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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的日记体诗[1]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马东瑶

日记在中国古代发展已久。俞樾认为日记起源于东汉，其证据是马第伯逐日记载光武帝封禅泰山之事的《封禅仪记》[2]。到了宋代，日记一体已相当繁盛。据顾宏义《宋代日记丛编》，仅传世日记便有55种（含存、残、辑佚）[3]，其中不乏《入蜀记》《吴船录》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作。顾氏将宋人日记分为三类：出使行游、参政、其他（个人生活与读书功课及物候等）。从日记的文体特性来说，其关键词应当是“真实”和“个人化”，但正如鲁迅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评价：“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4]事实上，这些流传于世的日记，即使记录个人生活，往往也并无不可传诸人口的隐秘之事，这与创作者着重于“记录”而非“私密”的文体认知有关。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其他相近文类。

两宋时期，与日记勃兴的同时，诗歌当中出现了大量标示日期的作品。陆游在《东邻筑舍与儿辈访之为小留》诗中说：“年丰日有携尊兴，家乘从今不一书。”[5]诗后自注：“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6]其《老学庵笔记》也提到：“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7]这种“日记”的观念对陆游的创作影响甚深，他的《入蜀记》便是一部行旅日记；而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其笔记散文的写作中，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不仅体现在诗题上日期的标示，更带来诗歌题材和内容的新变。陆游固然是宋代日记体诗创作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事实上，写《家乘》的黄庭坚，以及梅尧臣、司马光、苏轼、王十朋、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有很多日记体诗，从而形成了宋诗当中显著的诗歌类型之一的日记体诗。

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关注。胡传志《“日课一诗”论》从“日课一诗”的角度谈到陆游“每日坚持作诗”的创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宋诗日常化、生活化特色的形成[8]。鲜于煌则明确以“日记体诗歌”称呼杜甫的纪行诗[9]，不过作者将杜甫可以逐月排列的诗都归为日记体诗，则未免过于泛化；同样，尽管多有学者关注到陆游“以写日记的方式在写诗”[10]，尽管陆游在写《入蜀记》的同时也有诗歌创作，从文体的角度进行诗文对读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但并不能因此将那些可以确定写作时间的诗都视为日记体诗，因为文本本身具有时间表现上的类型特征，和读者可以判定作品的写作时间，仍然是不同的。故此，本文借鉴“日记体诗”的称呼，将之界定为诗题中标示了日期的作品。[11]而按照俞樾对马第伯《封禅仪记》作为“日记”的界定，“逐日性”是否也当为“日记体诗”的必要条件呢？明人贺复徵便曾定义日记为“逐日所书，随意命笔”。[12]事实上，即使在存诗近万首的陆游作品中，具有日期标示的连续性的诗作也并不多。从陆游的个人情况来说，其诗十不存一，删削厉害；从一般诗人的创作来说，日记体诗毕竟只是对日记的部分特色的借鉴，而“逐日性”并非不可或缺之要素。那么，什么才是日记体诗的根本特色？

一记录意识与时间意识

尽管受到日记这一文体的影响，但日记体诗自有其内部的发展轨迹，可以说在诗史上延绵已久。较早写作这类诗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13]、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江总《庚寅年二月十二日游虎丘山精舍诗》，但总的说来魏晋时期的诗题，标明年月的不少，具体到日期的却并不多见。前人常常提及陶渊明诗题中的时间标示，但主要关注的是陶渊明的纪年方式和背后的政治寓意，而不是从日记体的角度阐发。

推动日记体诗发展的重要人物是杜甫。他既有叙事性强的长题[14]，如《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15]，也有极短的短题，如《十月一日》《十二月一日三首》，后者正是为后世诗人所本的日记体无题诗。在杜甫近两千首诗中，标明日期的作品并不算多，但开创意义颇大，此后，其日记体特点在中唐元白诗中得到大力发扬，这也正是影响宋人至深的日常化、生活化、琐细化特点的表现之一。白居易的诗题如《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体现出明确的“记录”意识。张哲俊先生以白居易诗为例，提出“日记化就是历史化”[16]。应当说，日记体的写作确实与诗人们的历史观有一定关系。

