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试律”概况

一 “试律诗”称名的由来

“试律诗”是科考诗歌的代名词，“试”表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功能。“律”从文体上对科考诗歌予以限定，诗体或为四韵、六韵，或为八韵、排律不等。科考试诗始于唐代，现存唐人试律，主要依据考试级别命名，省试的诗歌，称为省试诗、省题诗，同时还有州、府试诗、监试诗等，《宋史·艺文志》载有《唐省试诗集》三卷，沿用省试诗之名，《文苑英华》所收唐人试律，也主要依考试级别而定。

清人最初称科考诗歌为“试帖”，并被一些选本沿用，如毛奇龄的《唐人试帖》，张熙宇辑评、王植桂辑注的《七家试帖辑注汇钞》、王祖光所撰的《守砚斋试帖》等。赵执信《声调谱》中有云“唐诗、赋试帖”之语，清高宗改以诗取士的谕文中称试诗为“五言试帖”。“试帖”大概就这样以讹传讹，被清人沿用。事实上，“试帖”并不能准确地概括科考诗歌的功能，商衍鎏推测“试帖”的由来时说：“按唐明经科，裁纸为帖，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以试其通否，名曰试帖，进士亦有赎帖诗，帖经被落，许以诗赎，谓之赎帖，试帖诗之得名，殆由于此。并以其诗须紧帖题意，类于帖括之帖经也。”[2]赎帖，即帖经通不过的考生，允许以诗歌替代，赎帖为唐代科考中的诗歌的一项重要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科考诗歌已丧失赎帖的功能，且其本身也与帖经无关。因而，并未见唐人将科考诗歌称为“试帖”的相关记载，且“试帖”也不能涵盖唐代科考诗歌的所有类别。

现存以“试帖”命名科考诗歌的最早记录为毛奇龄的《唐人试帖》，此书序中对编选缘由介绍为：“康熙庚辰，士子下第后相矜为诗，曰：吾独不得于试事已矣，安见外此之无足以见吾志者，必欲就声律谘询，可否？不得已，出向所携《唐试帖》一本，汰去其半，且授同侪之有学者，稍与之相订，而间以示人。”[3]以上论述说明两点，第一，毛氏编《唐人试帖》是为士子提供参照之本；第二，此书并非完全出自毛氏之手，而是毛奇龄就顾有孝家所得的《唐试帖》删汰而成，且原书名为《唐人试帖》，而并非毛奇龄为此书重新定的名称。换言之，在毛奇龄之前就有人将唐人所考诗歌称为“试帖”，作者身份显然不可考，至于这样命名是否妥切，毛氏并未深究。翻阅毛奇龄的《唐人试帖》中所收诗歌，既有省试诗歌，也包括州府之作，是唐人各级考试中试律的合本，显然，毛奇龄只是沿用了一种误称，而唐代科举考试所考的是诗歌，非帖经，除去赎帖诗之外，大约与“试帖”之名是不相关的，因而以这一名称命名科考诗歌显然是不合理的。

最早将科考诗歌界定为“试律”的是康熙年间的李因培，他在《唐诗观澜集·凡例》中说“唐以诗赋取士，自州试监试省试，皆官为限韵，常以五言六韵为率，谓之试律。其间亦有多至八韵、少至四韵者”。其将唐代州试、监试、省试，都定义为“试律”，并在卷十五中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唐承隋制取士，永徽而后兼用诗赋。其诗自进士大科，及府州小试，命题限字，率以六韵，号曰试律。”[4]“试律”的内涵扩展为唐代各级考试的诗歌。朱琰在《唐试律笺发凡》中说“溯源于唐，正名曰律，煌煌天语，载在令甲。谨题曰‘唐试律’，正俗传之讹谬，将以观同风之盛也”[5]。可见，朱琰也认为应该以“试律”来称科考诗歌。

