到十分愉悦——再者，雷纳赫先生当初选中了我。说来我一直都这么称呼他，从未料想将来某一天我会直呼其名“戴奥多尔”。倘若我的母亲没有一边挽起自己的发髻一边告诉我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绝不可能抓住这个契机。我也许会成为尼斯或阿雅克肖某家酒店的领班、橘贩，或者马塞纳高中的体育教师。我早就决定要见一见雷纳赫先生，但计划尚未实行。我母亲其实也有相同的想法，但她并没有当面向我提起过，这让我非常生气；我依然处在对自己的母亲言听计从的年龄——只要别让我全程站着用斯洛文尼亚语唱整整三小时的复活节弥撒曲……

我母亲居住的房间位于埃菲尔别墅佣人区的二楼，朝向群蚁海角。我的房间就在她隔壁，但面积更小，我们的两扇窗户也并排紧邻，其中我的那扇窗都是尽可能地敞开着。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就着海浪声入眠的习惯。我时常出门溜达，散步时会穿过各个修建工地，这座十五年前人口不到五百人的小小村落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我借了神甫那辆他不怎么用的自行车，在接近午夜零点时骑到了尼斯。我在港口附近的加里波第广场上闲逛，我贪婪地注视着一切，但没让自己成为小偷或是浪荡子。我只是喜欢享受这份自由，不用取决于任何人。成日里跟女佣打交道让我感到窒息，我只想接触一下其他人，跟他们说说话，体验一把不同的生活。我幻想自己是名海军上将，统领着一支舰队，我把自己视为设计师，我想成为拯救法国的将军，想开一家鱼铺，想驾驶火车，想娶一位西班牙舞娘，我把时间都用来给自己编造逸事。如今，这片依然供园丁居住的佣人区拥有最得天独厚的位置，从这里直接就可以下到青岩环绕的海里游泳，而当埃菲尔家族居住在此时，主人的卧房正好位于大花园的中心。在那个年代，将宅邸建在紧靠海域的地方算不上什么考究之举。

在这块已成为园林的地段，埃菲尔安装了若干雨量器、气压计、温度计、地震仪，还有一台坎贝尔日光仪、一台风速记录仪，它们隐蔽在仿建的罗马拱廊以及柱顶的美第奇盆饰后方。对我而言，这些都是带有指针标有数据的玩具。他在花园里设计的点缀性小建筑都极具“科研性”。埃菲尔先生自己会记录仪表上的相关数据，再将其与其他几座气象观测站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那几座观测站都是他修建的，我印象中分别位于波尔多和默东……他一边挥动着图表，一边向自己麾下的所有人论证在座诸位都明白的一个事实：博利厄得益于有利的小气候。生活在这里的人凭借优良的气候状况，能够不怎么费劲儿地活到一百来岁——我母亲听到此处便盯着我看，示意我应该对她表达谢意。当我认识埃菲尔先生时，他的年岁已经无法让他像过去那样骑到马上了，但他一直在彰显自己对运动的热爱，组织了一系列击剑比赛。《小尼斯人》报道过这些赛事，他的朋友们也会靠在蓝白条纹相间的“躺椅”上热情洋溢地观看。我非常喜欢他那艘名为“拉伊达”的船，他悄悄地带着一屋所有人，乘船去郊区野餐。我们在船上小声哼着威尔第歌剧中的凯旋进行曲。