元白的日记体诗在晚唐并未得到积极响应，至北宋则有了迅速发展。被视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在日记体诗的写作上，亦可谓是宋人的先行者，诗题上标示有日期的作品多达近百首。他以日记体表现观花、赏景、“喜雪”、“雨中饮”、“见白髭一茎”，以及交游、记梦等，清晰地表现出记录意识和时间意识。同一时期的司马光、宋祁也有众多日记体诗。相比梅尧臣较为短暂的史官经历，司马光和宋祁更以撰修史书著称于世。众所周知，司马光是《资治通鉴》的主要撰写者，宋祁是《新唐书》的主要撰写者。这种经历是否会使“诗”带上“乘”的特点？司马光的诗，以三月为例，有《三月晦日登丰州故城》《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诗二绝见招作真率会光以无从者不及赴依韵和呈》《三月十五日宿魏云夫山庄》《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诗二十四韵书怀献留守开府太尉兼呈真率诸公》等多首日记体；宋祁的诗，如《七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七月六日绝句》等，更是典型的日记体。从他们的具体创作来看，所谓“乘”的影响，并不体现在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体现在诗歌叙事性的加强，而主要体现在时间意识即标题对于日期的记录上。正如苏轼《十月十六日记所见》、陆游《绍熙辛亥九月四日雨后白龙挂西北方复雨三日作长句记之》这类诗所示，前者表现一天之内连续遭遇的浓雾、大风、冰雹、惊雷，后者表现一场百年难见的大雨，皆非国家大事，诗人详录日期并“记所见”，都体现了鲜明的时间意识和记录意识。这种时间记录不仅使读者在阅读诗集时，能够获得诗人更为清晰的情感和精神心态之“史”，更能获得诗人借以传达的许多深层内涵。以北宋创作日记体诗数量多、影响大的苏轼为例。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时，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17]“正月二十日”成为连接三年三首同韵七律的纽带。先是“去年”（元丰四年）此日，诗人与潘郭二生同至女王城，作诗《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诗中回忆起去年（元丰四年）此日正行走在京城贬来黄州的路上，思及当时情景，不由得生出“细雨梅花正断魂”的无限感慨；到了今年（元丰五年）此日，诗人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本来并无明确目的地，因了“去年是日”的指引，便“走马还寻去岁村”。诗人更由此发出关于世事人生的深沉感慨：“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相比唐人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那青春的浪漫与美丽的伤感，同样由“去年今日”和“今年今日”的对照而生发感慨的苏轼，他的“春梦”却并不浪漫。（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的时间指向性，其背后所联系的与苏轼有关的“事”，使作者“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感慨有了多重含义，既是访旧不得的怅然，也是世事一场大梦的解脱。等到再一年（元丰六年）的此日，苏轼又有《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虽然与潘郭二生“年年为此会”的约定未获实现，诗人自己却在“正月二十日”的指引下“复出东门”。是要再次寻访“去岁村”吗？自然不是。诗人去年“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感慨并没有斩断他与政治的联系，“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这一联“痕”字韵诗的背后，仍然体现着关于政治的隐喻和诗人在仕隐之间的复杂心绪。

事实上，诗题中的日期对于我们考察苏轼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有多方的引导性。《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类诗自不必说，其中的日期直接关联着苏轼的贬谪生涯，体现着日记体的记录性。有意味的是像《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这样的作品：“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这个长长的诗题，如果是爱好简洁的初盛唐人来设定，大约会叫《读〈申公传〉》或《申公》，而苏轼特意点明是“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就不仅仅是为了告知读者自己读申公故事的时间地点。从诗题可看出，此时苏轼刚刚结束漫长的黄州之贬，重回政治中心，担任起居舍人的要职，然而他咏申公不咏其成就与得意之时，却感慨申公及其弟子赵绾、王臧失败的政治命运，背后无疑有关于时局的冷静思考。

刘敞、孔平仲、苏辙、黄庭坚、张耒等也都颇多日记体创作。如孔平仲有《六月五日》《七月六日作》《七月二十六日》等；张耒有作于前后两年的《七月六日二首》共四首绝句，其中说：“黄昏楼角看新月，还是去年牛女时”,[18]正是对苏轼“正月二十日”诗的日记体特色的继承。有学者认为苏辙诗的纪年月是受《春秋》的影响，[19]这自可成为一种理解的视角，不过从诗歌史内部的发展来看，更直接的源头当是从杜甫、苏轼等而来的日记体。到了南宋，日记体诗大量增加，在王十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周必大、韩淲、周紫芝、岳珂、刘克庄、舒岳祥、文天祥、马廷鸾等人的创作中都随处可见，日记体已成为南宋诗坛的常见类型。其中文天祥的诗较为特别。如前所述，一般诗人的日记体既不书写重大历史事件，也不具有逐日性的特征，文天祥的诗则恰恰兼具这两点。长篇七古《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是记录宋亡之诗史。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宋军与蒙元军队在崖山决战，最后张世杰带领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背负年幼的皇帝蹈海殉国。此时，与张世杰、陆秀夫并称“宋末三杰”的文天祥已在海丰被俘，正好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宋军大败，写下这首血泪交加的长诗。诗中说：“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20]以战场亲历者的视角表现惨烈的崖山决战和诗人惨切的心情，与一般日记体诗的日常化、琐细化大不相同。而文天祥一批逐日书写的纪行诗亦独具特色。崖山兵败后，文天祥被执北上，其诗集中从八月三十日的《发高邮（三十日）》开始，中间经淮安、桃源、邳州、徐州、沛县、鱼台、潭口，过黄河，经汶阳、郓州，过东阿、高唐，经平原、陵州（德县）到献县，渡滹沱河，至河间，直到《保涿州三诗》（题注：在保州，二十九日起三十日到），其后到达燕京，几乎是逐日书写。作者运用题后加日期的方式进行标注，比陆游的入蜀纪行诗有更为明确的时间意识。这些诗追思古之先贤，抒写楚囚南冠之痛，表达守节之志。它们固然是文天祥个人的“私史”，但这私史联系着家国破亡的巨变，因而也是国家之史。这是文天祥日记体诗的显著特色。

