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活动的非日常叙述：杨万里的阅读生活
武汉大学文学院 汪超
在古代，阅读生活是知识精英区别于一般民众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特质之一。过去，我们多以“读书”来指称此类日常活动，甚至认为“书斋生活也许不是很理想的诗歌题材，因为它的环境比较狭小，内容比较单调，所产生的心态比较平静，这些条件都不利于灵感的产生”[1]。现在看来，阅读生活无疑并非仅是书斋生活，它涉及知识精英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是他们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杨万里曾自嘲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题唐德明建一斋》）[2]看似已经脱离钻故纸堆的惯常，对汗牛充栋的书籍不闻不顾，但平生刺头的努力仍留下了众多痕迹。
需要指出，我们所看到的诚斋诗多是他中年之后所作。除少数回忆片段之外，诚斋少年时代的阅读叙事几乎无从追觅。所以，我们讨论其阅读生活，时间起点是基于诚斋36岁尽焚少作。所以本文展现的是在非科举压力下，诚斋的日常阅读活动状态，并观察他对这一日常活动的去庸俗化、非日常性呈现。相对于同时代的陆游、范成大、辛弃疾等经典作家，这似乎是诚斋阅读生活叙述的一个重要特点。
杨万里阅读生活形态的多重呈现
阅读，被认为是与先贤往圣对话的最佳方式，也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之一。唐人说：“书卷展时逢古人” （白居易《不出门》）[3];“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韩愈《出门》）。[4]白居易、韩愈的诗题相反，“开卷”活动却是相同的，似乎不论身在何处，阅读都不可或缺。阅读活动看似只需一编在手，但其中物理条件、心理状态、时空境况的牵扯却复杂而微妙。杨万里书写不同阅读状态，真实而生动，既不刻意表现，又不有意隐藏，可谓诸相毕现。这种多重呈现，交织杂陈，展示其阅读活动的丰富场景，也说明阅读活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分量。
1.不专示人庄严：阅读作为生活习惯
杨万里并不总把阅读活动写得庄严端正，反而时常刻画自己的倦读情绪。他午觉睡醒，“意象殊昏昏也。强取故书，读未竟篇，童子自外来云：‘有客。’予急取其谒视之，则永嘉道人冯君”。（《送冯相士序》）“强取”与“急取”的对立动作，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其情绪变化：日长无事，虽乏阅读欲望，却只能以此消磨闲暇；有客来访，将他从无聊的阅读活动中解放，使他欢欣雀跃。阅读就像诗人的饮食日常，无聊展卷强读，不正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状态吗？
与陆游、辛弃疾十分不同，诚斋很少刻意强调“爱读”“苦读”之类的主观情感。陆游的“读书”诗，喜欢叙述“少年志力强，文史富三冬”,“儿时爱书百事废”，追忆苦读而生发“胸怀壮志者未能实现人生理想的失意之叹”[5]。同样，辛弃疾也十分强调“苦勤”[6]。诚斋虽然也说“少日耽书病得癯”（《夜闻萧伯和与子上弟读书》），但更多的是“儿时作剧百不懒，说着读书偏起晚。乃翁作恶嗔儿痴，强遣饥肠馋蠹简”（《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这种刻绘童年懒学的生活场面。《送胡圣闻入太学》中为科考苦读的“夜书细字灯前月，朝茹寒齑瓮中雪”场景虽让作者感同身受，但诚斋细述这种场景的次数并不多，也很少写出鼓励儿孙苦读的作品。诚斋并非没有苦读经历，他曾回忆寒冬读书于僧寺时，“火冷灯清飞雪片”（《寄题刘成功锦里》），轻描淡写地道出此句，似乎苦读经历无甚可炫耀。在日夜修习的过程中，读书就成为他的生活习惯。
