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到十三世纪中国周边游牧民族政权的建立_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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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到十三世纪中国周边游牧民族政权的建立

狄宇宙和牟复礼写的亚洲内陆国家的形成概述中，提出了宋朝与游牧民族对峙所面临挑战的重要性。[13]从长期来看，经济、社会或政治危机往往会促成亚洲内陆国家形成，这些危机促进了游牧社会的军事化。依据狄宇宙所说，危机可能在部落内造成社会混乱，但混乱也为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提供了晋升为最高统治者或可汗的机会。这是对传统的破坏，半平等主义政治关系的特征是“一个更强大、更神圣、更专制的权力形式代替了贵族部落，在这种形式下，少数人制约着共同合议的决定”。置于可汗和皇族的直接控制下的社群变成了永久的战斗部队，反过来，社会军事化的增强支撑起了政治权威。[14]然而，在贵族阶层内，永久军事化和政治集权的结合需要的经济资源要多于游牧社会所提供的，这便刺激其入侵更富有的定居区域，去获得可预见的外部资源供应。狄宇宙说“国家拨款”形式的经济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了：“从历史角度来看，亚洲内陆国家形成……展示出一个渐进而确定的趋势，使用外部资源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段。”此外，亚洲内陆国家在他们生产基地之外获得收入的能力的增量增长“与国家机器的出现是同一时期，这还为国家的生存、外交关系、超出其政治和领土边界的军队的规划、统治不同民族、语言和经济共同体提供了基础”[15]。

在狄宇宙的记述中，长期资源掠夺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亚洲内陆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16]亚洲内陆资源掠夺形式发展和细化最密集的时期在10—14世纪，强大的游牧国家举兵压境然后消灭宋朝。在帝国时代开始一千年间，亚洲内陆国家从在汉朝时期依赖朝贡缓慢地发展成为在隋唐时期朝贡与彻底控制洲际和边境贸易相结合。但是在10世纪早期，变化的步伐加快了，辽国（不同的日期如916或947—1125）开创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被牟复礼描述为双重管理，狄宇宙认为这是辽、金和蒙古早期（907—1259）“双重管理帝国”时代的开端。[17]双重管理制度把外来的文官治理体系移植到被征服的沿着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到契丹国本土的农耕家族，这种双重管理制度管理着军队和部落上的所有事情，并向女真这样对它称臣的民族收取贡品。[18]双重管理制度并没有取代宋朝的朝贡，辽国使用战争或战争威胁让朝贡变成宋朝“保障和平”的一种方法，这在后来也被证实同样有益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1038—1227）和女真族建立的金（1115—1234）。[19]通过发展越来越多的双重管理的有效方法，辽国用越来越多的来自农耕民族的直接税收来增补贸易和朝贡，为成功占领和防御渤海国和中国北方的燕云十六州提供了经费。后来，女真族在最开始完颜阿骨打带领他们建立国家的时候也采纳了这些双重管理的技巧，并且在1125年从辽国和1127年从宋朝攻克来的定居区域使用双重管理制度。[20]契丹是把中国的管理方法与游牧民族管理方式相结合的先驱，这种管理方法进化成了牟复礼所描述的治国之道，又在12世纪被女真族和党项族所增强，增加了大量通用的管理技巧，被蒙古在13世纪席卷中国和欧亚大陆时所利用。[21]正如狄宇宙所说，通过避免将朝贡（但贸易除外）作为收入来源和通过直接征税的方法从他们征服的领土攫取资源的方法，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71—1368）把亚洲内陆国家形成的过程向前推进了一步。狄宇宙与牟复礼看法相似，他们强调了元朝作为第一个直接征税的帝国的进化轨迹：“忽必烈完成对中国的征服是最好的例子，这让蒙古人有信心取得来自于亚洲内陆、中亚、中国北部 [辽和（金）] 和中国政治传统宝库中广泛的政治资源。”[22]

10世纪到13世纪，亚洲内陆国家治国才能的快速发展允许其在北部边境的国家供养强大的军队，这在数量上和财富上抵消了农耕中国的优势，从而阻止了宋朝夺取在以中国统治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强大位置，并把宋朝的地位降低到东亚各国体系中一个平等参与者的位置。[23]尽管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个朝贡贸易的帝国（依据狄宇宙的陈述）占据着大部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的不毛之地，但是它依然有能力在军事力量上与宋朝相抗衡，并且面对宋朝时是事实上的外交平等，就像这一卷中这一章所写的那样。地图3描绘了亚洲内陆国家是如何扩张到长城边界——习惯上长城是中国农耕区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以南更远的地方，是如何在1127年夺取中国北部，是如何到13世纪60年代包围中国南部，又是如何最终在1279年被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将整个中国吸收到巨大的欧亚帝国里。接下来的几页将会简要地突出游牧民族的扩张和中原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对宋朝国情的发展节奏和宋朝政治文化状态的影响。