二诗题与内容的张力

“日记体”的标示，主要是在诗歌题目上。宋人的日记体诗，在诗题和内容的关联度上体现出或松或紧的不同特色，而使诗歌呈现出丰富的内涵。从诗题与内容的关系来看，宋人的日记体诗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诗内容与诗题呼应，且与诗题所示日期有关。这类诗多体现在天气节候的书写当中。对天气节候的关注古已有之，但大多较为粗线条地以四季为区分，或表现季节的轮转，或表现不同季节中的风雨雪雾天气，像《诗经·七月》这样以月为区分的已属少见。宋人的日记体诗则将时间细化至一年中的每一日。如梅尧臣《二月五日雪》、刘敞《五月十一日早行是日风寒如八九月》、苏轼《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范成大《三月四日骤煖》、陆游《嘉泰辛酉八月四日雨后殊凄冷新雁已至夜复风雨不止是岁八月一日白露》等，都表现了具体到日期的季候特征和天气感受。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紧扣夏末江南的物候特征，表现西湖的荷花、翠翘、杜若、乌菱白芡、青菰绿盘等种种景致以及迅疾来去的暴雨，由此抒写了适意自在的生活和心情。梅尧臣《二月十四夜霜》则惊异于“欣欣东园杏，忽值春飞霜”，因此感叹“天理固难测，谁要必其常”，由春日飞霜而感慨天理之难测。

陆游以下诗作则体现出“日记体”的连续性：

乌藤真好友，伴我出荆扉。落叶纷如积，鸣禽暖不归。露浓松鬛长，土润术苗肥。未尽幽寻兴，还家趁夕晖。（《九月十八日至山园是日颇有春意》）

乌桕赤于枫，园林九月中。天寒山惨淡，云薄日曈昽。旋摘分猿果，宽编养鹤笼。身闲足幽事，归卧莫匆匆。（《明日又来天微阴再赋》其一）

河岸风樯远，村陂牧笛长。短篱围麂眼，幽径缭羊肠。照水须眉见，搓橙指爪香。衣裘又关念，砧杵满斜阳。（《明日又来天微阴再赋》其二）

九月中下旬已是渐入深秋，纷纷飘下的落叶也印证了这一点，不过诗人却因在山园中感受到暖暖的春意而兴味盎然，不忍还家。尽管诗歌最后以踏着夕阳归家的充满诗意而又意境完整的收束结束了，也就是说，第一首诗是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的，然而第二、三首诗的“明日”却不具有自足性。它们是与第一首有紧密关联的续篇。尽管天气寒冷、山色惨淡，诗人却似乎兴致不减。第二、三首中的“幽事”“幽径”呼应了第一首的“幽兴”，诗人在牧笛声中，身闲心静。诗歌最后，“砧杵满斜阳”的结句，虽然与第一首的结句一样写夕阳晚照，但是“砧杵”的意象却常常伴随秋天、捣衣、天气渐寒等意思出现，从而强化了秋寒之意。

除了通过季候和大自然的变化表现时间意识，诗人们还常常以“周年性”表达感慨。如陆游《予以壬戌六月十四日入都门癸亥五月十四日去国而中有闰月盖相距正一年矣慨然有赋》:“三百六十日，扶衰得出都”;《十月十九日与客饮忽记去年此时自锦屏归山南道中小猎今又将去此矣》:“去年纵猎韩坛侧，玉鞭自探南山雪。今年痛饮蜀江边，金杯却吸峨嵋月。”张九成《二月八日偶成》其一：“今年春色可胜嗟，二月山中未见花。长忆去年今夜月，海棠花影到窗纱。”“周年性”的表达，诗词中并不少见，如欧阳修（一说宋淑真）《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以两个元宵节的对比来写爱情，这种与节庆有关的书写在诗词中极多。宋诗“周年性”所体现的典型日记性质则在于，诗中日期往往是与作者个人生活有关而与节庆无关的普通日期。文天祥的“周年性”则更具“诗史”的沉厚气质：

去冬阳月朔，吾始至幽燕。浩劫真千载，浮生又一年。天南照天北，山后接山前。梦里乾坤老，孤臣雪咽毡。（《己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岁月冉冉忽复周星而予犹未得死也因赋八句》）

石晋旧燕赵，钟仪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风雨一年周。过雁催人老，寒花送客愁。卷帘云满座，抱膝意悠悠。（《己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狱今三十有六旬感兴一首》）

君不见常山太守骂羯奴，天津桥上舌尽刳。又不见睢阳将军怒切齿，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长至前一日，朔庭呼我弗为屈。丈夫开口即见胆，意谓生死在顷刻。赭衣冉冉生苍苔，书云时节忽复来。鬼影青灯照孤坐，梦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不当年跳东海，空有鲁连心独在。（《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报为赋长句》）