梁章钜在《试律丛话》卷一中明确地指出“试帖”为误称，他说“又或称为试帖，然古人明经一科，裁纸为帖，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以试其通否，故曰试帖。进士亦有赎帖诗，帖经被落，许以诗赎，谓之赎帖，非以诗为帖也。毛西河检讨奇龄有《唐人试帖》之选，盖亦沿此误称。惟吾师纪文达公撰《唐人试律说》，其名始定”[6]。显然，梁章钜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纪昀的《唐人试律说》的流传，使得“试律”之称被清人广泛接受，梁章钜在《试律丛话》卷八中记载：

先大父天池公以老儒宿学教授乡里，困于场屋者五十年。当乾隆丁丑功令初颁，大小试皆增用五言试律，时纪文达师《唐人试律说》及《庚辰集》两书俱未出，公即有《试律指南集》之选，精择唐人及国朝诸名作各得二卷，约百余首，导其脉络，阐其精华，以初稿授先父资政公俾扩充而卒业焉，后因纪书盛行而止，先资政公犹以稿自随，嗣因司铎宁化，为大水所漂，片楮无存。惟平时绪论，散见于《四勿斋随笔》者，尚历历可记也。[7]

可见，在纪昀之前，清代就有很多人认可“试律”之名，而纪昀《唐人试律说》的广泛流传，使得这一观点被更多人接受。清人以“试律”命题的应试诗著作主要有朱琰的《唐试律笺》、纪昀的《唐人试律说》、恽鹤生与钱人龙的《全唐试律类笺》、梁章钜的《试律丛话》、梁运昌的《秋竹斋试律》、祁寯藻的《尺华斋试律存草》、孙冯的《小方壶试律诗》等。因而以“试律”命名科考诗歌显然更为适合，“试”本为考试之意，科考诗歌都为律诗，因而“试律”涵盖科考中所有的诗歌，更为准确。本书在论述中对乡、会试诗歌的称谓，也多统称为“试律诗”。

二 清代科考加试诗歌的过程

清代科场加试诗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现存最早的试诗记录为顺治十四年江南丁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于次年举行的乡试覆试，据记载“戊戌春，世祖亲覆试江南丁酉贡士，以古文诗赋拔武进吴珂鸣第一”[8]。官方以《春雨诗五十韵》为题进行覆试。之后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以《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为题，对诗歌的要求为五言排律二十韵。康熙五十四年廷议加试诗歌，并希望以此改革科举中的弊端，“特下取士之诏，颁定前场经义性理，次场易用五言六韵排律一首，刊去判语五道。以五十六年为始，永著为例”[9]。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举措并未实施，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试律诗选本的编撰，如叶忱、叶栋的《唐诗应试备体》、鲁之裕的《唐人试帖细论》、臧岳的《唐诗类释》、吴学濂的《唐人应试六韵诗》、牟钦元的《唐诗五言排律笺注》等，都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为后来加试诗歌奠定了基础。雍正十二年浙江总督程元章为应博学鸿词之诏，以《河清海晏颂》《万宝告成赋》《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总论》《赋得冲融和气洽》试两浙士人，李富孙在《鹤征后录》卷十二中称“榜后试帖盛行”[10]。乾隆元年丙辰博学鸿词考题为一赋、一诗、一论，诗题为《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韵，试律程式逐渐规范。

