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洲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一开始就多了些意识形态色彩，随着其从政治取向转变为学术取向，研究领域拓宽、学术水平提高，有关非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也渐由粗浅向精细转变。非洲文学研究是非洲研究中比较薄弱但必不可少且急需加强的部分。了解古代非洲，非洲传统口头文学是一条重要线索，了解现代非洲，非洲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捷径。非洲文学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的社会状态和时代精神，是非洲心灵之声，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中非合作中有一个更加真实的非洲图景，内在的真实才是非洲发展的动力。

一 破除迷雾：从内部寻求非洲精神

非洲曾经被认为是一块“黑暗的大陆”，非洲人曾经被认为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自然人”。在非洲，对历史的自觉认识和书面文学的大量产生，都发生在20世纪。对非洲历史的认识曾经存在比世界上多数地区都要大的争议，这主要由历史学主流研究方向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导致。[15]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16]关于非洲是历史和文明的荒漠的种族主义观点贯穿于整个19世纪并在20世纪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时期，西方学者有关非洲的著述大都带有种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烙印；直至20世纪中叶，这种烙印的残渣仍不时泛起。[17]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漠视非洲的观点受到以保罗·波汉南（《非洲和非洲人》，1964）、钦努阿·阿契贝（《1967—1987年论说文集：希望与障碍》，1988）、巴西尔·戴维森（《历史上的非洲》，1991）为代表的非洲学学者的挑战，这些学者坚定地认为：非洲人有着非常真实可信而且生气勃勃的历史。[18]文学是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可以说，文学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国内的非洲研究也是如此，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政治领域，但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国家实力不仅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非洲研究的领域由窄变宽，逐渐由政治取向转变为学术取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非洲文学研究的薄弱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正逐步改善。这期间李永彩教授的非洲文学研究得到国内外认可，他在90年代发表的四篇学术论文被南非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收藏。

学者的学术研究总是力持中立、客观，但要想摘掉有色眼镜，还研究对象以本来面貌，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迄今已经有好几代人是通过一张虚构观念之网来观察非洲的……只有清除了这张虚构之网，非洲的真实面貌才能显现。”[19]但是，如何了解真实、深入真实、反映真实？是从外部，海外探险、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宗教传播，借助于别国研究成果，还是从内部，从非洲人自己的以文学为代表的作品中，从了解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历史等等入手？内因是根本，起决定因素，在考虑外因的影响作用时一定要基于对内因的认识和了解。也许，各种发生于非洲的政治事件，如果没有非洲人的精神为其支撑，都是不可能被理解的。[2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吉尔伯特和乔纳森·T.雷诺兹所著的《非洲史》，试图从区别很大的地域研究中提炼出相对统一的非洲精神，视其为非洲内部的凝聚力，以此来研究非洲人是如何应对各种外来挑战的，令人费解的殖民主义征服史被还原成清晰可见的非洲人民反抗外来压迫史。非洲是否存在着某种统一的精神呢？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加纳独立运动领袖和首任总统恩克鲁玛（Nkrumah kwame，1960—1966年在任）的统一非洲目标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但非洲统一组织在诸如尼日利亚内战之类的危机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中拥有重要发言权。泛非主义并不局限于非洲大陆内部，对一个统一非洲的希望，成为全世界非洲移民心中一个日益强大的象征。非洲是否是非洲人的非洲呢？毋庸置疑，是非洲人的传统和精神决定了非洲的现在，国家独立也好，建设困境也罢，对非洲的研究和解释都应该从非洲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寻求根本答案。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也应该基于此立场，才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结论。