去年今日遁崖山，望见龙舟咫尺间。海上楼台俄已变，河阳车驾不须还。可怜羝乳烟横塞，空想鹃啼月掩关。人世流光忽如此，东风吹雪鬓毛斑。（《正月十三日》）

从“己卯十月一日”入燕城，到“己卯十月五日”入燕狱，从去年今日的崖山，到今年今时的楚囚，从“一年”与“千载”“千古”的对照，到“三十六旬”的以旬纪日，对于作者来说，囚禁中的每一日都是漫长的，一年的“三十六旬”似乎比十二个月更加漫长；可是相比千古的民族浩劫和山河之痛，个人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诗人或写孤臣楚囚之沉痛，或抒烈士丈夫之义气，令人感佩。在日、旬、月、年等关于时间的一再书写当中，诗人的家国情怀历历呈现。

陆游、文天祥等还一再写到自己的生日。这既是“日记体”创作的必然结果，也往往因为个人的际遇中折射着特殊的时代风云。如陆游《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风雨萧然偶得二绝句予生淮上是日平旦大风雨骇人及予堕地雨乃止》:“少傅奉诏朝京师，檥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诗人由生日思及生年，其中暗含着对于宋室被迫南渡的深沉感怀。文天祥亦有多首生日诗，如《生日和聂吉甫》（题注：五月初二日）、《生日山中和萧敬夫韵》、《五月二日生朝》、《庚辰四十五岁》、《生日和谢爱山长句》、《生日谢朱约山和来韵》、《生日》等。早年的生日诗尚有“细味诗工部，闲评字率更”（《生日和聂吉甫》）的悠游岁月的闲适之意，随着时局的变迁，渐转深沉，作年最晚的《生日》则几可作为诗人生平史和家国巨变下的心灵史。诗歌从“忆昔”开始，回顾承平时期自己过生日时，“升堂拜亲寿，抠衣接宾荣。载酒出郊去，江花相送迎。诗歌和盈轴，铿戛金石声”。谁知风云突变、宾僚荡覆、妻子飘零，自己也身陷囹圄，虽然早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可是在这又一个生日到来之际，思及家人友朋，仍然不禁心旌摇荡，涕泗交零。生日联系的是诗人个人之“史”，但陆游、文天祥等诗人的生日书写联系了靖康之难、宋元易代的国家之“史”，由个体的生活挖掘出集体情感，较好地处理了日记体诗个人化和普泛化表达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诗诗题虽与内容呼应，日期的标示却关联不大。这类诗比第一类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日记体”特色，即日期的主要功能在于记录诗歌的写作时间。这些诗或是对重要事件的记录，或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如梅尧臣《三月九日迎驾》、陆游《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十二月十一日视筑堤》相当于“工作日志”，梅尧臣《十六日会灵火》《十一日垂拱殿起居闻南捷》是时事新闻的记录，米芾《绍圣二年八月十八日观潮于浙江亭书》、毛滂《八月二十八日挈家泛舟游上渚诗》、王十朋《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陆游《十一月十八日蒙恩再领冲佑邻里来贺谢以长句》、刘克庄《三月二十一日泛舟十绝》则是诗人“私史”的书写。

诗人往往都有自己的“朋友圈”，也多作交游之诗，但宋前的诗人一般没有明确的时间记录意识。到了宋代，日记体交游诗大量出现。如梅尧臣《十月二十一日得许昌晏相公书》《九月晦日谒韩子华遂留邀江邻几同饮是夕值其内宿不终席明日有诗予次其韵》《九月五日得姑苏谢学士寄木兰堂官酿》《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应辟许昌京师内外之亲则有刁氏昆弟蔡氏子予之二季友人则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携肴酒送我于王氏之园尽欢而去明日予作诗以寄焉》，孔文仲《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口占送子敦都运待制赴河北》，王十朋《五月二十五日饯安国舍人于荐福洪右史王宗丞来会坐间用前韵》《五月晦日会知宗提舶通判纳凉云榭提舶用仙字韵即席赋诗中寓四字次韵以酬》《五月四日与同僚南楼观竞渡因成小诗四首明日同行可元章登楼又成五首》，等等。举凡收到书信、获赠礼物、聚会送别、举酒共饮、相互拜访、携手同游，都在诗题上标示时间，以示记录。如梅尧臣《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21]：

我来自楚君自吴，相遇汎波衔舳舻。时时举酒共笑乐，莫问罂盎有与无。醉忆曩同吾永叔，倒冠落佩来西都。是时豪快不顾俗，留守赠榼少尹俱。高吟持去拥鼻学，雅阕付唱纤腰姝。山东腐儒漫侧目，洛下才子争归趋。自兹离散二十载，不复更有一日娱。如今旧友已无几，岁晚得子欣为徒。

