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野蛮暴行波及翠鸟别墅
我当初应该离开翠鸟别墅前往国立美术学院参加选拔考试，蓬特雷莫利一直鼓励我去做这件事，在那里学生可以学到“权威的建筑学”，这也是他自己一直从事的行业。这样的话，我就能更早成为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该是自由的。我当初应该带走我的一生挚爱，而不是把她拱手留给别人，我应该带着别人给我的以及我在希腊亲手发掘的宝物一起离开，这样的话，我如今就该是著名考古学家了。我应该毫无愧疚地离开，不怀有任何一丝对雷纳赫家族的感激之情，当我无法带走挚友的遗体时，我就该离开，我早该离开了，且不用对他们道谢。早在我像甘迪德那样被赶出森特·登·脱龙克男爵府之前，我就该快刀斩乱麻火速走人。但我选择了留下，就像被卡利普索囚禁在岩洞中的尤利西斯，来到淮阿喀亚人国土的尤利西斯，被瑟茜下药的尤利西斯，无法从特洛伊木马的马腹中逃离的蠢笨的尤利西斯。但今天，迈着小步重回这里的人，是我。
这座圣地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摧残与亵渎。1914年后，我认为自己已经见证过人间至暗。战时，我感到自己险些就要与那帮摧毁文明的魔鬼狭路相逢，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在雷纳赫家族所接受的教育完全相悖：当德国人放火焚烧兰斯大教堂时，我本以为那已经是他们恐怖行径的顶峰了。我的朋友安德烈·佩扎德告诉我，有好几个月，他像鼹鼠一样在沃屈瓦山丘的地道中东躲西藏，在老鼠成群的腐尸堆里匍匐前行，就是为了能在德军挖掘的军事坑道下方埋布地雷。在那整整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一次也未见过蓝天，终日里呼吸的都是死亡的气息。但他福大命大，总算是熬过来了。之后，他在意大利生活至今，只对美好的事物感兴趣，他靠着翻译中世纪的诗歌为生，并不愿过多提及他的过往经历。
我不曾料到近三十年后，我将再次见证野蛮群体的逆行倒施，也未曾料想，我将亲眼见到我熟知并深爱的那些人以难以言喻、无法描述的方式死去，之后，所有人都对此保持缄默。这种沉默在今天终于有了冰消雪融的迹象，有那么一丝苗头，但还没能破除坚冰。
刚才，我在爬楼梯时，注意到了一个我此前从未耗费过心思的细节：“会客厅”是所有房间里最漂亮的一间，在其尽头有一座祭台，当阳光投射在上面时，过往的人便能一眼看到被精挑细选后雕刻在上面的铭文：致未知的神。我想，这或许也是翠鸟别墅的献辞。我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它：于我而言，上帝一直是未知的。我偶尔也向其祷告，乞求他让我与阿丽亚娜重逢，尽管我已永远失去了她——或许是因为在精神世界里，我太过简单与贫瘠，他从未听到我的祈祷，他对我的痛苦放任不管。
我获悉的关于雷纳赫兄弟的第一件事便是他们三人十分和睦团结，并且，有一个记住他们名字的简便方法：约瑟夫、所罗门、戴奥多尔，把三人名字的首字母挑出来可以组成一句口号“Je Sais Tout”（我无所不知）。他们象征着科学、艺术、文学、政治——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缔造法国的根基。
约瑟夫担任国会议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只要他有相关意向，他本来还可以成为教授、发明家、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哪怕是共和国总统，或者议会主席，这些职位也没有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所罗门和戴奥多尔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们身穿绿色制服，隶属于其中的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外人谈论他们时通常一句话里能出现两次“尊敬的大师”。
至于我呢，我母亲是厨娘兼女佣，父亲是园丁，但不是园丁头，我很快得知自柯尔贝尔——这个人我倒是知道，小学老师曾讲过——时代以来，法国就拥有了这类精英荟萃的学术机构。公证人替我迅速草拟好一份院士名单，上面唯一一个我在学校时就听过其大名的是商博良，但对我来说这足够了。此外，戴奥多尔当时也是众议员。
神甫面带微笑，总是将住在那栋别墅里的人戏称为“‘我无所不知’三兄弟”，继而发出尖利的笑声并转身离开。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我也听说了所有那些能够料想得到的玩笑：“雷纳赫三兄弟什么都知道，但他们对别的又一无所知”“那仨博学机灵得就像三只泼猴”“这是Orang，那是Outang，紧跟着他们的小矮个是Orang-Outang”“那就是一群猴子，不骗你，博学的猴子，他们娶了同样博学的母山羊”“每天晚上，他们都会被塞进搁板上的三个广口瓶里”……这些嘲讽他们的话在巴黎蒙马特的酒馆里传得到处都是。伴随着流言，他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曾见过一些讽刺漫画，还有那种丑化玩偶，把我亲爱的雷纳赫先生刻画成了一只猴子，脖子上挂了幅标语牌“睡觉的戴奥”，第一眼看到时我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因为这与翠鸟别墅某个谜团有关，戴奥多尔本人曾画了个类似睡帽的东西，上面写着他的大名“戴奥多尔”[1]。这一家人遭人嫉恨，其实不在于他们的博学、权势或各方面的天赋，仅仅因为他们继承了大笔财富。如果他们生得蠢笨一些，继承财产这件事或许也不会那么招人眼红。我得承认，当时这些调侃的确有逗乐我，但我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现在想来，我才是那个有些蠢笨的人吧。