我母亲的厨艺逐步得到认可，最终成为厨房的掌舵人：她擅长统领协调，偏爱菜式的多样性，还创造了不同于巴黎风格的各种烹饪技巧，深得他人敬服。她推行的新鲜食材摄入法深得埃菲尔先生的欢心，因为医生建议后者戒掉浓油赤酱与难消化的餐食。在我母亲的推荐下，他爱上了科西嘉海角的枸橼。他还种植了野草莓、香桃木，以及欧石楠。童年时，我喜欢采摘那些质地坚硬且口感苦涩的枸橼，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一大把，带回去后，接下来的一周把它们浸泡在一个巨大的洗碗石槽中，捞起来后再用沸水煮开，连续加入八杯糖水，将其做成糖渍水果。我母亲会塞一点给当天钓到的鲜鱼做饵料：以前还从未有人尝过它的滋味呢！也许亚历山大大帝是个例外——这是雷纳赫先生某一天说的——当他率领大军抵达喜马拉雅山系时一定会感叹：“莱恰夫人的糖渍枸橼比里海的鱼子酱要珍贵多了！”我母亲听闻此等赞美后并不会脸红，她知道这可是大实话。

我们房间的四壁都用石灰刷成了白色，几年之后我到访过的希腊北部的修道院也有着这样纯白的墙。相较之下，我觉得埃菲尔别墅内部就像一座货真价实的宫殿：威尼斯吊灯、佛兰德斯挂毯、哥特式衣柜、士麦那地毯、堆满整套塞夫勒瓷器的亨利二世式餐桌、随处可见的盛满鲜花的斑岩花盘、藻井平顶、英式城堡风格的木建。一张简易橱式大床上方，悬挂着一柄布勒亲自打造的鳞饰巨型挂钟，这吸引了我的注意。桌布是刺绣的，都上过浆，餐巾雅致地统一叠放。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让人想起这是一座海滨宅邸，也没有任何东西昭示着这里是埃菲尔铁塔那位天才设计师的家。我母亲在埃菲尔家已经变得不可或缺，我在这一时期也一直在接受教育；我在尼斯一家小型高中念书，埃菲尔先生出资买了一辆套车每天早上拉镇上的孩子们去上学……我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辆，还想要一根我在自由城橱窗里看到过的钓鱼竿。有一天我手里拿着零钱包走进那家店，店员意识到我得知价格后去瞅那根最漂亮的鱼竿旁边所标注的长度，便大声笑了起来。其实，自10岁起，我就爱上了铅制玩具兵。埃菲尔先生是这方面的大收藏家，当他没有其他访客时，他会让我打开铅制玩具兵的盒子，把一个个小人儿拿出来摆放在餐厅的桌子上，除此之外，他还给我买了不少。我沉浸其中，让圣女贞德的同袍与拿破仑的精兵一决雌雄，我有二十位马其顿方阵的兵士，这是我的精英部队。许多个夜晚，我都靠摆弄这些小人儿来打发时光：我让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去抓捕圣女贞德，让奈伊元帅冲向大会客厅里的广州花瓶——上面描绘着滑铁卢的农场，我还用口琴吹奏《马赛曲》。我本不该在主人房里玩耍，但我还是在这里寻到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埃菲尔先生借用维克多·雨果的话对我说：“你这小可怜，站在神勇之士面前，静候法兰西军队的子弹，但我只希望你别弄坏我的大瓷花瓶。”对于我能够待在会客厅玩耍这一点，我母亲感到很骄傲，她时不时会专程从厅前经过，手里托着银盘，而我呢，也装作没有看到她。

像许多科西嘉人一样，我们称呼她莱恰，她是家里的小女儿，其实，她真正的姓氏是斯特法诺波利，我母亲从未忘记。在这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埃菲尔家的花园里，午饭快结束时，她突发奇想地站在篱笆旁用她悦耳的嗓音喊出了我的大名。雷纳赫先生闻声抬起头：“在座诸位中有人叫阿喀琉斯吗？我看，他行事有点慢吞吞，这位阿喀琉斯是一只龟吧。”