皇祐三年（1051）二月，梅尧臣父丧服除，由宣城舟行去往汴京，途中偶遇妻甥王存，杯酒谈笑间，回忆起二十年前与好友欧阳修、尹洙等在西京洛阳的快意人生，而今旧友离散凋零，世事难料，这使诗人格外珍惜每一次相聚。或许这正是作者明确记录相聚之日为“四月二十七”的原因所在。

相比短题，长题往往有着更多的叙事信息，与诗歌内容形成互动或“互助”。如梅尧臣《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应辟许昌京师内外之亲则有刁氏昆弟蔡氏子予之二季友人则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携肴酒送我于王氏之园尽欢而去明日予作诗以寄焉》，将写此诗的时间、前因后果以及诗中所写“晚节相知人，唯有胥宋裴”，在诗题中一一道来。又如苏轼《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写宝积献盖颂佛一偈以赠长老仙公仙公抚掌笑曰昨夜梦宝盖飞下着处辄出火岂此祥乎乃作是诗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

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袖里宝书犹未出，梦中飞盖已先传。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

诗题如同一篇小品文，有着丰富的叙事内容。日期的书写涉及作者对某次禅寺经历的记录，也涉及其父苏洵的忌日。这类长题诗在体裁上往往搭配短小的近体律绝，作者可以在诗中凝练地写景抒情，由此形成抒情性和叙事性的“互助”。例如“袖里”一联，正是诗题主要叙事的诗意化表达；如果没有诗题的叙述原委，读者对于此联的意思会有理解上的困难。

第三类诗则更为鲜明地体现出“日记体”特色：抛弃日期加内容的题目形式，而完全以日期命名（或有夜、夜半、鸡鸣前等更具体的时间标示），如梅尧臣《十月十八日》，宋祁《七月二十七日》，苏轼《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张耒《十一月七日》五首，王十朋《六月一日》，陆游《二月四日作》、《三月二十二日作》、《四月一日作》、《九月十日》、《十月九日》和《十二月一日》二首，白玉蟾《十月十四夜》，丘葵《六月初二日作》，韩淲《三月八日》三首，刘克庄《四月八日三绝》，方岳《十二月十日》，文天祥《十二月二十日作》《二十四日》，等等。这类诗在题材内容上不受限制，田园景色、风土人情、闲情逸致、人生感触、家国情怀，无所不包。其中陆游创作尤多，但它们在写景抒情上多有相近。这既与陆游一生尤其是后期常年卜居山阴的生活状态的不变有关，也与其“日课一诗”的创作方式有关，从而进一步加重了“日记体”的程式化特征。例如在体裁选择上，他的这类“无题”之作大部分采用了近体律绝的形式，七律尤多。如：

不须扇障庾公尘，散地翛然学隐沦。风帽可怜成昨梦，菊花已觉是陈人。昏昏但苦余酲在，草草久无佳句新。叹息吾生行已矣，老来岁月似奔轮。（《九月十日》）

堪笑枯肠渐畏茶，夜阑坐起听城笳。炉温自拨深培火，灯暗犹垂半结花。断梦不妨寻枕上，孤愁还似客天涯。扫尘拾得残诗稿，满纸风鸦字半斜。（《九月二十五日鸡鸣前起待旦》）

薄晚悠然下草堂，纶巾鹤氅弄秋光。风经树杪声初紧，月入门扉影正方。一世不知谁后死，四时可爱是新凉。从今觅醉其当勉，酒似鹅儿破壳黄。（《八月九日晚赋》）

这自与陆游擅长七律有关，但其中是否也暗含着陆游对李商隐“无题”诗在某些方面的继承呢？吴承学先生指出，李商隐把七律诗和无题诗结合起来，自此形成古代七律无题诗创作的习惯[22]。不过陆游自己对无题诗的写作也有明确认知，其《老学庵笔记》“唐宋无题诗”条曰：“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率杯酒狎邪之语，以其不可指言，故谓之 ‘无题’，非真无题也。”（《老学庵笔记》卷八，第108页）可见陆游将无题诗的写作限于“杯酒狎邪之语”，而其“日记体”的写作，即使在艺术形态上对无题诗有所借鉴，但更重要的写作传统并不在此。

梅尧臣的“无题诗”便不限于七律。其《十月十八日》诗曰：“霜梧叶尽枝影疏，井上青丝转辘轳。西厢舞娥艳如玉，东楯贵郎才且都。缠头谁惜万钱锦，映耳自有明月珠。一为辘轳情不已，一为梧桐心不枯。此心此情日相近，卷起飞泉注玉壶。”以七古的体裁和乐府民歌的比兴特色写爱情，又以“霜梧叶尽”切十月之时令，从而将无题爱情诗与日记体结合起来。舒岳祥、马廷鸾的“无题诗”则结合了阮籍的“咏怀”传统，在艰危的时局中表达了深沉的家国情怀。如舒岳祥《五月二十八日四绝》其一：“鸟独沉啼意，萤低照去踪。艰危吾辈老，寂寞此心同。”马廷鸾《十月二十日》二首：“太乙宫前戎马乡，思成门外野蒿场。山中一瓣心香在，独遣孤臣病著床”;“强提簪笏睇觚棱，再拜焚蕤泪雨零。千古陈桥仁圣事，不堪重勘旧编青”。黍离之悲，充溢于字里行间。至于如“四山新笋出，一涧野花香”（韩淲《四月二日》五首其一）的写景，“蹭蹬容图双鬓改，苍茫乐事寸心违”（强至《二月二日作》）的抒怀，在日记体无题诗中随处可见。