诚斋一再呈现与阅读相关的生活习惯。他出门习惯携带书册：“挟册登车强出山，展来未读眼先昏。无端又被春风妒，叶叶吹开更揭翻”（《轿中风翻书卷》）;“肩舆正好看山色，雨里两窗开不得。此外只有书可观，斜点又来湿书册”（《连岭遇雨》）。虽然携书出门，诗人却更希望欣赏山光水色，心思并不在书册上。阅读只是诗人的习惯选择，“两脚遍云水，群书久网丝。却因三日痛，理得数编诗”（《足痛无聊块坐读江西诗》），写他病中读书。诗人耽溺山水，案头书册缀满蛛网，偶患足疾不能纵游，“无聊”时习惯性地选择读书。除去阅读，还有众多其他休闲活动可以做，但积年养成的生活方式让阅读活动总是成为诗人的“备选项”，不经意间就要冒出头来。
从为逃避学习被罚，到寒冬勤学，继而到年老尤不废书，阅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定格在诚斋的生命中了。他的阅读活动叙述并不刻意回避倦怠，也不刻意强调苦勤。这展示了日常生活活动，但作者却并未将其当作普通日常活动加以叙述。《足痛无聊块坐读江西诗》《连岭遇雨》等，观诗题可知其非正常化的日常生活活动，而“强遣饥肠馋蠹简”更是幼年记忆，而非成年后的阅读状态。
2.为审美的自适：阅读生活的休闲功能
诚斋晚年说自己“予生百无所好，而顾独尤好文词，如好好色也”（《唐李推官推沙集序》），对阅读的兴趣，使他的阅读活动具备了休闲生活的意味。他赞赏公牍劳形之暇，还能保持一片冰心、“夜将官本校家本，万山围里短檠灯”的丘成之（《题丘成之司理明远阁》）。他艳羡修造看山亭的黄才叔能“朝来看山佳有余，为渠更尽一编书” （《题黄才叔看山亭》）。或许是出于这种艳羡，淳熙五年（1178）守常州，他兴建了多稼亭，休沐日“晨起袖书册，急登亭上嬉”（《休日晴晓，读书多稼亭》）。
中年之后，诚斋不再有科举压力，因此阅读活动较为自由。他叙述的阅读时间，晨昏勿论，四季皆宜，极度随意化。前引诸诗已见其夜读、晨读、雪中读、雨中读、病中读、行旅中读，其他诸诗又有《秋夜读书》《雨后清晓梳头，读书怀古堂》《新晴，读樊川诗》……可谓不择时而读。阅读内容以文史为主，《读陈蕃传》《读天宝事》《读白氏长庆集》《读渊明诗》之类的诗题，卷中甚多，但较少涉及内外典籍。诚斋夫子自道：“至于好晋、唐人之诗，又好诗中之尤者也”（《唐李推官推沙集序》），又谓“予不知佛书，……所知者，儒书耳”（《石泉寺经藏记》）。可以自主选择阅读时间和内容，诚斋的阅读生活叙事充满自适的意味。
有时，诚斋会特别传达独特的阅读感受。他读于濆、刘驾等人诗歌备感愁怨，写道：
刘驾及于濆，死爱作愁语。未必真许愁，说得乃尔苦。一字入人目，蜇出两睫雨。莫教雨入心，一滴一痛楚。坐令无事人，吞刃割肺腑。我不识二子，偶览二子句。儿曹劝莫读，读着恐愁去。我云宁有是，试读亦未遽。一篇读未竟，永慨声已屡。忽觉二子愁，并来遮不住。何物与解围，伯雅烦尽护。（《读唐人于濆刘驾诗》）
诚斋此篇刻绘自身阅读体验时，颇有曲折，描写阅读过程则一步一喻，互相关联，匠心独运。阅读时，字入眼，即受刺激，被感动生出泪雨。泪雨入心，是品味诗歌的状态，“一滴一痛楚”极言所受感染，再三陈述于刘之诗带给他的心理冲击，然后才说他未听人劝阻，以致心如刀绞，泪如雨下。诗人也知道于刘二人只是好作愁语，并不一定真愁。但只有浸淫其中，才可能受其情感左右。而句中“无事人”三字也正是休闲活动的旁批。
诚斋曾手抄友人欧阳