地图3 宋朝疆域及领土，1100—1291年

中原与草原民族的关系与王朝事务的形成

后澶渊之盟时代的地理政治均势（907—1067）

当宋朝决策者认可了在1005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时，他们正式承认了这种不可改变的多国并存的新体系，这一新体系由条约和建立常规外交往来所规定。宋太宗是他儿子和继任者宋真宗的指导者，由于宋太宗没能将契丹从燕云十六州驱逐出去，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兴建了一个围绕在边境要塞城市的大型建筑防御工程，并且创造了拦截骑兵的水路网，这些减弱了辽国的军事优势，并且使辽国重建其与宋朝之间的缓冲地带的希望破灭了。[24]作为回应，辽国在1004年对中国中部平原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辽国希望用战争去实现有利于它的和平，而战争将令宋朝民族统一者的进攻结束。尽管契丹的武装力量几乎靠近开封一百英里以内，但是契丹的损失是相当大的，然后双方很快领会到了协商和可靠解决方法的优势。随后1005年订立的澶渊之盟，宋朝同意每年给辽国送岁币，并不再索要燕云地区，宋朝廷达成了共识，领土、仪式、外交对峙花费的经济成本和为了和平所支出的费用，比为了旷日持久的民族统一战争而动员全国所产生的繁重的社会和政治成本要少得多。外交势力的均衡让宋朝暂时打消了民族统一的想法，开创了一段政治稳定期，这一时期跨越了宋真宗剩余的17年生命，和他儿子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还有宋仁宗的侄子宋英宗（1063—1067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澶渊之盟的订立正逢身经百战的王朝创建者到朝廷培育的继任者的过渡，促成了政治权力从专制皇权到一个日渐复杂和自信的官僚主义的转变。[25]官僚机构本身绝对不是由相同的人组成的：它从帝国不同的机构任命有潜在的政治观点、利益和联盟冲突的人：它利用许多考试毕业生，这些科举考试通过的人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朝廷提供可用的职位的增速，进入朝廷成了社会流动的珍贵途径。不可调和的政策差异和对官职的激烈竞争，会最终使得党派之争重压下团结的官僚精英与日益集权专制的宰相政权破裂。但是，在订立澶渊之盟以后的几十年，士大夫精英依旧相当有凝聚力，并且依旧将官僚机构发展得相当强健。结果是，国家权力的专制运用被权力的划分所限制：政事（由政事堂管理），军事事务（由枢密院管理），经济管理（由三司管理）。此外，为防止单个宰相主导政事堂，并且将全部宰辅置于充分发展的谏官和御史制度的独立监督之下，一种政府机构之间彼此制衡的制度被植入。[26]同时，统治的特点是用相对合议的方法做决定，生动地证明了需要依赖广泛的跨部门专设机构在重要政策问题上给皇帝提供建议。[27]

然而，通过澶渊之盟所维持的均衡不是无懈可击的，这种均衡也有可能被任何内部或外部冲击所动摇。在内部，一直有国内威胁挑战着边疆的稳定，对和解的共识是实用的而不是有原则的，提议是勉强的而不是热情的。此外，宋朝的“文官主义”使一些从战争而不是和平中获益更多的个人和团体边缘化，使他们不再鼓动边境扩张。在外部，统治者的死亡或国家的灭亡，尤其是被草原上的有力的新竞争者入侵都会打破均衡。这样的情况在宋真宗政权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党项族统治者李元昊（1004—1048）在1038年宣告他自己为大夏国的皇帝。正如迈克尔·麦格拉斯在第四章描述的那样，在澶渊之盟这之后的几年，党项族的领域从在河套地区的少量村庄扩张为一个广阔的骑兵帝国，控制着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如此一来最重要的贸易路线连接了亚洲内陆和宋朝。[28]宋朝不愿在外交上承认西夏皇帝，这激起了一场历时四年的战争（1038—1042），战争更凸显了宋朝在战略计划、战术执行和部队战斗力上的缺陷。最终，宋朝广阔的地域面积和巨额财富抵消了军事上的不足，但是虽然如此，宋朝廷被迫于1044年与夏签订和约向李元昊支付保障和平的费用，如同与辽国和解时一般。此外，宋朝在第一次宋夏战争中的无能，加剧了士大夫对宋朝管理和官员斗志的担忧，促进了1043—1045年的庆历改革运动，这场运动预示着（正如麦格拉所阐述）依靠科举考试来选拔政治精英的时代到来了。