乾隆二十二年始，会试开始试诗，乡试中试诗始于乾隆二十四年。试诗之初，考虑到执行的困难，试诗工作循序渐进地开展，据记载：“但念边方北省，声律未谐，骤押官韵，恐不能合有司程式。可谕主考及分校各官，今科各就省分，酌量节取，不必绳以一律。至下科会试时，则三年之功，自宜研熟，不妨严其去取矣。”[11]随着试诗的深入，试律评价体系逐渐完善。上至乡试、会试、殿试，下及生员的岁试、科试乃至于童试，都开始试诗。乾隆二十三年岁试、科试中也开始试诗，“嗣后岁试，减去书艺一篇，用一书一经；科试减去经义一篇，用一书一策。不论春夏秋冬俱增试律诗一首，酌定五言六韵”[12]。并规定“如诗不佳者，岁试不准拔取优等，科试不准录送科举”[13]。乾隆二十五年又在童试中试诗，“童生兼作五言六韵排律一首，教官于月课时亦一体限韵课诗”[14]。并予以童试一个缓冲期，“自壬午科以前，考试童生，能作一书一经者，不拘诗之有无，皆听就文酌取；至乾隆二十八年以后，则以一书一经一诗，永为成例。如三者不能兼作，照宁缺勿滥之例办理”[15]。乾隆二十八年开始，童试中诗歌成为不可或缺的考试科目，且为录取与否的重要评判标准。至此，清代科考试诗形成自上而下的体系，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提及这一情形时在“试帖诗之遗闻”条中说：“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初惟行于进士朝考、翰林散馆等试。洎乾隆朝，御史张霁奏请乡会科场及岁科两试，一律通行（岁试六韵，科试八韵）。丁丑，遂颁为定例。”[16]徐珂此论是清代试诗的真实反映，清代的试律诗不仅包括科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还包括童生的考试，选拔官员的朝考、散馆、考差、大考，及随机举行的博学鸿词科及召试等，这种上至朝考、大考翰詹、庶常散馆，下及岁试、科试、童试的试诗制度，可谓完整的试诗体系，而这一体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看其在科考中的地位。科场之所以将表文改为五言八韵唐律，初衷为“夫诗虽易学而难工，然宋之司马光尚自谓不能四六，所有能赋诗而不能作表之人，断无表文华瞻可观而转不能成五字诗者。况篇什既简，司试事者得从容校阅，其工拙尤为易见”[17]。事实上，大部分清人久不作诗，不谙熟韵部、格律，加试诗歌的过程也是步履维艰的。

乾隆四十七年，将原定于二场的试律诗移至首场，据《钦定科场条例》记载“嗣后乡、会试，将二场排律诗一首，移置头场制艺后。即以头场之性理论一道，移置二场经文后”[18]。乾隆皇帝之所以将试律移至首场，是因为清代科举考试以首场为重，有关此点，《清史稿》记载说：“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19]很显然，科考中加试诗歌之后，将试律诗移至首场，其实就是为了强调诗歌在科考中的重要性，而乾隆四十七年谕旨中就明确地说：“若头场诗文既不中选，则二、三场虽经文、策问间有可取，亦不准复为呈荐。”[20]可见，试律诗在清代科考中的指挥棒作用越来越重，至此，试律诗成为清代科场文人仕进尤为重要的阶梯，并在之后的仕宦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清人颇为注重试律诗的创作，正如所言“试律于诗为末务，然功令以之取士，第一场次时文，后至于庶常馆课、大考翰詹，皆以是觇其所学，固未可薄而不为也”。并称“国朝名公巨卿多工是体”[21]。

三 清代试律的类型

清代试律为自下而上的考试，依据考试级别的不同，大致分为十类：童试之诗、乡试诗、会试诗、殿试诗、朝考之诗、散馆之诗、考差之诗、大考之诗、博学鸿词科之诗及召试之诗等。下面对这十类试律诗做简要介绍。

第一类：童试之诗，即童生所试诗歌。童试是应考生员的考试，为进入府州县学的考试，清代的童试并非以年龄大小为区分，所试之人，无论是儿童，壮年之人，还是老翁，凡参加考试的都统称为童生。童试有初试之意，依照层次的高低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级。县试以本县县官为考官，多在二月举行；县试之后考府试，考官为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等，府试多于四月举行；院试以学政为考官，分为岁、科两试，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岁考由学政主持，科考是送乡试的考试。童试诗试五言六韵试帖一首，生员的岁试、科试为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

第二类：乡试诗，即乡试所试之诗。乡试是各省举行的考试，也称乡贡或乡闱，各省乡试在省城举行，顺天乡试在京师举行。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初九、十二和十五三天举行，恩科除外。恩科逢新皇登基、大寿等年份举行，登基恩科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万寿恩科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开始实行，恩科或在正科之前举行，或举行于正科之后，有时恩科与正科同时举行，称为“恩正并科”。有清一代，从顺治到光绪时期，科考共举行了112次。乡试为各级考试中规模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具有较强的选拔性。乡试通过者，称为“举人”。现存乡试诗题1059例，后文详述。