“我无所不知”——这是一种羞辱，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就像所有那些真正的天才一样，雷纳赫家族的三位先生也写了很多声明，宣称自己懂的东西不多，也承认自身存在缺点。我找到过戴奥多尔对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作品的评论：“我收回前言，今天我还是重拾自己最初的判断……”在他们的论述里，类似这样的语段不胜枚举，这甚至是戴奥多尔曾教会我的其中一课：把“我无所不知”挂在嘴边的人并非真正的智者。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听到他用这样的句子来作为当天教学的结束语：“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在他们尚年轻时，尝试着去了解一切也许是可能的，可是，在人类已经登上月球的今天，再也不存在真正全知全能的人。之后，我明白了“我无所不知”这个绰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暗含着恶毒、羞辱和轻蔑。在接触到雷纳赫家族之前，我对德雷福斯案件全无所闻。约瑟夫的儿子阿道夫·雷纳赫与我年纪相仿，就差几天，他对政治充满兴趣，我与他成了好友。他曾试着为我详述这起案件，一边说一边在厚厚的册子上勾画出各个涉事人物。15岁那年，我终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大致听说了这起轰动的事件，而一切喧嚣都早已尘埃落定。我甚至不知道“谁是犹太人”这句话在当时有何意指，我不敢断言如今的我对此事的认知是否有些许长进，但我能肯定的是，当年那些调侃再也无法让我笑起来。
那些嘲弄、讽刺漫画，除了播撒仇恨的种子，压根儿一无是处。对德雷福斯上尉展现出的憎恨也会蔓延到各个领域，乃至无处不在。有的人压低嗓音，一边诽谤他们，一边恭维他们，说这些人是天才，是善人，是风雅才俊，同时又说这些人是窃贼，是伪君子，是造假者，是“异乡人”。在巴黎发生过的一起丑闻曾波及他们。我感觉没有人能告诉我全部的真相，便去问我的母亲，她宽慰我：“这里的老好人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自己去打听了一下，再没有比那家人更好的了。孩子，你就去为他们家干活吧，我什么都不会说。”
翠鸟别墅，我也猜不透它对我——并且对他们——而言，是否真的位于人间与地狱的交界处，我来到此地，是因为我早就决定要征服这里。岩石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也没耗费多少时间来翻越栅栏。我依然是个孩子，但我也同样是一个有些许自满的小大人。在刚开始修建的头几个月里，雷纳赫先生经常来此视察进展，并下榻在一家名为“盎格鲁宫”的酒店，这家酒店的名字用大写字母拼写，位于火车站前方，偶尔有几次，他也住在大都会酒店或布里斯托酒店。他会让人提前预订酒店整个一层的房间，入住的时候，陪着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儿、孩子们的英语和德语家教、近身女佣、管家，以及提在篮子里的猫狗。今天的人们似乎无法想象这一盛况。雷纳赫先生当时比电影明星都还更出名。在那些冬日里——毕竟这里四季都温暖如夏——前来蓝色海岸住上几个星期的名流中，媒体会专门报道他，这对于参与别墅修建的穷人和工人来说是件好事。据说他的六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位单独的贴身男仆，且各自都有一位辅导教师，约瑟夫、所罗门和戴奥多尔这三兄弟当年升入高中念书之前也都是如此。当“雷纳赫先生”辅导我落下的功课时，我都是用他们当年的笔记本进行学习：有人会专门为他们提供已经梳理成文的课堂笔记，他们照着这些笔记单独学习便可，之后老师们会再花几小时与他们面对面沟通讲解以确保他们把所有内容都理解消化了。三兄弟的父亲创造了这种反向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同时也能让他更好地监督这天才般的三兄弟。因此可以想象1902年我在自由城——这里是我母亲都看不上的渔民聚集地——旁边一座挤进了许多天潢贵胄、痴女名伶的村镇里所接受的教育。并不是居住在这里的所有村民都会每周去趟尼斯，他们在大型宅邸或是酒店里工作，形成了一拨物质贫穷、热衷于飞短流长且又喜爱附庸风雅的小圈子。我母亲说过，十年内鱼贩子就能将鲂鮄和鳎鱼的价格翻上三倍。