诗句，“每鸟啼花落，欣然有会于予心，遣小奴挈瘿樽，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盏，急取此轴，快读一过以咽之，萧然不知其在尘埃间也”。（《跋欧阳伯威诗句选》）鸟啼花落的些微变化，让诗人兴发感动。品诗与品酒两种感受，造成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刺激，形成以食喻诗的效果。而瘿樽、梨花瓷盏等酒器之美，也能触发审美体验。此中惬意，诗人以为可以忘却凡尘俗世，也难怪讲究休闲体验的明人会以此为风雅脱俗的趣事[7]。
杨万里以读书休闲，触发遐思而获得精神愉悦、审美感受。休闲活动本身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当时人们不论贵贱均应有这种生活状态，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杨万里的阅读活动也与休闲活动有交集，且这一交集应该是文士阶层较普遍的休闲活动方式。而诚斋休闲阅读活动的叙事焦点是在审美体验上，这与日常生活的庸常叙述是有距离的。
3.体验有正负向：社交性阅读活动
作为生活习惯或者休闲生活，杨万里的阅读活动相当自由，也相对轻松愉悦。私密性的阅读活动突出读者个人兴趣，审美享受也多属于个体体验。但阅读活动有时交际色彩鲜明，呈现正负面阅读效果。
读者与作者社会地位相仿、文学造诣对等，是正向阅读效果发生的有利条件。诚斋与周必大之政治、学术立场不谐，但在乡邦之谊上，却维持着长久的友好关系。且“庆元党禁之中，周、杨力求远祸、萧然事外，在相似的心境之下，二人更易于达成同情与理解”[8]。往还尺牍记载了杨周乡居期间的阅读交流。杨万里听说他“偶作一二闲文字”为周必大所知，于是“录二通呈似”（《与周丞相》）；周必大要求“尽子诗写来”，杨万里即呈“呓语《忆秦娥》小词”以“仰供仲尼之莞尔，不胜主臣”（《答周丞相》）。征索诗文是当时文人常态，索求对象的才具一般都熟知，认为其诗文会给自己带来审美愉悦。周必大索文，正是对诚斋文学水准的认可。
周杨共同的阅读交流较为充分。周必大读过杨万里所作虞允文墓志（所谓《虞公铭诗》），曾为其指误。诚斋道：“示教，当改为《神道碑》……至如书史误以 ‘勠’为 ‘戮’，亦蒙是正。而文病之尤者，乃独不挥匠石斫鼻之斤，不试医生洗肠之方，岂姑摘其细，以塞其求，靳其妙而不屑于教乎？”（《与周丞相》）诚斋对周必大颇有知音推许，所以希望周氏不但正其笔误，且能治其文病。杨万里《纪罗杨二子游南岭石人峰》诗得周氏题跋，“睹者以为某之诗，真足以当此。不知老先生眼力到处，胸中蕴此一段诗评，久未吐此，特因某而发，故借《石人峰》以装铺席”。（《与周丞相》）诚斋盛赞周氏跋文，其中既有对自己诗歌的自信，同时还叹服周的文学造诣。阅读交流活动正是两人乡居交谊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也是正向阅读效果的例子。
诚斋叙述酬唱活动总是显得兴致极高，但这些阅读活动的效果颇多负向。杨万里的书序、题跋，不少是无聊应酬之作。他在《千岩摘稿序》《黄御史集序》《约斋南湖集序》等多篇序文提及，他人送书求序，这为诚斋带来文债之苦，自然会产生倦读情绪。《跋萧彦毓梅坡诗集》《谢曹宗臣惠双溪集》两文抓住文集名称发挥，难免吹捧过度之嫌。姑且不论其诗歌技巧，以沈约、谢朓夸人，毋乃太过乎？不过应酬文字，滥用“差比”效果，诚斋也不得不为之。实际上落到诚斋自身，他是有所警觉的[9]。
类似应酬性的阅读活动自由度较低、阅读质量无从保证，《观书》就写出了这样明知无益，却无可回避的懊恼：
客从远方至，遗我书一编。览旧眼全痛，诵新神顿还。初披愁欲尽，久玩翳不妍。情知无佳处，闵免复竟篇。庶几槁滓中，或沥腴一涓。终然寂无获，所获倦且昏。倦甚得佳睡，犹胜不得眠。