二 了解真实：从捷径走进非洲心灵

一百多年来世界对非洲文明与非洲艺术的认知方式与认知角度，其实是被西方人建构出来的一个“西方的非洲”“西方的非洲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包括整个东方世界，甚至非洲人自己）也往往是通过西方的眼光，按照西方人设定的标准或尺度来理解、认知和评价非洲文明与艺术的。[21]当前，“非洲社会的发展需要对非洲社会本真形态的准确理解，理解真实的非洲，既要把握非洲社会是如何展示自我，又要关切外界如何认知非洲。”[22]在古代，许多非洲人组成了现在常被称为“无国家社会”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罕见。这类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没有职业政治阶层，生产力低、人口密度低和畜牧部族的流动性等，这使得集权政府几乎不可能。另一个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许多非洲人不想要职业政治家。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格博人有句格言：“伊格博人无君主”，他们到20世纪初仍维持着总体上无国家的政治制度。[23]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彼此间相互作用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性，具体环境下的具体情形则错综复杂。在非洲，几千年的口头文学传统决定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没有本地书面传统可循、考古资料保存不易的情况下，学者们努力重建有关非洲社会、历史的知识所采用的方法包括：从现存社会往回推论；考察他们的口头传说；利用语言学分析；考察旅行者留下的记录。在没有文字但有着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里，民间艺人以及一些正式掌握家谱和传说的人就相当于古代的编年史家，于是史诗《松迪亚塔》成为当代史学家编写13世纪20—30年代马里帝国历史的主要依据。[24]了解古代非洲，非洲传统口头文学是一条重要线索，了解现代非洲，非洲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捷径。文学是一个民族内心世界的写照，可以帮助我们跨越地界与时间的距离，认识到对方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增进了解。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共同，从而能够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感受。“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5]，文学的风貌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发展，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6]，文学反映现实，再现人生，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民族、社会、时代等因素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将个人作品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通过文学作为民族启蒙的精神载体，帮助族人摆脱殖民统治影响下的被动意识，是钦努阿·阿契贝在非洲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27]。从整体性、综合性来看，非洲有一颗自然与宗教、历史和文化、战争与苦难共同冶炼过的淳朴而伟大的心灵，非洲文学的成就有目共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单中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南非的纳丁·戈迪默以及J.M.库切榜上有名。非洲文学反映的是非洲人民的思想和情感，是心灵的呐喊，也是民族的凝聚，借助于文学，对非洲可以有更多更深更真的了解。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和全方位开展，及中非文化交流的深入和日益频繁，就是一个开始，一个触摸心灵和了解真实的开始。随着中非合作全方位开展，中非文化上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对非洲文学的介绍和了解也成为中非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认识一个真实的非洲，阅读非洲人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方便快捷直接有效的重要方式。非洲社会的本真状态和时代精神在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描绘和表现，通过阅读非洲文学，走近非洲人的心灵世界，了解和认识其主体性和创造性，深入内部了解本质从而理解现在，这就是非洲文学研究的意义。非洲不应成为我们的遥远想象，而应该是具体的现实，这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 结合发展：非洲文学与中非合作

中国与非洲，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原创地，各自创造了适合本土特征与民族发展的独特文化，曾经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互相声援，之后又同样面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强权政治。虽然中非关系世代友好，中非交流源远流长，但地域上相隔遥远、文化上特色鲜明的两国，相互认知还很欠缺，需要不断加强文化上的交流与互相借鉴。非洲文学在20世纪迅速崛起，从古老的传统口头文学顺利过渡到内容和形式上焕然一新和谐一体的现代书面文学，逐步走到世界文学的前沿，并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进入非洲文学的世界，有助于我们了解非洲人的感情和思想从而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有助于我们在传统与现代更迭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顺应变化、完善自身，用宽容开放的眼光看待国际交往与世界文明，用中正平和的心态构建“和谐世界”。

一般认为，中国与埃及交往较早，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交往较晚。早在汉朝以前，中国与埃及就存在着文化交流，明朝时期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过东非海岸。第一位留下有关非洲文字记载的中国人可能是杜环，他在公元751年的恒逻斯（今译“塔拉斯”）河战役中为大食人所俘，从海路回国后所著《经行记》有“摩邻国”一节，学者多认为摩邻地处非洲。[28]之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明朝随郑和远洋的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藩国志》均提及非洲，多是记录不详，或为道听途说。清代后期，樊守义赴欧后留下的《身见录》写到南非、谢清高的《海录》写到毛里求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越来越势不可当，中国人对地理知识的渴求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有了林则徐的《四州志》和在此基础上编撰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涉及非洲国家、城市和民族。以此为里程碑，中国人对非洲的记录和认识越来越详尽清晰。