我见证了别墅的修建全程，一直到1908年的落成典礼。那天，没有优雅的法妮·雷纳赫手持金质小剪刀举行的剪彩仪式，不见任何摄影师受邀前来，尼斯的犹太教士也没在正门前方祷告祈福，更没有一个人唱起波塞冬赞歌。若干衣橱尚未被搬进各间卧房，打包的数座书箱还没来得及开箱整理，窗帘也没有被挂上，但雷纳赫家族已经前来入住：这意味着翠鸟别墅正式投入使用。
我当时是个自视甚高但又知之甚少的人，幸运的是，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便学着往好的方向改变，并对此谨记于心。年复一年，我累积创作了几百幅画，并将里面的绝大多数寄到了雷纳赫家族位于巴黎的宅邸，我自己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图上绘有建筑基底、碎石堆中用柳条围起林木的护树工程、运抵工地的岩块与梁柱、油漆工和纤维灰浆粉刷工的作业、交付的织物……在我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之前，这是他们给我的命题作业，也是我成为有用之人的开端。“萨瓦省众议员”“法兰西学院的戴奥多尔·雷纳赫先生”并未使我感到胆怯。以博利厄当地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先生个子不高、身穿大衣、留着山羊胡、身形有些许佝偻、衣袋里总是露出一本书，他不是凡人，而是一位大人物。当我看到他住在自己雇人修建的那栋别墅里时，我仅仅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普通男人。我一开始就非常喜欢他。
翠鸟别墅成了这座城市的主要吸睛点。我尊重它，将其视为居家之所，尽管雷纳赫家族与我没有血缘亲情。而后，我经历了两场战争，见证了若干朋友因此殒命，也见证了炮火硝烟催生出的伤员和英雄。在这座用古老文明装点的建筑里，我还见证了野蛮人如何劣币驱逐良币。德军对摩纳哥也并未手下留情，据说他们洗劫了自由城最富丽堂皇的盖尔别墅，还抢掠了另外两三处供他们安营扎寨的宅邸。于连·雷纳赫是戴奥多尔的儿子，我自童年就与他相识，当纳粹前来拘捕他时，我也在场。他比我年轻五岁，总是来看我的画展，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艺术家时，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如今，他的声音依然回荡在我耳畔：“阿喀琉斯，你这是要从健身达人转向立体画派了吗？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于连一向神情严肃，因而在他25岁时，他看起来比我都年长。在那段艰苦时期，戴奥多尔到死都不愿再见到我，他却继续和我来往，与我亲如弟兄。他担任最高行政法院委员，将毕生都献给了法律与“比较法学”研究。当他抽出一点时间来跟我们聊他的研读领域时，那着实非常有趣。他在1940年被任命为最高行政法院委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被“事实上”解除了公职，仅仅因为当年十月颁布的《犹太人法案》。在那不久之前，我们曾聊过，当时，他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斟字酌句地对我说：“你瞧，我经过激烈竞争走入这个体系已经二十年了，我曾是最高行政法院一名年轻的助理办案员，那时我对共和国满怀赤诚，你也知道，按照工龄，他们必须任命我为委员，之后，他们却让我直接担任名誉委员，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诌。”
之后的某一天，当他在图书馆里翻译古罗马法学家盖乌斯的著作时，他被带走了。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十字军功章并没能保护他免受法国警察的拘捕。
他被关押在德朗西。他的妻子丽塔亲自去找当局要求与丈夫团聚。难道她不知道这么做会让他们夫妻俩都没命吗？就像她丈夫的兄弟莱昂与其妻比阿特丽斯的遭遇一样，尽管莱昂的作曲家生涯才开始没多久……
于连告诉我他在德朗西曾见过蓬特雷莫利的某个儿子——这位建筑师的两个儿子都在1944年罹难。他们见面时聊过什么呢？应该有谈到翠鸟别墅以及各自那些幸福时光吧。最高行政法院是这个国家级别最高的机构之一，所有在那里拥有一席之地的工作人员都需为全体公民保障法治的完善——当于连·雷纳赫说到“公民”一词时，我想到了雅典，或许他也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多佩戴黄星标志，他们是法国公民，也受法国人的监督。于连被秘密安置，随后被装在一辆牲畜车中运抵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他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在被盟军解救出来后，他带着严谨的态度满怀赤诚地重操旧业。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1] 与“睡觉的戴奥”法语读音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