诗人直言早就知道读之无益，又不得不读。诗人说想翻检“槁滓”、挤压出一点点“腴”，却一无所获。结末以幽默的口吻自我安慰道，虽然读得很辛苦，却有助快速入眠，这总胜过失眠。诗歌幽默而真实地记述了他不愉快的阅读体验，读来令人莞尔又感同身受。
诚斋展现给我们的阅读生活形态十分多元，其面向的话题也极为丰富。以上三端不过略举其大者。诚斋的阅读交流对象不单是朋友、同僚、后进，父子相与论文的场景也曾出现在诚斋笔下。如拖着病体与长子同读杜诗，他写有《与长孺共读杜诗》。初秋时节，与次子次公读书，他作《初凉与次公子共读书册》。读刘承弼《和陶诗》时，“儿跽而请曰：‘东坡、西溪之和陶，孰似？'”（《西溪先生和陶诗序》）于是诚斋便与其详细剖析。这也难怪杨万里诸子多能诗，且文学感觉敏锐。诚斋《渡扬子江》二诗曾被“大儿长孺举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间，皆以为予诗又变，余不自知也”。（《诚斋朝天续集序》）阅读、创作活动与儿子互动，诗人不但获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更在传承家族文化、进行家庭教育。相对于陆游来说，杨万里书写父子共读、相互论文的作品并不特别多。但形式上更加丰富，结篇构句未有重复，使人读来兴味盎然。
此外，又如族人间的雅集酬赠、鉴藏活动、旅途读题壁、夜听邻人诵书等与阅读相关的活动都在诚斋卷中。这些记述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诚斋阅读生活涉及的宽广度。而诚斋这些阅读活动叙述，有一些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如交际性阅读中的差比夸赞，休闲性阅读中的审美追寻。但在交际性阅读中，对差比反馈之强烈则是不常见的。至于他叙述阅读活动，并不将阅读活动与庸俗日常生活过多牵连，不像陆放翁隔不了几句就要出现生活场景与阅读活动混一的叙述。不过，诚斋也不刻意突出苦读、勤读的意义，反而经常性地翻出倦读的白眼，写下自己强读的无奈，其笔力之重、程度之深均为一时罕见。
诚斋阅读活动空间叙述与意境的营造
阅读活动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间展开。活动者书写空间中各种感官体验，营造出特定意境。杨万里书写的空间类型较多，他通过刻意强调阅读空间的特殊性，拉远其与普通生活环境的距离。在阅读空间的呈现上极度审美化，以物质性细节突出其非日常性，营造出特殊的审美意境。有时，诚斋叙述阅读空间情境还有自炫身份的效果。
1.审美化、去庸俗化：空间美感叙述
日常生活琐碎细屑，与阳春白雪的文艺活动似乎并不兼容。杨万里曾戏谑友人在窘迫的日常生活中坚持创作：“低红掩翠曲未终，小儿索饭啼门东。”（《题吴梦与古乐府》）吴梦与沉浸于叙述烟柳繁华的都会乐府创作，但家人有饮食生存的需求。二者取向的矛盾冲突在特定时间点爆发，形成强烈的对比，造成了别样的艺术效果。这也说明诚斋深谙文艺审美与琐碎日常在大部分情况下的格格不入。杨万里守常州，建多稼亭，休沐日“晨起袖书册，急登亭上嬉”，以躲避“若非僮仆病，定复儿女啼”的庸俗日常（《休日晴晓，读书多稼亭》）。他刻意拉开阅读活动与家庭生活的距离，使得阅读空间审美化。这种远离庸俗日常的阅读活动，正是他所艳羡的“朝来看山佳有余，为渠更尽一编书”。诗人看来，青山妩媚、佳气时来的惬意阅读环境，使人心情愉悦，更具审美冲动，因此也更利于阅读。诚斋对阅读、创作环境的要求，赋予多稼亭的审美意义，友人也甚为熟知。范成大说：“多稼亭边有所思，冬来撚却几行髭。也应坐拥黄绸被，断角孤鸿总要诗。”[10]（范成大《冬至晚起枕上有怀晋陵杨使君》）句中特别提到多稼亭这一特殊文艺空间与主人拈须吟唱的关系。