三时间观照下的日常化书写

对于诗人们来说，日记体的写作在时间意识的凸显上虽然有“史”的特色，但他们大多并非出于将诗写成“诗史”或“史诗”的目的。在创作上极具家国情怀的杜甫和陆游，他们的“诗史”类作品往往很少标明年月日，即便标明了日期的诗歌作品，多数是写观花、泛舟、赏月、刮风下雨、种稻收豆、季候变化等记录日常生活的平凡琐细之事。明人贺复徵认为日记“正以琐屑毕备为妙”[23],“琐屑毕备”指出了日记在题材上区别于家国书写等宏大叙事的不同，但如何才能有文学之“妙”？这是日记与日记体诗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宋诗具有日常化、生活化、琐细化的典型特色，那么，宋代的日记体诗如何区分于一般性的宋诗？在宋诗这一典型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事实上，题材的日常化确实是日记体诗的重要特色，这也正是奠定宋诗日常化特色的重要基础；但数量众多的日记体诗如果只是庸凡俗事的枯燥记录和琐细题材的重复书写，其诗歌史价值也就不值一提了。韩淲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写了首诗，描写了冬日雪霜路滑、柴扉冷清的景象，最后两句说：“不知诗在否，诗亦费心思。” （《十一月晦》）颇为幽默地表现出自己对于日常之中的“诗”和“诗意”的寻找。确乎如此。对于日常生活的书写是日记体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何才能体现出日记体诗的独特之“妙”，这是需要诗人费思量的。

日记体诗以时间观照为根本特色，其日常化书写区别于一般宋诗之处也正在于这种时间观照，因而常常独有奇趣。如前所述，不同于诗中常见的季节性书写，日记体诗在时间的表述上是以日期为单位。诗人对于时间和季节的感受因此更加细腻，一些习见的题材便能别开生面。例如表现季节轮转，春去秋来，往往引发诗人无限感慨，或恋春，或悲秋，“送春”“秋兴”一类诗不胜枚举。如“残阳寂寞东城去，惆怅春风落尽花”（武元衡《崔敷叹春物将谢恨不同览时余方为事牵束及往寻不遇题之留赠》）,“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大体是在季节转换时以物候变化写出伤春悲秋之情。日记体诗则细化到日，并由此生发出新意。如宋代日记体诗中颇多三月晦日诗。在传统历法中，三月结束就意味着春天结束，所以三月晦日诗也多是表达惜春伤春之意，但诗人往往从晦日作为春天最后一日的象征意义切入，便有了不一样的表达。如以下几首同题（或近似同题）诗：

倏忽韶光第九旬，无花何处觅残春。长绳万尺非难具，谁与天边绊日轮。（宋祁《三月晦日送春》）

春光九十更三旬，暗准三旬赚杀人。未到晓钟君莫喜，暮钟声里已无春。（杨万里《三月晦日》）

九十风光能有几，东风遽作远行人。樽前莫惜今朝醉，明日莺声不是春。（真山民《三月晦日》）

惜春恋春之意显而易见，而如诗题所示，这些诗的独特表现在于，都将春光细分到旬与日，在这最后一旬的最后一日，感叹春的终将离去。而这种感叹，同样由时间性表达出来。“长绳”两句以“绊日轮”的想落天外和否定式表达，抒写了留不住时间、留不住春光的怅惘；“未到”两句反用贾岛“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三月晦日赠刘评事》）之句，以主观感觉中已无春意的“暮钟”，提前否定了代表春尽的“晓钟”。真山民之诗则用明日、今朝的隐性对照，以明日的莺声虽同、春光已远，写出时光无情逝去中的恋恋惜春之情。至于王十朋的长题诗《三月晦日与同舍送春于梅溪因诵贾阆仙诗云三月更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时有二十八人遂以齿序分韵》:“记得来时手自探，预知今日思难堪。树头绿暗莺如诉，地上红多蝶尚贪。此夜钟声那忍听，明朝酒盏可能酣。却因送别还惊我，老境如蚕已食三。”既是对贾岛诗意的展开表现，又因分韵赋诗，诗人以“老境如蚕已食三”的独特诗思，写出三月已尽、春光已尽之意。这种比年、季、月更加具体的“数日子”的写法在日记体诗中十分普遍。如赵蕃《二月十七日》“春今二月已强半，匆匆何方为羁绊”、李壁《六月十八日作》“三伏已过二，九夏欲宾秋”、陆游《六月晦日作》“长夏忽云过，徂年行且休”以及赵鼎《余去秋七月登舟逮此一年矣六月晦日午睡觉闻儿女辈相谓曰明朝又是秋风起推枕怅然走笔记之》“怅念征鸿一纸书，明朝江上秋风起”等都以对时间的细心关注和细腻感受表达出人生之叹。

