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试律对唐诗的崇尚

清代帝王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多次试图在科场中加试诗歌，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试诗题目为《省耕诗》，康熙五十四年廷议，试图在常科中加试诗歌，乾隆二十二年科考中加试诗歌，将科考试诗制度化。清初诗学虽较为繁盛，大家涌现，但由于科场长期以来对八股文的强调，普通人对诗歌疏于研习，因而加试诗歌之初，大多数人难于下笔，据清初卫既齐所述：“自制科以经义取士，士皆以全力用之经义，而余力乃及于诗。夫诗未易言也，虽有别才异趣，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今世儒者呫哔为举子业，往往以羔雁所资，生平精锐之气于焉毕竭。及其寻诸诗也，譬犹镞南山之竹，洞胸穿札之余，辞鲁缟而饮石，其难为劲也。”[24]举子穷其一生，致力于经义八股，无暇顾及诗歌，作诗水平普遍下降，难于作诗已经成为常态，因而清人多认为，举业试八股是妨碍诗歌创作的直接原因，如毛张健在《试体唐诗序》中言：“近代制科专尚时文，……特为功令所束，不得不殚其心力于斯；间有一二瑰异之士，欲从事于诗者，父兄必动色相戒，以为疏正业而妨进取。”[25]《唐诗类释序》中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自胜国八股之制定，操觚者皆以诗为有妨举业，概置不讲。虽海内之大，不乏好学深思，心知其义，而穷乡僻壤且有不知古风歌行、近体绝句为何物者。风气至此，亦诗运之一厄也！”[26]诗妨举业成为清人的共识，甚至偏远的地方不知道诗歌为何物，不仅普通士子不会作诗，就连庶常馆的教习对作诗也颇为生疏，如金甡在《诗林韶濩选评序》中言：“曩自乙丑至辛未三科，尝充庶常馆小教习。见分课诸君于诗或有难色。”[27]疏于作诗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即便是乾隆二十二年加试诗歌之初，清人对诗歌创作也是陌生的，据苏宁亭《唐诗说详序》中载：“丁丑秋，余自川归来余年，与衿士会谈间，茫茫此道者十有八九，心甚恻然。”[28]但科场试诗并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稍有停滞，相反，清代科考加试诗歌后，不仅在乡试、会试中试诗，还迅速推广到各级考试，连翰林院也热衷于此，任联第在《七家诗辑注汇钞序》中曰：“我朝试帖著为功令，学者童而习之，自乡会试以至词馆诸公莫不潜心致力于此，是以名流辈出，远迈前人。”[29]诗歌在考试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仕进之后，翰林庶吉士也以诗歌为考察方式，据程含章所云：“国朝取士，八股之外，最重律诗。迨登第后，月课散馆大考，则置八股不用，惟试诗赋，一字未调一韵未叶，即罢斥不用，何等干系，诸生童可毋急学之哉？”[30]诗赋不仅关乎考生的仕进，还关乎官员的仕途，如此重要的作用，清人不重视诗歌也难。

试诗的重要性及研习诗歌的紧迫性，必然要求在学习中有所参照，因而，清代试律选本应时而生，清人所选唐代试律诗选本大量涌现，孙琴安先生在《唐诗六百种提要》中记载了大量的试帖诗选本，薛亚军的《清人选评笺注唐人试帖简说》中提到的试帖诗选本有15种，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所提及的试帖诗选本有30多种，这三处所记载的唐代试律诗选本互为补充，这些选本产生的时间，大致集中于两个时段。

（一）康熙五十四年前后，康熙五十四年廷议科场加试诗歌，虽最终作罢，但却产生了大量的试帖诗选本，有臧岳的《唐诗类释》，牟钦元的《唐诗五言排律笺注》，蒋鹏翮的《唐诗五言排律诗论》，鲁之裕的《唐人试帖细论》，吴学濂的《唐人应试六韵诗》，叶忱、叶栋的《唐诗应试备体》等，毛张健的《试体唐诗》与陶煊的《唐五言六韵分类排律选》为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二）乾隆二十二年及之后，有张尹的《唐人试帖诗钞》，王宝序等的《唐律酌雅》，徐曰琏、沈士骏的《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等；乾隆二十三年的刊本有秦锡淳的《唐诗试帖笺林》，王锡侯的《唐诗试帖详解》，沈廷芳等的《唐诗韶音笺注》等；乾隆二十三年之后的选本有李因培的《唐诗观澜集》，纪昀的《唐人试律说》，苏宁亭的《唐诗说详》，陶元藻的《唐诗向荣集》等。这些选本主要选入唐人应试诗作，部分兼选应制之作，体现出明显的宗唐倾向，如毛张健《试体唐诗序》中言：“后之为诗者，舍唐则蔑由取法焉。盖上悬之为功令，有以鼓舞天下之士，俾习之者专而传之久且远者如此也。”[31]试律取法唐诗，鼓动天下士子都学习唐诗，唐诗继承了风雅的传统，名家辈出，诗歌鼎盛，后人多肯定唐诗的正宗地位，宗法唐诗。清人后续编选的七家试帖、九家试帖，也体现出对唐诗的正宗地位的推崇，如所载“纪文达公撰《我法集》，神明规矩，开示学者法门。吴谷人祭酒以沉博绝丽之才，与王铁夫诸人结社相唱和，于是九家诗出焉。峨眉张熙宇又有七家诗之选，……各具典型，一归庄雅，根柢于唐人之五言，惨淡经营，以臻其妙。名为试帖，实具唐音，故学者宗尚焉。其余诸刻，则等诸自桧以下矣”[32]。唐以诗取士树立了典范作用，清人试律以唐诗为参照，评判以唐音为标准，不管是否达到唐诗的水平，宗唐的方向都是确定的。

