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非洲文学的四个特点
非洲文学主要是指地理因素上的非洲大陆的文学作品及现象，包括撒哈拉以北有着阿拉伯传统的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地区，带有非洲文化和传统色彩的美国、英国、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文学不在谈论之列。从没落的口头文学传统，很快走到耀眼的世界文学前沿，且拥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和内涵，非洲文学的崛起有着如此短暂却又丰硕的发展历程，颇具让非洲研究者探究的兴趣和价值。非洲传统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非洲书面文学总的说来是20世纪的产物，此前的所谓非洲文学都是由欧洲人执笔的以非洲为背景或点缀的欧美白人文学。20世纪非洲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人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伴随这场变化的是非洲作家登上了文学的舞台，不仅成了非洲文化的代言人和主角，而且开始影响世界文坛。非洲文学的迅速崛起，和它以下四个特点分不开。
一 丰富传统
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硕果累累的英语、法语和葡语文学，最近50年来显示出惊人的活力和多产，传统宗教、传说、戏剧的滋养，欧洲语言和民族语言的运用，呈现出多彩的底蕴。口头文学在黑非洲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悠久、种类丰富，如谚语、格言、寓言、诗歌、神话及各种叙事故事，许多重要作家如阿莫斯·图图奥拉、沃莱·索因卡等都不断从民间口头文学汲取灵感，极大增加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某种角度说，谈论文学就是谈论语言。作家写作的语言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J.M.库切说非洲是语言最多的大陆[37]。非洲大多数民族没有创造自己的书面文字，长期以来依靠口头传说保留民族历史和传统，又由于殖民时期的文化政策，导致一些非洲作家不能或难以用母语写作，只好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写作。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现有61个国家，传统上一般以撒哈拉为界，分为北方的穆斯林地区和南方的黑人地区。北方的穆斯林地区虽然曾经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受到同化政策的严重影响，但民族成分的相对单纯使得阿拉伯语仍能通行，南方的黑人地区却因为民族众多等历史原因难以产生能够阅读民族语言文学作品的大量读者。“较多的不同行业的读者可以欣赏文学的内容，但是现在却受到语言本身的限制。这对阿拉伯语作品来说不成问题，可是对许多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语言写作的作品来讲却是可悲的。”[38]除阿非利肯语（又称南非荷兰语）和阿拉伯语用作文学语言外，另外有33种非洲语言已经用来创作民族文学。
早在历史上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入侵，并将书写符号带入非洲之前，非洲便有着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传统，非洲小说家从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中汲取养料，用文字成功捕捉非洲口语的神韵，对非洲人特有的生活和情感进行了活灵活现的再现。[39]在非洲作品中，作家往往将非洲口头和传统的叙述文学技巧置于欧洲文体类型，他们受到口头文学和传统的影响，这帮助作家形成对世界的感知。格雷斯·奥戈特[40]的早期作品同历史悠久的卢奥人说书传统关系密切。沃莱·索因卡在1965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释者》（中文版译名为《痴心与浊水》）中使用了约鲁巴神话。《路》在艺术上同索因卡的其他作品一样，既深深植根于西非约鲁巴民族生活和文化艺术传统的土壤，受到传统宗教、传说、戏剧的滋养，又受到欧洲社会和戏剧艺术的影响，是两种文化与艺术的有机融合，这使得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戏剧风格。
二 借鉴西方
从必然的崩溃走向艰难的新生，非洲传统文化在同西方的接触中感情复杂、爱恨交织。不管愿不愿意，必须看到当代非洲文学对西方文学的积极借鉴。没有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活动，非洲文学不可能走到世界文学的前沿。在几乎彻底丧失自信、遗忘民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心中，长久学习宗主国文化，由此得到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又借助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对时代使命的勇于承担，才能在文学之路上突飞猛进。
应该指出，非洲人对西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20世纪内经历了复杂的变化。[41]20世纪以前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少有文字，文学大多处于口传阶段。在把非洲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轨道的同时，西方一方面借传教士之手为有些语言创造了文字，另一方面又向当地人直接传授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从而使他们意外地获得了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创作的能力。大多数殖民政府将教育事业交给了传教士，传教士对非洲文化具有深远影响，他们是最早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42]用欧洲语言写的非洲文学具有特殊性，早期的非洲作家一开始用殖民语言写作和战斗，而没有考虑其所带来的后果。出于渴望摧毁殖民者对非洲的文化定型，和保护非洲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的考虑，这些作家可能认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表现非洲社会、政治和文化机制中，殖民语言无非是工具和手段；但是，通过借用欧洲语言和文学框架，非洲作家也被迫遵循欧洲语言和文学的成分，使用欧洲语言的非洲作家是用欧洲的心理、集体经历和文学传统来表达非洲现实。[43]
现代非洲文学的共同特点首先是其发展的跳跃性：文学似乎力图一举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向当代的先进思想和美学经验学习。[44]但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并不是单方面的被动吸收，而是积极的相互作用。外国文学能够作为一种智慧的源泉，改变欧洲文学使之符合非洲土语说话的规律，当地人喜欢使用谚语的习惯转化为使用外国文学中的语句。[45]像“开创了现代非洲小说”、被公认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钦努阿·阿契贝等优秀作家就创造性地运用英语创作出属于非洲的非洲文学。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是杰出的政治家、出色的诗人和翻译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朱利叶斯·凯撒》译成斯瓦希里语，因此支持了斯瓦希里语文学迅速上升到今天民族文学的地位，而且谨慎地断定原先殖民主义者的文化中有些东西对坦桑尼亚民族文化的形成可能是有价值的。[46]
三 直面现实
