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意义

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是稳定农业农村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话题。

一 农业经营体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内容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21世纪以来，我国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非常重视农业经营体制建设，建立健全农业经营体制始终是农业农村领域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经营体制的论述，足见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地位。

（一）20世纪80年代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村改革不断深化、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发展为指导思想，结合迅速变化的农村形势，及时总结经验，是指导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文献。关于1982—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经营体制的表述整理如表1-1所示。这个阶段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发布，标志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合法化，也明确强调了集体经济“统”的职能。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发布，提出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明确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方向，并提出通过承包处理好“统”和“分”的关系是完善该制度的关键。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当进一步完善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承包是党的长期政策，决不可背离群众要求，随意改变。

表1-1 1982-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经营体制的表述

表1-1 1982-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经营体制的表述续表

（二）21世纪以来的17个“中央一号文件”

21世纪以来，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截至2020年，我国连续发布了1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多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经营体制的政策制定与落实实效，主要围绕稳定和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三个方面展开。在稳定和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方面，“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既要保持农业经营体制稳定发展，又要开展探索创新，如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并且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促进农业经营体制完善的重要力量，21世纪“中央一号文件”始终提出要大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重要形式，201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与支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表1-2 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经营体制的表述

表1-2 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经营体制的表述续表

二 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化

农业经营体制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稳定全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农业经营体制变革是农业农村改革的关键内容。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并且农业经营体制的完善与创新是历年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业政策主要围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展开，从最初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1]，再到正式承认了“双包”责任制的合法性 [2]，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90年代，农业政策着重于稳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1993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承包期限做了进一步规定，即“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围绕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如2009年原农业部出台《关于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意见》，提出了支持土地流转、扶持集体经济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支持方向，明确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具体指导方针，以及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措施等。这些足以反映出农业经营体制在我国农业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是当前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健全的农业经营体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志，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是解决“谁来种地”的重要路径，伴随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老龄化女性化，“谁来种地”的问题是摆在我国农业发展面前的一道绕不开的“坎”，完善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有利于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是解决“怎么种地”的重要方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既需要有先进的生产力支撑，也需要有与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关系，随着现代农业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农业正在进入应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科技农业发展阶段，现代生物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使用将重塑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升级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这将对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提出新要求，即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形成适宜生产力的经营方式，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最后，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基础作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农业经营体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从工业化城镇化看，完善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二、三产业提供发展资源，推动我国中产阶级成长，促进“橄榄形”社会形成。从社会稳定看，长期以来农业农村是维系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蓄水池”，农业经营体制的健全与否关系着“蓄水池”的功能，影响着全社会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