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曾经三次抵达非洲东海岸，留下千古佳话。600年后的今天，中非20多亿人口携手共进，共创繁荣。2000年中非双方共同倡议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开辟了中非友好交往的新纪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非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中非领导人共同探讨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利、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描绘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为此，胡锦涛主席在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五大合作领域的第三方面——“扩大相互借鉴的文化交流。加强人文对话，增进双方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29]国际合作意味着和不太了解的国外人事打交道，于是只有在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合作，而随着合作的深入，又需要不断加深彼此的认识，才能让合作顺利开展而不是因为误解和交流不畅中断。不同国家在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合作，其深层都是对彼此文化的尊重和了解，没有人文的平等对话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就缺乏彼此认知的基础，这样的合作既不能深也不能远。随着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深化和扩大，中国和非洲国家不仅政府间而且普通民众之间也需要加强了解。北京峰会达成的《北京行动计划》注意到民间交往对中非人民之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宣言》强调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和谐共存。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虽然有一些传统上的相似之处，如对家庭、祖先、土地等的重视，但不同之处是很明显的：比如，前者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清醒持重，后者认为死者（living dead）永远不会离去的乐观轻盈。世界正因为有不同国家文化的存在，才会有各放异彩、百花齐放的繁荣，才会有在不同文化间穿行和吸纳的开放和自由，有了这样包容、博大的世界文化，不同民族才得以在其中丰富自身、和谐共生。

从1956年埃及和中国建交开始，中非开启外交关系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中非友谊与合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成“全天候的朋友”。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的理念，坚持在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中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非洲随处可见，包括坦赞铁路在内的许多援建项目已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过力量，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五十多年来中国与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都需要重新认识、了解对方。文学是一个民族内心世界的写照，可以帮助我们跨越地界与时间的距离，认识到对方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共同。文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心灵变动的历史、社会时代变迁的纪录。正像中国文学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不同形式，反映了或明亮或慷慨的先秦雅颂魏晋风骨，或堂皇或精细的大唐盛世、明清世俗，有时沉郁有时飘逸的时代悲喜，见证了社会的更迭、尘世的沧桑、人生的探索；非洲文学也反映了非洲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表达了对人类共同疑问“我是谁”[30]的不同回答。这块地球上最炙热的大陆，人类共同祖先的发源地，也铭刻着地球上最深最长的“伤疤”[31]。曾经像动物一样被奴役驱赶的非洲民族在20世纪获得巨大的成就，用“黑人性”[32]（Negritude）来回答傲慢的种族主义，用血与火的暴力革命迎来前所未有的独立。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学说的角度来看，面对曾经被侵略的历史、被蔑视的文化和自大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找到了相同的立场即东方文学。东方文学这个概念既有地理因素，又有政治因素，是亚洲和非洲文学的总和。走进非洲文学的世界，就是对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就是对我们关于非洲大陆认识的纠正和加强，就是对非洲人民理解的增进和深化，就是对中非相互认知的有效促进。[33]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著名作家索因卡，不仅和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国际艺术节，而且在中国南方省份遭遇罕见雪灾和四川汶川发生重大地震时，拜会或慰问中国驻拉各斯总领事，表达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美好的祝愿，用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加深了中非的友谊。

2000年11月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讲到“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充满希望的热土。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目标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34]中非双方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贯穿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就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也许，这种相互需要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强调和平、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准则。在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前期下，文化研究者应该是精华的采集者，从多种文化中汲取各种营养和各种美好；在不同文化之间穿行，不受单一文化的束缚，看世界就不会只有一个角度，由他者而再次发现自我，这就是文化上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意义。从文化上来说，欧美影响在非洲比中国影响更早、更深。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非洲的青山》、迪内森的《走出非洲》、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让我们看到西方的自我中心。在这些欧美白人文学中，往往隐含着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种族主义。西方心理包含着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需要，那就是把非洲当成欧洲的陪衬，当成一个既遥远又不了解的虚无缥缈的地方，以此来烘托出欧洲自己的智力优越性。[35]与此不同，“平等相待，是中非互信日以增进的重要保证。我们双方都衷心希望并真心支持对方发展进步，积极开展全方位合作。”[36]中国历来在国际交往中提倡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既继承了我们的优秀传统，也显示了泱泱大国的气度和睿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之历史文化、内心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可以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可以为本国的发展开阔心胸、增加经验。当中国人用更加宽容和平等的眼光看待国际交往与世界文明，就可以适应时代需要和国际风云，在光大优秀历史传统的过程中创新未来的灿烂文明，从而自信地顺应变化，在机遇和挑战并存、多元文化冲击的历史潮流中焕发民族文化的永恒生机，如一棵大树，根系尽量打开，从不同文化中汲取营养，根深叶茂，才能到达人们仰望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