第三类：会试诗，指会试所考之诗。会试为科考的第二级考试，用于选拔进士，由礼部主持，清代在北京举行，于乡试的次年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逢丑、未、辰、戌年为正科，恩科乡试的次年为恩科会试。现存常科会试诗题67例，宗室会试诗题40例，后文会试命题中详述。

第四类：殿试诗，即殿试所试之诗。殿试为科考的最后阶段，由皇帝主持，试期变化大，大致为三到五月间，初试于天安门外，顺治十四年改试于太和殿东西阁阶下，乾隆五十四年试于保和殿，并沿为例。

第五类：朝考之诗，即选拔庶吉士考试之诗。殿试后三天，在保和殿举行，考试题目，顺治年间考试题目间有诗歌，雍正元年确定朝考之制，考试内容虽有调整，大致以论、疏、诗命题，光绪二十七年后不再试诗，《试律丛话》收入乾隆到道光时期朝考诗题54例，如乾隆元年丙辰科诗题《赋得野含时雨润（得时字）》，乾隆二年丁巳科《赋得披沙拣金（得金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赋得日午（得中字）》，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赋得陈诗观民风（得民字）》，道光三十年庚戌科《赋得山虚水深（得萧字）》等。

第六类：散馆之诗，是翰林院庶吉士决定去留所试的诗歌，清代派大小教习教导庶吉士，三年期满后举行考试决定去留，考试地点初在体仁阁，后来改为保和殿。散馆考试题目，雍正时期诗为可选择的科目，从乾隆年间开始大致为一诗一赋，诗最初为五言排律八韵或五言排律十韵，光绪二十八年废止。《试律丛话》收入乾隆到道光时期散馆诗题53例，如乾隆四十九年考题为《赋得沧海遗珠（得渊字）》，道光六年考题《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道光十六年考题《赋得忠信为宝（得儒字）》等。乾隆元年诗题《赋得为有源头活水来（得头字）》，梁章钜在此年题下标明“是次系七言八韵”，说明此年的散馆之题不依惯例。

第七类：考差之诗，即选派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学政及会试房官等的考试之诗。乡试正副主考初由吏部、礼部共同选派，雍正三年因简派之人间有不能衡文的，因而于太和殿召试进士出身的各部院官员，试其文艺，命大臣评定甲乙，备乡试考官的差遣。考差并未形成定制，雍正七年、九年、十三年都采取考试的形式，但仍与保举并用。乾隆元年保举与考试并用，选录考官。乾隆三十六年以后，考差定于每科乡、会试前举行，不再保举，此后稍有变化，但大多采用考差。后来，考差不仅用于乡试正副考官的简派，各省的学政、会试的房官，都从考差合格的人员中选派。考差题目，雍正年间为四书文两篇，乾隆年间加试诗歌一首，嘉庆以后四书文、五经文、诗各一，嘉庆五年开始，考题定为钦命论、诗各一。

第八类：大考之诗，即翰林官员考试的诗歌。翰林官员身担撰拟词章、编撰之任，是南书房及上书房行走的主要出处，同时也是考官的主要来源，因而清廷多对翰林官员进行考试，以确保他们能称职。考试时间时春时夏，地点或为太和门，或在圆明园，或在保和殿等，考题不外乎论、疏、议、诗、赋，乾隆时期多为一诗、一赋，时有加减。《试律丛话》收入康熙时期至道光时期的大考诗题21例，其中，康熙二十四年考应制诗，诗题为《懋勤殿早春应制》，其余为试律诗题，诗歌体式有两次考题标明为“七言八韵”，如乾隆十三年诗题《赋得洞庭张乐（得和字）》与道光五年诗题《赋得昨夜庭前叶有声（得心字）》。