我在自身的龟甲下露出了鼻尖。他说了一句当天我没能听懂的话：“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阿开亚人带来了受之不尽的苦难，将许多豪杰强健的魂魄打入了哀地斯……”他吸了一口雪茄，补充道：“我亲爱的居斯塔夫，你应该记得，这是勒贡特·德·李勒的陈旧译本，其实这一段用希腊文念起来要好听多了！”随即，他说了一长串希腊语。我之后才明白这是《荷马史诗》中描写阿喀琉斯之怒的头几句。我当时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发呆；他看着我，似乎在等候我能挤出一个微笑或露出一丝蹙眉。“居斯塔夫，看来这位阿喀琉斯不懂希腊语，他想要学习这门真正属于他的语言，不是吗？我都看出来了！我马上就能给他开课，去我新家的橄榄树林吧，我们在那儿有蚁群作伴，正好也喝杯咖啡。”

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当即用希腊语回答“我懂”。我母亲的脸庞瞬间绽放如春天。她并没有故作惊讶地摔碎手里的甜点盘，而是像一个老戏骨那般继续着她手头的工作。戴奥多尔与他即将建成的新别墅所需要的，正是一个会说现代希腊语的年轻男孩。这也是如今70岁高龄的我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正如我这个年龄的所有人一样，我见证过种种惨烈的暴行与卑劣的行径，也目睹了无数的弹坑和死亡；我的朋友当中，有的人因参加抵抗运动而遭到残忍折磨，而我的一些高中旧识却加入了服务纳粹的保安队；还有我母亲的离世，她死于家里配给票的耗尽。今天的我拥有着与当年年迈的荷马同样多的回忆。于我而言，遇见戴奥多尔的那天，依然清晰如昨。

第一次见到戴奥多尔·雷纳赫时，我并未太过害羞。我的懵懂无知反倒成了我的庇护伞。我模糊地知道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聚集着已仙逝的作家、不再有信徒的神祇，以及非凡的英雄。只要能走向他们就能让我心满意足，我甚至坚信，在遇到这个独特的王国之前，我对他们就抱有朦胧的憧憬。在这之前，我只读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还有几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拿破仑生平介绍，那是我在科西嘉岛就读于市镇小学时收到的读物，上面还绘有插图：德阿科莱桥、皇帝加冕礼、滑铁卢战役。我父亲曾花钱买过一些书，之后将这些书连同我的吉祥物口琴一起给了我。8岁那年，我离开了科西嘉岛。在随后定居下来的群蚁海角，我感到这里有着某种混合了神秘岛屿与圣赫勒拿的独特气质，即将落成的那座别墅更是我梦寐以求的圣殿。

外人说我性子机敏、行事狡黠、风趣幽默，那块在建的工地是我的乐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资格入内监工、视察、散步，我就是其中之一，仿佛我也是家庭成员一般。我被要求创作一些相关的画作，于是观察一切就成了我的任务，我在乳品店老板娘、邮差、神甫和整个古典合唱团面前大声说出这座在建别墅的真名“Kérylos”，在希腊语中，它指的是翠鸟。这种鸟会展翅飞翔在海浪之上，它们被视为悲伤之鸟，在文人的诗篇中婉转低泣。

事实上，翠鸟同样也是鱼虎的学名，这是一种独特的飞禽，它们发出的叫声初听起来似乎尖利又自满，而后会变为清脆悦耳的鸣响。雷纳赫家族的三兄弟约瑟夫、所罗门与戴奥多尔依次相差两岁，有着极其规律的年龄差。他们临海修建这座宅邸，就像翠鸟搏击海浪觅食，靠着一根根细枝修筑起自己的窝巢并在此生息繁衍。人们都说这三兄弟虽其貌不扬，却都娶了比他们更加富裕的如花娇妻。我一直认为戴奥多尔·雷纳赫很有头脑，翘鼻赋予了他几分苏格拉底般的气质，双目明亮有神——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她。戴奥多尔讲话简洁易懂，我能立刻领悟到其中要点。他还跟我做了一笔交易：我一周向他寄送两次我的画作，便于他在巴黎也能及时了解别墅的修建进度。