阅读活动虽样貌万殊，但与书斋有着天然联系，诚斋对此也有审美化的描述：“何如闭目坐斋房，下帘扫地自焚香。听风听雨都有味，健来即行倦来睡。”（《书莫读》）诚斋对书房的私密化尤为强调，其意也在拉开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他特别说到身处斋房可不必顾忌其他日常生活事务，坐卧其间，听风听雨都可以带来美感，可以陶冶性情，触发感怀。所以，亲手下帘、扫地、焚香等事也具有了诗意。放下帘幕，空间的私密化、个人化更加突出。说到焚香，香料类型本就有个人偏好，燃香又使该空间的非庸常属性越发分明。在这私密空间，诗人可“信手取诗卷，细哦三数章。初披颇欣惬，再揽忽感伤。废卷不能读，起行绕胡床。古人恨如山，吾心澹于江。本不与彼谋，云何断我肠。感罢翻自笑，一蝉催夕阳”（《卧治斋晚坐》）。随意取阅诗卷，感怀今古；不欲读时，又能自由废卷。如此，带给诗人断肠感怀的阅读，又让时间容易消磨。该诗末句以“蝉”与“夕阳”沟通室内外空间，诚斋该诗前云“下帘”似乎隔断了室内外，但声音与阳光均可沟通内外，使得全诗意境更具美感。蝉声催落日，还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蝉的生命短促与夕阳的美好而短暂，是时间流逝、生命脆弱的忧伤。但书卷中的爱恨，却可以度越时空，让诗人为之兴叹起行。诗人这种细腻的生命感受，通过对空间意境的非日常化处理呈现出来。
相较而言，杨万里诗刻画阅读空间意境美的例子甚多。同时代的范成大诗歌较少关涉阅读话题，对阅读环境的叙述也较为扁平。辛弃疾偶尔也会刻画审美化的阅读空间，如其《踏莎行·赋木樨》有“未堪收拾付薰炉，窗前且把《离骚》读”[11]，提到在桂花盛开的窗前读《离骚》，但相似的呈现不多。陆游的阅读空间时常与生活空间杂陈并叙，如其“夜深青灯耿窗扉，老翁稚子穷相依。齑盐不给脱粟饭，布褐仅有悬鹑衣” （《书叹》）;“出户风霜欺短褐，读书父子共昏灯”（《乞奉祠未报食且不继》）。再加上众多写书灯油膏的作品，哪里有什么美感，读来倒是让人满生穷困之叹。诚斋则不作穷困叹，虽然生活也是细屑琐碎，但字里行间仍有审美的诗意。
2.细节化、特征化：空间附属物呈现
阅读可以简单到极致，一卷在手，别无他求；也可以非常复杂，物质要求严苛。杨万里诗文常突出阅读环境的物质细节，并以此区隔空间、营造意境。
他曾数次题写乡校、义学等士人学习的空间，叙述与阅读活动相关的物质，时有惊人之语。“七星岩畔筑斋房，独秀峰尖作笔床。买书堆上天中央，海表学子来奔忙”（《题湖北唐宪桂林义学》）是让笔者非常有感触的句子。他强调桂林义学的书斋环境，“独秀峰尖作笔床”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突出士人课业文具，意在强调该空间的特殊性。“买书”一句承前而来，也是夸张义学藏书之富。不论是笔床还是书籍，都不是饮食日常的必需品，而是表达阅读空间特征的物体。
空间附属物细节描述对阅读生活进行诗意地表达，还呈现了诗人心中理想的阅读环境，营造出具有美学趣味的意境。诗人叙写桂林义学的书籍，只以夸饰数量之巨来产生震撼效果，但对书册的细节还没有展开叙述。杨万里实则十分关注文本物质载体。观赏前辈手卷时，他最先注意纸张，“三韩玉叶展明蠲，诸老银钩卷碧鲜”（《题曾无己所藏高丽匹纸，蔡君谟、欧公笔迹》）；又如“竹坡集里曾相识，惊见兰亭茧纸书”（《跋黄文若诗卷》）。他托人印抚州公使库版书时，曾专门指定用纸：“家藏抚州公使库《六经》，偶缺《三传》之释文。敢乞颐指小史，以清江薄纸印补，便中惠我。至幸，不必裁割也。”（《答王提举大著作郎中》其四）站在读者角度，或可推测杨家的《六经》是清江薄纸所印，为与家藏书册尺寸一致，故而特地说“不必裁割”。文本物质载体也是阅读生活审美感受的来源之一。