非洲文学在反对西方殖民者残酷压迫剥削的斗争中得到开展，经过一个觉醒探索的过程，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繁荣的趋势。独立前非洲作家创作的主要目的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启蒙并证明非洲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智慧的人民，独立以后描写的主题已经由缅怀过去的充满异国风味的非洲传统转换为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陆续获得独立，民族独立的热情推动着非洲文学的发展。在欧洲殖民教育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非洲知识精英，转而用熟练的写作反对殖民意识、欧洲中心主义，很多作家与诗人同时又是政治家，或者活跃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他们坚持写作被忽视的非洲现实，一直为打破西方对非洲的成见而努力。他们不仅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47]针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同化政策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蔑视和傲慢的种族主义，在巴黎留学的塞内加尔诗人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和来自法属马提尼克的诗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回应是“黑人性”（Negritude），他们肯定有一种独立的非洲文化的存在，并在诗歌中赞美非洲文化基本的持久的价值观念。因为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是黑人自己，所以它和以往的有关非洲种族的理论截然不同。[48]“黑人性”号召黑人重振对自己的文化的信心，为黑人的政治解放作了准备，包含着非洲独立的萌芽。“黑人性”诗歌提倡“求本溯源”（Retour aux sources），也就是从非洲故土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诗情。[49]黑人觉醒随着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蔓延到整块大陆。黑人精神作为一种智力和文学运动，正是产生于法国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特殊的傲慢情绪。[50]人们开始承认：在50年代，“黑人性”在改变黑人以及白人对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的态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51]
20世纪70年代以前非洲作家的创作目的是通过缅怀非洲传统文化来修复创伤、找回尊严并对民族独立进行思想启蒙，70年代独立以后描写的主题由缅怀过去转换为揭露现实。当自由的果实慢慢被少数上层人士占有，作家们对过去的憧憬就意味着对现实的逃避。肯尼亚著名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以前用英语写作，独立后转而用自己种族的语言吉库尤语创作，向人民揭露现实的新的黑暗。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沃莱·索因卡在戏剧和小说中反对的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殖民统治者，而是现在的新的独裁者。在对书籍和作家进行审查和迫害的南非，纳丁·戈迪默坚持写作并揭露种族隔离的黑暗现实，从而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她坚决站在黑人一边，强烈抨击种族隔离制度，曾被某些白人视为“叛徒”，其作品一度被列为禁书。
非洲大陆的社会基础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速度极快的根本改变，由此产生一系列围绕价值冲突、利益冲突、观念冲突和部族冲突等的社会动荡，这些冲突的产生原因和造成影响成为非洲作家描写的主要对象。直面现实是非洲作家的一个优秀传统，无论是独立前对非洲和西方、黑人和白人的冲突刻画和痛苦思考，还是建国后对黑暗现实和混乱秩序的失望、迷茫、探索，都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代表了非洲大陆人民的生活愿望，揭露了传统如何适应现代的人类普遍矛盾，由此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四 身份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作品民族性越强，其世界性也就越强，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一条重要标准。1986的诺贝尔文学授予了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从此，长期被埋在地下的非洲文学放出了耀眼的光芒。面对西方几百年来的误读（“没有历史的黑暗大陆”“没有自我意识的自然人”），历史的发现、政治的独立、文学的抒写，让非洲人找到了自己。正如获奖后的索因卡说：“这不是对我个人的奖赏，而是对非洲大陆集体的嘉奖，是对非洲文化和传统的承认。”[52]
欧洲人的征服和非洲的殖民地化尽管充满着掠夺和残忍，却也推动了非洲身份认同的产生（或者不过是加速了它的成熟）。[53]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民族文学传统是用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和法语建立起来的。然而，当第一代非洲作家拿起笔创作时，就发现他们的国家、历史和人民已经在殖民时期被欧美人写过。在那些作品里，白人通常是全知全能的主要角色和正面形象，而黑人是配角和愚昧的化身，显现的不过是背影、侧影、被歪曲了的特写等。[54]阿契贝认为，非洲作家应当尽心尽力向人民解释世界如何且为什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为了补偿殖民地时代所造成的心理损伤，作家有责任创造有关非洲过去的有尊严的形象，只有这样，非洲人才能学会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感到骄傲。[55]对于身份认同，非洲文学有其不容忽视的使命，其文学作品，总能或多或少与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结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非洲文学有着热烈的主题和深刻的意蕴。“我们在尽一切努力复活我们的文化”，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1965年在阿克拉的国民会议上说。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黑非洲书面文学总的说来是20世纪的产物，而此前的所谓非洲文学都是由欧洲人捉刀，他们以自己为主角，把非洲的山水、动植物和人作为背景和陪衬。[56]这些仍属欧美白人文学而不算非洲文学。对此，尼日利亚的阿契贝率先拿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开刀，在一篇演讲论文[57]中批评其在描写非洲中表现的种族主义。因而，从一开始黑非洲作家就被置于与欧美作家对立的地位，不得不同时承担反写白人和重新树立同胞形象这个双重任务；这既是发端时期非洲英语文学的重大主题，也是其与当地传统语言文学的根本区别，是治非洲文学者必须了解的。[58]在后殖民文学理论框架下，近来一些关于非洲文学的批评研究开始忽视殖民统治对非洲文学的影响，然而，被伤害的记忆不仅一直影响着非洲文学，而且影响到现今非洲的政治、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59]在重新树立民族形象的同时，非洲作家探求着新的身份认同。1988年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因“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象征着非洲人在殖民时代结束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民族自信的焕发。非洲现代文学产生于并反映了非洲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没有阻碍相反促成了非洲文学的蓬勃发展，那是因为非洲作家始终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直面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痛苦思索和深入探讨着身份认同。
[1]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页。
[2]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页。
[3]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页。
[4] 刘象愚主编：《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5] 刘象愚主编：《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6]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6页。
[7] 截止201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8] 李安山：《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主办，第110页。
[9] 刘鸿武：《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6页。
[10] 参见李安山《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主办，第114页。