我的第一堂古希腊语课就开始于那天，我还记得周遭的蜂群在一簇簇迷迭香间嗡嗡作响。我母亲借着倒咖啡的由头来看看我的学习情况，埃菲尔一家则在一个角落里闲聊，埃菲尔先生头戴草帽，迈着大步来回跑以测量别墅的宽度。植被已经过修剪，青草的味道扑面而来。塞伯拉斯平日里较安静，但看到主人回来也活跃了起来。我坐在一块岩石上，雷纳赫先生则坐在皮质折椅上，恍如一位占卜者。他的护腿套、袖口和帽子上都沾染了灰尘，白衬衣已经脏得反把黑外衣衬成了浅色。授课时，他并没有上来就讲语法让我打退堂鼓，而是选择了两个词，“民主”与“煽动”，为我讲解它们的区别，还旁征博引，提到了国民议会、选举以及政客的演讲，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兴趣。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总是观察阳光、苍穹与群鸟，或是眺望地平线。十五年后的1917年，我在一辆救护车里与一位负伤的德国士兵用希腊语交谈，他曾在海德堡研究过阿里斯托芬的希腊语喜剧，我们一起背诵了两只青蛙间的滑稽对话，这段对话里充满了各种拟声词，我们还约定待到某天和平降临时再一起朗诵全篇。他把自己随身的小刀给了我，直到今天我都保留着它。这个约定似乎有些天真。要知道就在我俩旁边，有人被锯断了双腿，病毒会随着空气传播，伤口腐烂后那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弥漫其中，我们已经目睹过太多次各自战友的死亡。正因为他躺在破旧的担架上还能随口引用阿里斯托芬的著作，我就不忍心在缺水时扔下他再放任他死去，就像对待其他那些德国佬一样。多年后，当我把这件往事告诉孩子们，他们都略带嘲讽地盯着我。我的小孙儿抬头望着天空，脸上有着几分刁蛮的神色，他小声嘀咕：“再也不会有战争！”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我沐浴着阳光，看到了好多扇还未建成的窗。为了画工地上的门、拱孔和窗洞，我把自己的画册放在了竹制小桌上的咖啡杯旁边，雷纳赫先生拿起这本画册看了看，开口谈起他计划好的各扇窗：这一扇最大，那一扇简单得像个枪眼，这一处应该是楼梯的位置，这间房里他想开三扇天窗，灯笼式的那种。

他提到的这些窗，在我的见证下于之后的几个月内逐一问世。我每天的任务便是将它们画下来。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如何沿着垂直标尺用带固定把手的滑槽开凿窗户，可以从下到上或从上到下，再把长插销嵌入窗框接头，最终的成品极具现代风格，同时也失了古典韵味。埃菲尔先生看到机器内一个小齿轮的转动——这应该是阿基米德的发明——都会赞叹不已。雷纳赫先生与蓬特雷莫利先生已经连续讨论了好几个小时的技术类问题。那一年，我时常看到他们整日里都站在图纸面前讨论：毕竟公元前5世纪时并没有那么大规格的窗，但为了这座彰显古希腊气息的现代建筑还是可以适量增加些原创因素。不过，要在窗户长插销上设计几只海豚图案或狮身人面像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在现代风格的窗户上镶装希腊纹饰，还是完全照搬古代封闭式大理石窗户，这两种选择的可行性都不大。然而，让窗户既具备古希腊风格又能正常开启以晒太阳或眺望大海是一种能让大家都接受的折中方案。这种细微的差别让我着迷。当大家都在工地上时，都乐于自己设计餐具。克里斯托弗宅邸就把罗斯柴尔德男爵馈赠的仿卢浮宫藏品的博斯科雷亚莱珍品重新改成了银色。雷纳赫先生买下了其中符合时兴潮流的几件。但古希腊时代的家庭不会成日里都使用这些满是雕刻的酒杯：在餐叉被发明出来之前，他们需要的是具有类似功能的那个时代的“餐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这便是我的行文语法，我很喜欢。戴奥多尔·雷纳赫与蓬特雷莫利都是这栋别墅的建筑师，他们思虑周全，方方面面都想到了。和我一样，这两位先生也经常打开装铅制玩具兵的盒子以打发时光。头两年的工期结束时，让我震惊的只有一桩显而易见的事实：我看到过的那些地中海沿岸建筑，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还是希腊，都不像翠鸟别墅那样有那么多扇窗，而且，它们的窗户也只会朝着内院方向。戴奥多尔想要处处开窗，这就是他的“古希腊式别墅”与古希腊建筑的主要区别。他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以古希腊风格去创作去构建一个绝对崭新的蓝本。