诚斋《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对阅读空间及其附属物的细节呈现十分成功，其诗云：
黄金白璧明月珠，清歌妙舞倾城姝。他家都有侬家无，却有四壁环相如。此外更有一床书，不堪自饱蠹鱼故。故人远送东坡集，旧书避席皆让渠。……病眼将奈故书何，故书一开一长嗟。东坡文集侬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老来两眼如隔雾，逢柳逢花不曾觑。只逢书册佳且新，把玩崇朝那肯去。……故人怜我老愈拙，不寄金册扶病骨。却寄此书来恼人，挑落青灯搔白发。
这首诗本质上是一首应酬之作，但诚斋妙笔写得活泼生新。诗人以黄金、珠璧、美女起句，但这一派暴发户嘴脸在“他家都有侬家无”七字中消解。他却俏皮地逼出一句“四壁环相如”，但满床图书，造成与“他家都有”的对比。读者正要感叹，诗人又说这些书满是蠹鱼，让人又心下黯然。但这满床敝书，既是东坡新集的“对照组”，也是诗人对家中阅读空间的物质化表达，举出实物呈现其阅读功能。从“病眼将奈故书何”直至“把玩崇朝那肯去”这一段，诗人从阅读感受对比新旧本的细节差异，这些细节绝大多数体现在物质层面。诗人以两组比喻分别形容新旧本书：旧书“印墨模糊纸不佳”，又受虫蠹，似渔网之满是孔眼，字迹有如蝌蚪团团不清；“字如霜雁点秋云”一句两喻形容新书，既以秋天白云边的雁行比拟墨迹清晰整饬，白云又可形容纸张之色。这两组比喻颇有想象力，状物贴切。末句是典型的阅读场景，再次出现区隔阅读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青灯”“白头”物象。这些场景的审美意境不输于山水烟霞、河汉星垂，展现了寒门士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
当然，阅读生活毕竟是士人的共同生活经历，涉及的事物并非诚斋独有。例如书灯与苦勤的链接、明窗净几与陶冶性灵的勾连等等，都有普遍性[12]。杨万里也不能免俗，只是他书写时仍然有活泼、生动的特点。唐宋文人乐用的“青灯”“白发”对举，这组意象多寓年齿将衰、忧愁渐生之叹。如“白发羞明镜，青灯怯细书”（陈师道《寄答颜长道二首》其一）[13];“几多愁。白发青灯今夜、不宜秋”（毛滂《相见欢·秋思》）[14]，诗词率皆如此。陆游也喜欢用此，但造句上多有重复，如：
白发都门客，青灯夜雪时。（《简何同叔》）
白发秋风里，青灯夜雨时。初心竟当负，搔首叹吾衰。（《搔首》）
千茎白发年华速，一点青灯夜漏徂。（《题北窗二首》其一）
数茎白发悲秋后，一盏青灯病酒中。（《病酒述怀》）
《搔首》四句则与前举诚斋诗“挑落青灯搔白发”表达的情境相近。诚斋虽未说年华衰老，但也感叹时不我与，不能如年轻时那样纵观豪读。以这两例相较，七言说尽放翁20字，言约意丰，诚斋略胜一筹！但放翁也颇有诗味之句，如“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写尽对岁月的眷恋、对书籍的热爱，为其诗题做足了注脚。
3.突出、炫耀：空间叙述与身份矜夸
前文曾提及，诚斋会刻意强调阅读空间的非日常化。有时，空间的叙述拉远了诚斋与他人的距离，造成双方的身份区隔。如《寄题刘成功锦里》:“同师同舍同笔砚，火冷灯青飞雪片。春风一夜吹林花，南北飘零各星散。我今头白苦思归，羡君山园芋栗肥。”诗中回忆着少年时代与刘成功同窗苦读，笔砚、书灯在此处也是特征化的空间附属物，突出求学的阅读空间。寒冬时节，火盆冰冷、灯光青莹突出求学的艰辛，但“飞雪片”之“飞”写活了当时气氛，使得该空间并不全然寂寂。“我今”一句，前后对照，他叙述少年故交的生活空间已不再是书舍笔砚，而是盛产芋头板栗的山园。这一组空间对照，在意境的经营上颇堪玩味。少年时代，读书生涯虽辛苦却有春风吹花的视觉效果，极具美感，而中年后同学的日常生活却局限在了芋头、板栗之类的山货上。芋栗的日常属性与笔砚的非日常属性是对立的。虽然作者口中说自己思归不得，羡慕旧友的山园，但在这一空间场景的描述上，已经把对方摆在了另一位置，并不认为对方是如尤袤、范成大、陆游那样可以互相唱和的文友。在心态上，有一点淡淡的优越感。