[11] 我国翻译出版巴兹尔·戴维逊的著作有：《非洲的觉醒》（1957年）、《黑母亲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1965年）、《古老非洲的再发现》（1973年）、《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1989年）。
[12] 即《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小说通过一家三代人不同的命运，描绘了1917—1944年间埃及社会历史的种种变迁，每一部侧重描写一代人的生活，并以该代人的居住地作为书名，作品颇似一幅埃及现代的风俗画卷。
[13] 李安山：《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北京大学主办，第122页。
[14] 朱振武主编：《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2页。
[15] 黑格尔的观点是其代表：（非洲）谈不上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没有什么行动或者发展可向世人展示。（乔尔格·黑格尔：《历史哲学演讲录》，19世纪初）
[16] [肯尼亚]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序言》第1页。
[17] 张宏明：《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第49页。
[18]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9]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0]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1] 刘鸿武：《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8页。
[22] 马燕坤、刘鸿武：《自我表述与他者表述整合的非洲图景——兼论非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第15页。
[23]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24] 史学家经过筛选将该史诗的主要内容写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和英国著名学者编写的《剑桥非洲史》等权威性的历史著作中。
[25]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页。
[26]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22页。
[27] 其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表现了尼日利亚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及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
[28]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29]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6页。
[30]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写着“认识你自己”，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思考的问题都逃不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31] 非洲地理上的伤疤指东非大裂谷。心理上的伤疤指400多年的奴隶史、近百年的殖民史。（“在非洲，殖民统治通常不超过100年”，见[英]威廉·托多夫著《非洲政府与政治》，肖宏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2] 面对从体质和头脑上蔑视黑人的白人种族主义，法属殖民地的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和艾梅·塞泽尔的回答是自豪的“黑人性”。
[33] 夏艳：《非洲文学研究与中非交流与合作》，《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59页。
[34]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6—537页。
[35]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6]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6—537页。
[37] 刘梅：《2006年黑非洲文学动态》，《国外文学》2007年第2期，第127页。
[38] [肯尼亚]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02页。
[39] 石平萍：《关于非洲后殖民文学的对话——〈评小说在非洲〉》，《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第15页。
[40] 肯尼亚女作家格雷斯·奥戈特（1930— ），用英语写作的东非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上帝许给的地方》（1966）和短篇小说集《没有雷声的地方》（1968）。
[41] [尼日利亚]索因卡等：《非洲现代文学——北非和西非》，刘宗次、赵陵生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4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0页。
[43] 张荣建：《非洲文学作品：语言学分析》，《重庆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93页。
[44] [尼日利亚]索因卡等：《非洲现代文学——北非和西非》，刘宗次、赵陵生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45] [肯尼亚]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06页。
[46] [美]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20世纪非洲文学》，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4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2页。
[48] Stephanie Newell，West African Literatures：Way of Read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4.
[49] [塞内加尔]桑戈尔：《桑戈尔诗选》，曹松豪、吴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50] [肯尼亚]马兹鲁伊：《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9页。
[51] [美]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20世纪非洲文学》，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52] [美]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20世纪非洲文学》，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53]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雷诺兹：《非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54] 颜治强：《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外语研究》2007年第5期，第83页。
[55] 参见[美]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20世纪非洲文学》，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56] 颜治强：《〈走出非洲〉是殖民文学的盖棺石——驳万雪梅〈“走出非洲”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外国语言文学》2007年第4期，第278页。
[57] 即An Image of Africa：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1975年，此文随后成为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文献。
[58] 颜治强：《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外语研究》2007年第5期，第83页。
[59] Tim Woods，African Pasts：Memory and History in African Literature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