他的每一扇窗都是一处风景的画框。我也由此意识到我自认为熟知已久的海岸竟是如此绮丽，明白了建筑师的巧夺天工可以把大自然绣成画卷。待在翠鸟别墅那些年，每当我和同龄好友阿道夫·雷纳赫一起干活儿时，我会把所有窗户大大地敞开；还会在最顶层的房间“代达罗斯”或“伊卡洛斯”的内阳台上坐着看云，度过一小时的自在时光。我把别墅的这些窗都画成红色的百叶窗。我有一套自创的水彩画法，类似克洛德·莫奈，根据每天的时辰和四季更迭，把万物幻化为纸上的长条光影。在离开这里之前，我一直都想要打开房间“菲利门”的窗、会客厅的窗，还有书房的其中某扇窗……如果我未曾回到这里，那我永远都不会在我的画册上第十次写下“窗”这个字。今天，我带着自己的最新款柯达摄像机，在这里取景、拍摄、定影，我想最后一次看看我的天地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偏好拍固定的场景，正如在自己家一样，其次，我还喜欢广角拍摄流云。

最让我意外的是我母亲竟然反对以这种方式夺走她的儿子——雷纳赫先生在见到我的第一天就宣布，在施工结束之前，只要有了能住人的地方，我就马上搬来翠鸟别墅住下——我本以为她会对这个提议十分满意。她暴跳如雷。难道她没有能力抚养好自己的儿子吗？科西嘉女性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何况等她上了年纪，她也需要自己的长子侍奉在侧。这些巴黎来的先生们有何权利带走她心爱的孩子呢？我怕她生气，没敢明着顶撞她。明明是她自己把我推向戴奥多尔·雷纳赫的，她几次三番地跟我说过她喜欢这一家人与这栋新别墅，他们也喜欢我的画作。她觉得“戴奥多尔先生”付给我画画的那点报酬与我花在上面的时间并不相配。我暗中思忖她是否真的在指责他有些吝啬：在科西嘉的时候，我母亲并不认识任何犹太家庭。她还跟尖酸的乳品店老板娘讲了一些让我深感羞愧的话，她摆出一副狡黠的神态，说雷纳赫这一家人“贪得无厌”，这番话点燃了我的怒火，我立刻为自己的恩人进行了辩护。我母亲最终明白我主意已定，不可转圜。一天早上，她指着我放在床脚的一堆书问我，“这些玩意儿都是你那位雷纳赫先生给你的吗？你的房间越来越像一处狗窝”。随即她把这些书扔了出去。我当时已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年龄。最终埃菲尔先生介入了这场争吵将我和母亲分开。他对我说我不该在我母亲面前高声叫嚷，同时，他也单独找她聊了聊，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她没有再对我说半个字。一年半以后，她终于放手，让我带着自己的画册和铅制玩具兵离开，这些让我引以为傲的玩具兵是埃菲尔先生给我的，来补充我“统率”的维钦托利高卢部队。那座别墅还无法住人，但我成了第一个在此有房间的人，就位于佣人区底楼的走廊尽头。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张行军床、我的绘图用具以及自己手洗的几件衣物。我就像待在一座观察站，每天可以去为工人搭把手，给做饭的厨子帮帮忙，也可以四处查看，监督楼层的施工进展。我本以为得耗费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工，但事实上，修建的进度很快：当油漆工开始粉刷底层的各间房时，高层都还没有建好。图纸是那样详尽和精准，工人们只需按部就班按图索骥去做，甚至不存在犯错的空间。置身屋内，我感觉像身处一艘船的内舱，又或是虚浮在主桅顶端的一颗泡沫里。有若干个冬日，海浪汹涌，岩礁充当了民居的庇护伞，我会花上很多个白天来清洗沾染了海盐颗粒的玻璃窗。我感到精疲力竭。我母亲每天都会吩咐我做一些埃菲尔家的活儿，譬如擦拭银器、给皮鞋擦油，她有一套自己信奉的原则，即孩子们都是上帝派来人间供父母差遣的，一旦她叫我做事而我行动不快时，她就会冷冷地瞪着我。我的第一条长裤是雷纳赫夫人——不是我母亲——在位于尼斯的“巴黎铃兰”门店给我买的，她选的那一条材质轻软又保暖，我都不敢把它带给博利厄的小伙伴们看。在翠鸟别墅这个“独立小王国”里，我可以穿得如王子般四处晃悠，我很高兴，终于有一家人能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我。居斯塔夫·埃菲尔也许是头一个意识到我待在雷纳赫家做零活儿的这段日子有助于我身心健康的人，我很有天赋，他也会指导我进行基础性学习。此外，他还给了我一些铜器和鞋膏。我母亲因为我而格外长脸，她总是跟我絮叨：“埃菲尔先生已经告诉我了，这位雷纳赫先生学识渊博。”她心情愉悦，会把“渊博”二字的发音拖得很长：“学识渊——博——，儿子，我就知道，你早晚会出人头地，成为某个……大人物……”由于她说不出究竟是怎么样的大人物，我便笑话她，她也会跟着我笑成一片。