诚斋这种对自我身份的矜夸会不经意间流露，其中刻意突出非日常化阅读空间就是表现之一。张抑与杨万里早年同官，诚斋了解其文学才干却属偶然。庆元六年（1200）他曾提到初次得知张氏能诗的雀跃心情，说：
一日，以王事同斋舍宿于浮屠之宫。谈间忽闻诵五字古诗，则抵掌顿足，舍床起立，惊而自失曰：“此陶渊明辈人语也，此声不嗣响久矣。”即索纸手抄一通，以归于执事。（《答福帅张子仪尚书书》）
写这封信时，距二人离别已十三年，杨万里仍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即“以王事同斋舍宿于浮屠之宫”，这既是叙事，也是作者对双方身份的自炫。当然佛寺环境多清幽安静，宿于其中也有助诗文谈兴。只是诗人强调的重点在“王事”二字。
诚斋集中叙述的各色空间十分多样，最特别的一次是他与尤袤在禁苑纵观光宗几案上的书策。他写道：
予昔与尤延之同侍光宗东宫讲读。一日入讲尚蚤，辇未出，因与延之纵观几案上御览书策，有孟浩然、贾岛诗集。二人相视而叹曰……[15]（《三近斋余录序》）
这是一篇书序，其内容核心应该是后文与尤袤论孟浩然、贾岛诗歌，但诚斋特地提及议论的场所是在东宫。东宫属于皇家禁苑，其空间意涵十分明确，政治属性鲜明。寻常人不能随意进入，更罔论阅读身份贵重的太子所读书册了。突出这本无必要叙述的空间，正是诗人对自我身份的矜持与夸耀；而这也未必不是诚斋阅读生活的多重存在样态之一。此外，我们不得不考虑诗人的社会身份乃是循科举而来，其社会地位正是阅读活动的收获，所以能在内苑观书，本身就是阅读活动的馈赠。叙述特殊空间，自炫身份，本质上也是在强调阅读活动非日常的一面。
在识字率不高的时代，阅读活动本就具有身份区隔的意义。围绕阅读产生的一系列日常生活活动，也多有相似意义。而空间意境的营造和空间属性的突出，虽貌似不经意，却恰如其意地传达了诗人的社会身份。
诚斋叙述阅读活动展开的空间时，通过空间美感的呈现强调阅读空间的非庸俗日常属性，对日常活动进行了非普通日常的叙述。同时，以细节化、特征化方式对空间附属物进行审美化处理，同样达到上述效果。而在阅读空间叙述中，时常自炫身份。突出社会身份也是为了展示不同于寻常百姓的、阳春白雪的生活。与同时代作家比较，诚斋的阅读空间叙述，细节化、审美化的呈现特点十分突出，但不太展示生活中的困顿。阅读活动虽然是文人的日常活动，但诚斋却以非日常的叙述拉开了阅读与普通日常生活的距离。
余论
相较而言，“中兴四大诗人”存诗数以陆游、杨万里为巨，叙述阅读活动的内容亦多，尤袤、范成大较少涉及这方面的话题。若放到更长的时段，诚斋阅读叙述的各个部分也可以找到同道。如前述书灯、白头意象的运用就是显例。诚斋叙述自己的阅读状态时，并不刻意拔高，倒是会将倦读的情绪展示给读者。但这并非诚斋独得之秘，如司马光《次韵和复古春日五绝句》“堪笑迂儒竹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16]、韩淲《危坐》“强把诗书连夜读，唤回灯火十年心”[17]、张鎡《菩萨蛮·遣兴》“翻书欲睡莺惊觉”[18]说的都是这倦读，但诚斋在散文中的叙述更活泼生动，在诗歌中则融入自然风物，显得尤有诗味。体现出活泼生新的“诚斋风”。
