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建立和巩固（960—1000）

第一章和第三章详述了后周统治者郭威（951—954年在位）和柴荣（954—959年在位）为加强官僚统治、集中军权、阐明和制定一项连贯的重新统一领土的策略（先征服南方再征服北方）做出的重要贡献。上述这些措施都对赵匡胤成功成为宋朝建立者至关重要。赵匡胤（宋太祖， 960—976年在位）和王朝的巩固者，他的弟弟即继位者赵光义（宋太宗， 976—997年在位）都出现在被埃德蒙·沃斯称为“军事独裁”的10世纪，他们的父亲曾在除后梁外的每个连续的北方王朝的帝国军队中效力过，正是由于他们的父亲，才使得家庭成员由晚唐平庸的文官转变为五代军事精英中闻名的成员。[4]但是赵匡胤并不仅仅是一个有才能的士兵，他在柴荣手下被迅速晋升为殿前都点检，他还是后周官僚政治改革的敏锐观察者和后周军事集权和领土扩张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就像柳立言和黄宽重在第三章描述的那样，赵匡胤在954年对抗北汉与契丹联合大军侵略高平（泽州，河东周边，现今山西）的战斗中表现突出，并且在这场战斗后他在军事改革中促使禁卫军彻底革新。他在扩张战役中又分别在955年与后蜀对战，在956年与后唐对战；959年，柴荣去世后让一个孩子登上了王位，赵匡胤早在此之前就赢得了重焕生机的帝国军队对其强烈的个人忠诚和确立的军事指挥官地位。因此，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赵匡胤的军队以契丹和北汉联合大军要在960年入侵后周的传言为契机，宣布他们时年34岁的指挥官称帝。可以想象新的宋王朝（得名于与其同名的开封东南部的县，赵匡胤曾在此担任日益沦为虚职的节度使一职）在接连短命的北方王朝中成为又一个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但是，由唐朝的瓦解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分裂逐渐而又不可改变地给北方和南方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让路。到10世纪中叶，中国北方和南方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思考统一的可能性。唐朝覆灭，后周继承了唐朝原有的96个州，到赵匡胤登基成为第六个北方王朝的皇帝时，州县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18个，其中包括后蜀的4个州，南唐的14个州和梦寐以求的辽燕云十六州中的2个州。统一变成了一个很实际的抱负，赵匡胤作为后周集权和重新统一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在夺得统治权上占优势。宋朝的建立者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方法延续了五代前辈们所实行的措施，尤其是他的导师柴荣。虽然宋太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但他以让军队服从于官僚组织的管理而出名。[5]在取得皇权后的一年内，宋太祖利用一个私人酒宴的机会劝说他的将军们把他们的职位交换为地方节度使这一舒适的闲职。正如柳立言和黄宽重写道，宋太祖通过和平的方式遣散他的将领，切断了指挥官们与他们的军队之间的联系，这些军队曾制造了禁卫军政变，就像有人将宋太祖推上了王位，这在唐以后的时代是很常见的。[6]同时，宋太祖在宋廷中设立最高军事行政机构——枢密院，使命令层级受到了更加集中的监督和控制。宋太祖选择集中军权，这种行为常被描述为“重文轻武”，这种行为时常被控诉为公认的宋朝军队软弱的根源。[7]然而柳和黄得出如下结论，宋太祖对广泛军事权力的独裁“为他的整个朝廷创建了新的形象，以中央集权和绝对权威作为特征。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全能的军事领袖，而且他的国家是一个新生的帝国，这些都将宋太祖和他的前辈及以前的军事同僚相区别”。宋太祖依靠他作为绝对军事指挥官的威望扩大官僚统治，这也远远超越了他的后周导师所能取得的。不仅宋太祖能够压制大将军政治掮客的角色，而且他的继任者宋太宗最终根除了作为统治精英的节度使。在超过了十年的缓慢收编后，宋太宗在公元977年最终决定废除仅存的18个拥有领土管辖权的节度使，并任用直接由都城控制的文臣取代他们。唐时期的节度使权力最终被宋太宗废止，宋朝的创建者重新执掌最高指挥权，节度使的职位转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有名无实的官职，主要授予土著首领。[8]

在行政的其他领域，宋太祖改造唐朝和五代的行政区划，重建路、州、县三级行政区划，通过发展官僚机构在整个帝国树立皇帝权威。为了给这些行政机构配备官员，宋太祖（宋太宗在较低的程度上）任用五代军政府的后代或相关人员，这些人的社会阶层与宋太祖和宋太宗相似。[9]除此之外，宋太祖为增补官员，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虽然（如柳和黄所指出）宋太祖通过科举制度招募了至多450官员，但是宋太宗强化了科举考试的过程，在他执政的21年内，遴选出了超过5000名官员。正如此章和我们的姊妹篇所证实的那样，科举制度的繁荣发展成为宋朝（确切地说是宋朝的中晚期）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10]与此同时，科举催生了新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政治精英，无论他们从当地威望和所拥有的土地中获益多少，他们还是要被自身和别人通过对知识的掌握和在考场中的杰出才能定义。个别的这种新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他们通常用旧称士 [文人] 或士大夫 [文人官员] 称呼自己）拥有少许独立的财产或者从唐朝贵族先辈们处继承来的官员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宋朝皇帝和（宋朝晚期）宰相的专制倾向造成了微弱的挑战。[11]然而，他们从没挑战过皇权的政治权威，基于文学的新考试将会在接下来的900多年统治中国的文化制度，就像他们“从贵族阶层获得的傲慢……持续的用它对待商人……在自尊和物质上变得和君主差不多”[12]。

政治的巩固为创建者继续进行领土统一铺平了道路，领土的统一在后周时就已经开始了。宋太祖在公元963年发动了第一场重新统一的运动，迅速征服了荆南和楚，获得了长江中部地区的领土。这之后的公元965年，在一场战役中战胜了长江上游的后蜀，然而对后蜀的征服是相当残忍和贪婪的，其产生的叛乱，让四川飘摇了四十年。公元976年，在宋太祖去世前，他征服了南汉（970—971）和南唐（975）。仅存的南方国家吴越和福建军事前哨长川在公元978年向宋太宗投降，这就使新王朝在中国南方的统治完整了。在北方，宋太祖在969年尝试推翻北汉，但是被沙陀政权的庇护人契丹辽国所挫败。在979年宋太宗发动了对北汉的第二次进攻，辽国没能击退这次入侵，被分裂的地区河东（今山西）自公元951年来首次被收回至中央控制。但是，这与宋朝想要恢复对中国北方的控制还相差甚远。宋太宗被战胜北汉的喜悦充盈，将军队向燕云十六州推进，在幽州附近（今北京）被辽国军队击败。宋太宗在986年对燕云十六州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宋朝军队再一次被辽国铁骑和他们的指挥官击溃。由于宋朝开始国家建设与游牧民族国家形成在同一时期，这将影响接下来三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和亚洲内陆的事件，宋朝再也没有重新获得燕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