15岁那年，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位风趣热忱的戴奥多尔·雷纳赫究竟为什么会被称作窃贼。他到底抢掠了谁？为什么公证人和神甫把他视作骗子？他是受雇于敌人的奸细吗？在其他人嘴里流传着一个没人敢讲给我听的故事。我挺倔强的，觉得自己一步步走近这个家庭后，会明白他们为什么、如何、从何时起变得如此富有；我自己进行了一番调查——我只看到了一位热情真诚的绅士，他与我谈论那些遥远的国度：俄罗斯帝国的江河纵横、锡兰的巍峨群峰、爪哇的王朝更迭、法兰西共和国的风云岁月、贯穿阿拉伯地区的沙漠商队、神祇间的爱恨纠葛，以及那位独裁者。他迫切想要教给我许多东西，让我自己去发现这个世界。我欣然接受。每个周六，我回到母亲身边，帮她干点活儿，为了让她高兴，我还同意时不时陪她前往尼斯的俄式教堂参加周日弥撒。复活节那天，在她面前我可以穿那条略微浮夸的裤子，以及阿道夫·雷纳赫不要的那件偏短的上衣。我会在上衣口袋里放一条折好的手绢做装饰用，再别上一根借来的领针。她站在一旁，用让我不寒而栗的目光扫我一眼——我已决意要迎难而上——然后过来抱抱我。