更重要的是，阅读生活虽然是知识精英的日常生活之一，但杨万里进行叙述时，经常将其与普通日常生活活动区隔。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从其阅读生活形态的多重呈现、空间叙述的诸多刻意区隔等方面初步了解到杨万里对日常活动的非日常化叙述特点。如果对比放翁，则尤为明显。陆游的阅读叙述经常与普通生活混同陈述，在“孤村月白闻衣杵，破灶烟青煮芋糜”（《冬夜》）的环境下，仍埋头苦读。家已断炊尚买书，养猫避免书为鼠啮，各种围绕书的家长里短，一一呈现[19]。面对同一种日常生活，同一时代的经典作家们陈述的角度、展现的方式如此不同。但二者只不过呈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其精神内核是同一的。他们都有作为知识精英的自矜，对阅读活动与知识本身都有相当的尊重，其指向殊途同归。若纵观两宋，其他经典作家是否也有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倾向？其精神实质是否有其他样貌？这还有待来兹校验。
[2]本文所引杨万里诗文均出自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不再一一出注。
[3]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5页。
[4]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5]莫砺锋：《陆游“读书”诗的文学意味》,《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本文引陆游诗出自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恕不一一出注。
[6]汪超：《辛弃疾南渡后的阅读生活初探》,《图书馆论坛》2011年第6期。
[7]陈继儒：《小窗幽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6页；高濂：《遵生八笺》卷七《起居安乐笺》，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96页。
[8]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307页。
[9]周必大曾以司马迁喻杨万里，诚斋《与周丞相》回复用大半的篇幅对此表示不满。他清醒地认识到周必大的夸赞是出于交际应酬惯习，所以他再三剖白自己求教请益的“一寸丹心”，甚至于问周是否专子长许人。
[10]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11]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12]薛涓《宋诗书灯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3年）曾对书灯做过一定程度的梳理。“窗明几净”，则更是现代汉语描述书斋的典型词汇。
[13]陈师道撰，冒广生补笺：《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1页。
[14]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1页。
[15]“因与延之纵观几案上御览书策”一句，辛更儒先生于“纵观”后点断，拙意以为语意未足。
[16]傅璇琮等：《全宋诗》第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01页。
[17]傅璇琮等：《全宋诗》第5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