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体小说

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政权，新政权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让一切重新开始，社会需要的不是“对历史的记忆”，作家关注的是“国家、人民、阶级的整体力量”，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所以传记文学一度处于“被冷落的地位”。[1]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些形式主义文论家们后来才被迫转向传记文学创作。不过，这或许也成就了俄国传记文学的繁荣。传记文学甚至是传记文学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俄国文学界一度兴盛起来。譬如艾亨鲍姆的《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1922）、《安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和《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1924），以及迪尼亚诺夫的历史传记《普希金》（Пушкин，1928）、《丘赫利亚》（Кюхля，1925）和《瓦吉尔—穆赫塔尔之死》（Смерть Вазир-Мухтара，或译《公使之死》，1928）等都是文学界耳熟能详的传记文学，一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什克洛夫斯基在评论《名人传记》丛书时说过，“传记的成功首先取决于选入书中的事实和分析的方法”[2]。

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文学类别纷繁复杂，有自传体小说，也有文学回忆录，其传记文学几乎占其总创作量的四分之一。他笔下的一系列传记作品构成了对其自己的心路历程，对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以及对一些伟大历史人物、艺术家的生平与创作的高度艺术性展现。传记文学是什克洛夫斯基文学创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什克洛夫斯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体裁之一。以下我们重点探讨什克洛夫斯基传记文学的主要诗学和美学特征，同时考察其传记文学与艾亨鲍姆、迪尼亚诺夫等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兼作家的传记文学的创作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