学习古希腊语意味着要掌握大量语法规则。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煎熬。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能不间断地学上五六个小时，并誊写接下来要学的文本，再独自一人试着背诵。夜里，我会梦到那些长着各种小尾巴的希腊语单词，它们沿着我的枕头列队爬行。我记得那些让雷纳赫一家都倍感震惊的碎片式画面，但我从未体会过学习一门语言时感到自己跨过了那条界线的瞬间：障碍消失，这门语言的逻辑和美好，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自然且简单。柏拉图的古希腊语对我来说是一片崎岖的原野，我行走于其中，双脚鲜血淋漓。但我绝不放弃。我想得到他人的慎重以待。沉浸在书本中好几天后，我又禁不住外出了几次，我特别想沿着一栋栋海滨建筑去看看这座城市和路旁成排的树。我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是一辆德迪翁布东，我用自己挣的钱买的。虽没有任何人监视我，但当我骑着它在夜色中的尼斯畅行时，想要逃离的愿望油然而生。每蹬一脚，我就继续背希腊语的性数变化，或吟诵诗句，还试着感受重音。我没在书本上读过德摩斯梯尼的演讲，于是偷偷作弊，去找了译本，我知道没人帮得了我，所以我要拼尽全力保住自己在雷纳赫家的一席之地。我犯错时会引得他们发笑，这使我感到愤怒，但戴奥多尔总是很和善。他感到了我的不悦，就给我上了几节历史课，我很喜欢听他讲述斯巴达勇士的反抗、马其顿的菲利普发动的战争、大流士大帝的功败垂成。我也会向他提出种种问题，关于舰队、舵手、三层桨战船，我迫切想知道这些小船如何装得下那么多士兵。当时的人就有此等智慧吗？我抚摸着塞伯拉斯思考这个问题。萨拉米斯海战曾发生于“如阴郁脸庞的黑夜中”，后来的人又是如何得知当时参战船只是什么样呢？我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我可以用希腊语复述战况。无数次惊涛拍岸后，一切都烟消云散，就像我脑海中一袭长浪呼啸而来之后归于平寂，今时今日的我再也无法回忆起18岁那年的所知所记。工人们已经打好了地基。我也现场画了地下层的房间和过道：因此我确信地下并不存在任何暗室或密间。这也为我今天这次回访省下了不少时间。蓬特雷莫利先生就像我后来迷恋的好莱坞大片中那些服务于法老的建筑师一样三缄其口。但我早就把所有图纸拿在手里看过了。这个早上，它们通通都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每当雷纳赫先生给我开历史小讲堂，讲述犹太民族的曲折历程时，我都能理解他。如若他会拍电影，那他一定会是电影诞生之初的伟大导演之一，会在维克托里娜的摄影棚里创作出若干部法式历史长片。他给我看书本上的铸币图片，和我谈论所罗门的神庙、七支烛台、装有《摩西十诫》的约柜——柜子上还立有两尊纯金打造的天使塑像。他给我描述铜海，希伯来人在里面沐浴。他手舞足蹈地为我模仿萨巴女王，聊到犹太人被囚禁于巴比伦或金牛犊神像，他更是会情绪激动地站起来。他还向我解释克利斯提尼——这是个多么古怪的名字——时代雅典的改革以及帕埃斯图姆的古希腊神庙建筑，我由此获知：最壮丽宏伟的古希腊神庙都位于如今的意大利境内，《旧约全书》讲到了希伯来人，犹太人在别处焚香而不在圣像面前。我听闻会震惊两分钟，随后反应过来我也可以把这些新知识拿去唬一唬我母亲和乳品店老板娘。

在高中预备班，我很快就成了班级前几名，母亲向来自信满满，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奖励我任何东西。她只是摆出一副女管家的高冷面孔，轻描淡写地说：“这倒是不错，继续努力。”我感到这不公平：所有人都赞美她的厨艺，她闻言会骄傲地昂首，像一只得到糖块的小动物。我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时刻的她，我也取得了进步，可她却对此一声不吭。一天，她出门拜访法妮·雷纳赫，力图向后者解释她把儿子借给了他们家，也许他们该付一笔钱给她。雷纳赫夫人只是看着我母亲，并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我母亲扯着嗓子气急败坏地把此事告诉了我。我感到羞愧。但她也有自己的苦衷，我站在她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了一下，我们娘俩的处境的确非常诡异。我母亲大肆控诉戴奥多尔和法妮的贪婪，还去向神甫诉苦。我害怕这些风言风语传到翠鸟别墅之后我会被解雇。她告诉我，我父亲有个兄弟在省政府当园丁，他可以为我找到一些短工零活儿并拿到报酬，她让我去投奔这位叔叔。我伤心地哭了。其实我也明白，自己的希腊语和历史水平还没有好到可以留在雷纳赫家的地步。接下去那段时间，我经常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