与每年都有春去夏来的季节轮转相似，风雨雷电的天象书写在日记体诗中也极为常见。陆游便有多首以“风雨大作”为题之诗，如《五月二十一日风雨大作》《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大风雨中作（甲寅八月二十三日夜）》《七月十九日大风雨雷电》等。如不标明日期，诗题几不可区分。当然，日期的标示意义并不在于不同时间的气象记录，而是与诗歌内容的书写和艺术表现有关。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为例：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第二首为人所熟知，但将它独立出来，并不能代表陆游这类风雨诗的普遍特点，而须将两首诗结合起来。首先，日期的标示说明这些诗往往是对当日天气的实录，也与诗中的写景状物直接相关。如“溪柴火软蛮毡暖”，明显是写冬景。其次，对于“风雨大作”的自然天象的描写是主体。如其一开篇两句便是对风雨之声的生动描写，也是其二“铁马冰河”的梦境得以形成的源头，而并非“风吹雨”这样简单的描写所能诱发。再次，作者由自然天象的描写又往往申发到个人和社会。对陆游个人来说，“我与狸奴不出门”与“铁马冰河入梦来”正代表了他晚年卜居生活的两个侧面，比我们所认知的概念化的“爱国诗人陆游”更为完整和真实。而在这些以“风雨大作”为题的诗中，陆游也常常关注社会民生：“老民愿忍须臾死，传檄方闻下百城”;“南邻更可念，布被冬未赎。明朝甑复空，母子相持哭”;“夫岂或使之，忧乃及躬耕。邻曲无人色，妇子泪纵横”。

这种写于同一日的组诗在日记体诗中十分普遍。相比陶渊明《饮酒》《归园田居》、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等组诗，其最大特色便是时间性的凸显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容表现。如韩淲《四月二日》五首、吴芾《六月二十一日早行》十六首、许景衡《乙巳五月十八日沈元鼎招饭昭庆登白莲望湖楼泛舟过灵芝少憩孤山下七绝句》、张嵲《五月二十四日宿永睦将口香积院僧轩东望甚远满山皆松桧声》三首，等等。标题上日期的明确标示，将组诗内容的表现限定于一日之内的所见所感；同时，这类组诗最常采用的绝句体裁，也为“琐屑毕备”的日记式书写提供了恰当的形式。如吴芾《六月二十一日早行》十六首，与纪行类日记十分相似，在一日之中，从四更早行到白日所遇骄阳疏雨、蛙鸣蝉噪，再到返家后的烛下话旧，时间线索十分清晰。不过，这种联章体并非日记体组诗的典型形态，后者在内容表现上往往更为随意自由，也更能体现“日记”之特色。

如果说日常生活的书写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平淡风格，这一点在日记体诗中亦是如此；相较而言，以记梦诗为代表的题材类型则常常突破平淡，表现出宋人对奇幻、奇趣的某种追求，这也体现在日记体记梦诗中，而时间性的表现则同样是其独到之处。陆游一生创作记梦诗极多，远超清人赵翼所说“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24]，但就算以此数论，赵翼也认为“人生安得有如许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它是一个永远无法得出“终极结论”的问题，只能说，日记体记梦诗为我们理解这一题材类型提供了某种视角。综观宋人记梦诗的写作，有些标了日期，有些则没有，从内容上看，是否标示日期并未形成区分判断的强有力标准，但从读者的接受来说，日期的标示加强了“纪实”色彩，从而凸显了“实”与“幻”、“平”与“奇”之间的张力。这些日记体的记梦诗，既有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表现，更以题材之奇、笔法之奇、风格之奇，形成对庸常生活的悖反。“梦”，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现实生活的种种；也如桃花源的洞口，通向诗人的理想之境。