第九类：博学鸿词科之诗，即士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所试的诗歌。制科中的博学鸿词科也以试律为考试内容，清初康熙十八年就开博学鸿词科，选拔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此次试题为《璇玑玉衡赋》一篇，五言排律二十韵《省耕诗》一首。时网罗名儒硕彦，得时人所重。之后雍正十一年欲再试，考题以经史为根柢，兼重诗赋，并试论策。乾隆元年九月召试于保和殿，钦命第一场考题为赋一、诗一、文一，诗题为七言排律十二韵《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二场试经、史、制、策。二年秋在体仁阁补试后到者，首场考策问两篇，二场以赋、诗、论各一，诗题为七言排律十二韵《赋得良玉比君子（得来字）》。清代博学鸿词科并不常举，所试诗歌体制不一，没有固定形式，但却为清代科场总体加试试律创造了前提条件。《历代制举史料汇编》[22]中收录部分考卷。

第十类：召试之诗，即召试所考之诗。清代召试诗专指皇帝巡幸之时所试之诗，无定制。康熙、乾隆、嘉庆皇帝多于巡幸之地举行召试考试，召试题目包括赋、论、诗，皇帝钦命考题，阅卷后，依照等第，或直接授予官职，或赐举人出身不等。梁章钜《试律丛话》收入召试诗题19例，都为乾隆时期所试，如乾隆十六年浙江召试诗题《赋得披沙拣金（得真字）》，乾隆二十二年江南召试题《赋得鸿渐于陆（得时字）》，乾隆二十七年浙江召试题《赋得春雨如膏（得逢字）》，乾隆三十年江南召试题《赋得稼穑惟宝（得夫字）》，乾隆五十五年山东召试题《赋得泗滨浮磬（得和字）》等。

四 清代试律的体式

清代科场普遍加试诗歌之前，科考试诗还未形成定例，诗歌命题中对于试律的体式也颇有探索意味，顺治十五年乡试覆试所试诗歌，为《春雨诗五十韵》；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所试《省耕诗》，为五言排律二十韵；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诗题《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及乾隆二年补试诗题《赋得良玉比君子（得来字）》，都为七言排律十二韵；乾隆元年散馆试诗《赋得为有源头活水来（得头字）》，诗题为七言八韵；乾隆十三年大考诗题《赋得洞庭张乐（得和字）》与道光五年大考诗题《赋得昨夜庭前叶有声（得心字）》，题下标为“七言八韵”；诗歌体制从顺治年间的五十韵，到乾隆十三年的七言八韵，由长篇逐渐变为短章，由难逐渐变得容易，到乾隆二十二年会试加试诗歌以五言八韵为定制，其过程可谓循序渐进，此后从乡试、会试，上及朝考、大考、召试等基本以五言八韵为制，童生考试为五言六韵（科试也作五言八韵）。

题目定制为《赋得“……”（得某字）》，“赋得”，前人解释为“‘赋’，就是诗，‘得’，就是‘合乎’的意思”[23]，较为有道理。“得某字”中“某”为韵脚字，韵脚字为雅驯的平声字，韵脚字或用题中之字，如嘉庆六年辛酉恩科会试考题《赋得天临海镜（得天字）》，嘉庆十年乙丑科会试考题《赋得我泽如春（得春字）》；或用与题意相关的字，如乾隆三十年乙酉科顺天考题《赋得八月剥枣（得成字）》与浙江考题《赋得八月其获（得登字）》，韵脚字“成”或“登”，都有成熟、丰收之意。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浙江乡试考题《赋得攀桂仰天高（得秋字）》，诗题典出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之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之句，韵脚字为“秋”，《清代朱卷集成》中现存卢梁朱卷，现录于此：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秋字）》，五言八韵

蟾宫森七宝，桂子茂三秋。仰止天何远，扳来手正柔。

虹桥随指起，云路驾空游。摘艳频翘足，薰香共举头。

直将修月斧，更上望仙楼。余影横河汉，残葩拂斗牛。

采应归日下，生不自岩幽。圣世栽培近，还从尺五求。

此诗中式第四十三名，本房加批为“不脱仰天高三字，探得骊珠”，诗歌围绕“仰天高”写作。首四句点出题目中“桂”“仰”“天”三字。韵脚字“秋”与题目相关，农历八月十五为秋季，“秋”属《平水韵》下平声“十一尤”部，“游”“楼”“幽”“柔”“头”“牛”“求”属同一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