而清人编选这些选本的目的很明确，为教士子作诗，在科场试诗之前，毛奇龄编选《唐人试帖》时就说：“暨归田十年，日研经得失，桑榆迫矣，尚何暇及声律事？客有以诗卷请教者，力却之。康熙庚辰，士子下第后相矜为诗，曰：吾独不得于试事已矣，安见外此之无足以见吾志者，必欲就声律谘询，可否？不得已，出向所携《唐试帖》一本，汰去其半，且授同侪之有学者，稍与之相订，而间以示人。”[33]起初，毛奇龄显然没有意识到科场会加试诗歌，因而疏于研习诗歌，以经义为重。士子落第之后开始重视、崇尚作诗，这显然是表面原因，此时试律虽未成为常科，却也几经试诗，清人显然是嗅到了这一信号，因而开始重视诗歌。纪昀编《唐人试律说》，目的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唐人试律说序》中说：“今岁夏，枣强李生清彦、宁津侯生希班、延庆郭生墉及余姊子马葆善，从余读书阅微草堂。偶取其案上唐试律，粗为别白，举其大凡。诸子不鄙余言，集而录之，积为一册。”[34]试律成为士子的必学科目，清人研习试律所用选本，大多为唐人试律之作的选本，宗唐观念必然会有所增强，唐人试律选本的大量出现，使清代士子在学习中以唐为宗，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增强了清人的宗唐观念。

随着试诗时间日久，清人研习试律时间越久，对试律的熟悉程度逐渐加深，因而，在选编唐人试律之作的同时，注重编选当代的试律诗作，如吴廷琛为《试律丛话》作序时说：

试律于诗为末务，然功令以之取士，第一场次时文，后至于庶常馆课、大考翰詹，皆以是觇其所学，固未可薄而不为也。国朝名公巨卿多工是体，曩吾师河间纪文达公有《庚辰集》选本，上下六十年，鸿篇佳制无美不备，注释详明，评论剖析一归精密，一时应举之士及馆阁诸公无不奉为圭臬。……同年长乐梁茝林中丞，素好为诗，于诸体无不工，以其余绪辑为《试律丛话》八卷。其所征引，得之家庭传习、师长渊源，口讲指画，皆有法度，足以续古人之慧命，标后学之津梁。[35]

清人明确认识到试律诗与平日诗作的区别，但又不得不作功令诗，各级考试大都以试律为重，纪昀的《庚辰集》为试律选本中的精华，且注释详明，是初学者的门径，因而被清人奉为圭臬。梁章钜的《试律丛话》是试律讲习的经验之谈，遵循试律的源流，秉承前代试律选本之旨，值得举子学习参考。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就时间先后，及选本影响力论述试律诗选本源流，首先提到的是康熙年间毛奇龄的《唐人试帖》及纪昀的《唐人试律说》，之后便涉及清人所选当时文人的试律之作。

至试律之选本、稿本，则毛西河奇龄有《唐人试帖选》，纪晓岚昀有《唐人试律说》，又选有《庚辰集》，以理法为主，而工巧次之，皆为乾隆时人之作，……九家试帖之后，又有七家试帖之选。……合成为后九家试帖。是皆选本而近稿本者。其余蒋云簪泰阶：《纸窗竹屋试帖》，卞雅堂斌：《静乐轩排律》，李许斋华：《兰陔草堂试律》，王鱼树克峻：《三辛集》之类，不一而足，难细纪也。[36]

清人所作的试律诗作也颇有影响，如纪昀的《庚辰集》《我法集》、翁方纲的《复初斋试律说》、法式善的《同馆试律钞》、王艺斋等的续钞，是乡、会试及朝考、召试、馆课之作；金甡的《今雨堂诗墨》以八股文的作法讲解试律；王芑孙所选《九家试帖》是乾隆末年文人的会、课之稿；之后又有“七家试帖”“后九家试帖”等。商衍鎏所提及的试律选本，主要是唐人试律选本及时人乡、会试及馆课之作，可见，不仅唐人试律选本有影响力，时人试律之作在清代也颇有影响。清光绪年间林豪所作《文石书院续拟学约八条》中记载：

自乾隆二十二年，文场始加试帖一首，排比声韵，法至严密。……大抵试帖之上者，莫如有正味斋，而九家诗次之，七家次之。要必汰其不合时式之作，而选其尤佳者数十首，以便揣摩可也。古学则以唐律的根柢，而行以馆阁格式。古学经解，在小试军中，易于偏师制胜，况平时能为古学，则试帖游刃有余，在闱中尤有裨益。[37]

这篇学约谈及试帖诗体制的严密，声律的谨严，依程式而作，一味颂扬吹捧，容易被黜落，因而要有所参照，其中，清人试帖最推崇吴锡麒的《有正味斋试帖诗注》，次之九家试帖、七家试帖。而模仿前人古今体诗作，易取得典雅的效果，尤其是以唐律为根本，按照馆阁体形式书写，创作试帖游刃有余，容易在科场中脱颖而出，崇唐之意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