如交游是文人日常生活书写中的常见题材，自然也成为记梦诗的重要内容。梅尧臣《至和元年四月二十日夜梦蔡紫微君谟同在阁下食樱桃蔡云与君及此再食矣梦中感而有赋觉而录之》诗曰：“朱樱再食双盘日，紫禁重颁四月时。滉朗天开云雾阁，依稀身在凤皇池。味兼羊酪何由敌，豉下莼羹不足宜。原庙荐来应已久，黄莺犹在最深枝。”诗中“朱樱”“黄莺”以及关于“四月”的表述，都与标题的时间直接呼应。不过，这种过于“清醒”的梦反而不像真正的梦，相比起来，陆游《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的似实似幻更贴近一个真实的梦：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此前有怀念前妻唐氏的《沈园》二首，诗中写道：“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又有《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诗曰：“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禹寺》诗曰：“暮春之初光景奇，湖平山远最宜诗。尚余一恨无人会，不见蝉声满寺时。”在这些一再的咏叹背后，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这个故事：四十多年前的春天，沈园的重逢，桥下的春波，桥上的倩影，以及壁上惆怅的题词。而这些记忆，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毫无征兆地闯入了诗人的梦乡：他又来到熟悉的沈园，见到熟悉的小桥、春波，然而，尘土覆壁，斯人长逝。所以这不是一个重逢的梦，而是在梦里清醒地表现了现实中的生离死别。对逝去爱人的深情，久已埋藏在诗人日常普通的生活之中，而十二月二日的一个梦，触发了这种深情，于是有了这两首“伤情”的悼亡诗。梅花的意象，在其他怀念唐氏的诗中并不曾出现，而是对诗题所示时间的呼应，这一混杂着今日现实投影和往昔记忆的梦境，有力地证明了此诗并非“托之于梦”。不过，陆游的许多记梦诗，如写收复的《甲午十一月十三夜梦右臂踊出一小剑长八九寸有光既觉犹微痛也》《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写交游的《甲子岁十月二十四日夜半梦遇故人于山水间饮酒赋诗既觉仅能记一二乃追补之》《乙丑七月二十九日夜分梦一士友风度甚高一见如宿昔出诗文数纸语皆简淡可爱读未终而觉作长句记之》，内容的表现与诗题所示日期没有必然联系，但作者往往以时间、地点、人物的清晰呈现，以及绘声绘色的过程描写，煞有介事地表现出这梦的真实可信。

梅尧臣的《梦登河汉》（题注：六月二十九日）所示时间则别有意味。这是一首梦中游仙诗：

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辩，罗列争光芒。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祸殃。臣实居下土，不意涉此方。既得接威灵，敢问固不量。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神官呼我前，告我无不臧。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扣头谢神官，臣言大为狂。骇汗忽尔觉，残灯荧空堂。

在以“平淡”著称的梅尧臣的诗作中，这首充满奇幻色彩的游仙记梦诗颇为异类。诗人梦见自己来到星罗棋布的九天之上，银河灿烂，群星闪烁。诗人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还看到了威严可怖的神官，他目光如电、着黑衣、乘苍虬、左右盘结着丘蛇与穹鳖。诗歌在对河汉进行描写之后，更多的其实是理性的议论。从“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的思虑，到面见神官之后，“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祸殃”的心理状态，以及其后不畏神灵、坚持发问的理性与执着，都表明梅尧臣这个“梦”的真实性颇为“可疑”。

事实上，这首作于庆历五年（1045）的诗，题注所示日期并非像一般日记体记梦诗一样体现记录意识，而是暗示着诗歌所写内容的政治隐喻性。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开始实施新政，然而一年多后便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的上半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新政派相继被贬出朝廷。梅尧臣政治地位不显，但他与范、欧等新政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一个奇异而理性的梦，正是通过日记体的时间书写而与现实勾连起来。

结语

日常化、生活化、琐细化作为宋诗的重要特点，已为我们所熟知。它发端于杜甫，在元白诗中逐渐明显，到宋代则成为典型特色。这一发展过程，与我们对日记体诗的梳理高度契合。事实上，日记体诗正是宋诗日常化特色形成与呈现的重要类型。它以“琐屑毕备”的内容、细致的时间观照，为诗歌的日常化书写提供了恰切的形式。日记体诗既典型地体现着宋诗的平淡风格，又以“平”与“奇”、“实”与“幻”的相反相成，深化了平淡的内涵。

相比唐诗，宋诗是朝着“易道易晓”的方向发展，这个特点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时期已逐渐形成。欧阳修重视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追求朦胧含蓄，而追求畅达的语言风格和明快的意思表达[25]。正如清人吴乔所说：“宋人作诗，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达。”[26]这种特色，在公共题材和普泛性情感来说，似能较为清晰地呈现；而对于日记体这种具有较多个人体验的诗歌类型来说，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从前述日记体诗标题的三种类型即可看出，当诗人用叙事性很强的长题时，往往是对个人体验的详细解释，是要将个人体验清晰地传达给读者；但当诗人只是以日期作为标题，从而以“无题”式日记体诗呈现时，则是对无题诗传统的借鉴和对个人体验的保留。尽管这类无题诗并不像李商隐的那样朦胧含蓄、晦涩难解，但标题的隐去，毕竟为主旨和内涵的多维度理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诗人的个性化表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附记] 感谢谢佩芬、张剑、侯体健教授的宝贵意见，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时，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亦提出了十分精当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原发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的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项目编号：11CZW05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历代文学经典的传承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塑造》（项目编号：SKZZB2015030）阶段性成果。

[2]俞樾《日本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序》:“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其造语之奇，状物之妙，洵柳州游记之滥觞。”参见《春在堂杂文》，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3]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4]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5]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五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9页。

[6]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乘”即“史”,“家乘”大略与“官史”相对，是个人私史的记录，即通常所说日记。

[7]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8]胡传志：《日课一诗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

[9]鲜于煌：《杜甫日记体诗歌与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比较研究》,《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1期。

[10][日] 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李庆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林岩：《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