由于皇帝支持的突然撤销、军队无能、堕落的官僚政治和与党项关系持续恶化的问题，庆历改革失败。潜在威胁澶渊之盟后势力均衡的这些问题，在11世纪60年代中期再一次聚集，加之宋英宗英年早逝，他年轻的儿子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被推上了皇位。在宋朝境外，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1048—1068年在位）在甘肃青海高原地区藏族人统治衰落的启发下，发动了远征军去对抗西藏的政治中心、中国化了的边境部落，甚至让宋朝的藩镇遍及西北边境之地。[29]在国内，通过考试产生了过量的后备官员，这些基于考试选拔出来的文职官员对边境稳定形成了间接压力。经过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三朝政权后，列为文职官员身份的人数多了两倍，从大约一万人增长到了大约两万四千人。直到宋英宗去世，官员过剩的情况已经开始使整个文职官员体系瓦解堕落，许多候选人叫嚷着要获得职位、保荐人和从初级升到高级的晋升，这使体制难以承受。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实现这些后备官员职业理想的最佳途径是朝廷活动范围的扩张，这种扩张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

更多的直接压力来自一群在宋朝中期被日益边缘化的文官：世袭的军人家庭组成宋朝总指挥部的核心。在澶渊之盟后的半个世纪，宋真宗和宋仁宗朝廷已经有计划地排除了军人对战略决策做出的贡献，用当地民兵取代正规部队和能征善战的将军，把军权甚至直接命令的权力由将军手中转移到身居高位的文官（和庆历新政的领导者）如范仲淹（989—1052）和韩琦（1008—1075）手中。虽然兵部没有被解散，但是它被改造成文官统治国家的官僚机构和下属部门。[30]

在1067年，以党项的入侵为借口，一个军人将边境军事握在自己手中，宋朝边境将领种谔擅自绑架了一个杰出的党项将领，并且在西夏的绥州（改名为绥德郡）筑城，正好横穿了被激烈争夺的较大的陕西路[31]北界。文臣中像有影响力的司马光（1019—1086），他认同澶渊之盟所确立的条约，并要求将绥德归还党项，催促新即位的宋神宗尊敬先祖的政策，尊重与他们签订条约的党项合作者，并采取顺从的姿态去重建外交协定。在过去，如此清醒的劝告足够结束边境冒险主义。但是，在宋神宗心中渴望民族统一的火焰比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燃烧得更加热烈，他登上皇位便决定消灭西夏王朝，然后亲自领兵去征服大辽。[32]在宋神宗统治时期，他们被皇帝的激情、民族统一主义、边境冒险所煽动，成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这让一个包括将军、太监和强硬派官员的新的群体重新执政。此外，宋神宗统治时期产生的政治资本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产生了利益，宋哲宗（1085—1100年在位）和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致力于完成他们父亲宋神宗的梦想，被他们及其代言人赞扬得几乎就像第二次王朝建立似的，宋神宗的梦想被这样的热情所点燃。

宋神宗父子统治下的民族统一主义和国家行动主义（1067—1127）

政界元老对新皇帝有为、领土扩张的君主形象感到不安，他们警告宋神宗放弃讨论战争，实行财政约束，在放弃治理官僚机构的时候纠正自己内心的想法。时年46岁的王安石（1021—1086）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和文化危机深感不安，他把这些不安都写到了1058年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鼓励君主相信“现在正是做大事的时间”。但即便如此，王安石还是主张必须推迟皇帝民族统一的愿望，直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机构全面改进以后，并且帝国“繁荣富强”（富强）时。正如史乐民举例阐述宋神宗和李瑞举例阐述宋哲宗和宋徽宗的章节，作为结果的新法——在帝国时代激进主义国家的缩影——具有了宋神宗父子的统治特征，而且，新法控制了那些宰相的日常工作事项，他们迎合却又反过来巧妙地控制皇帝的雄心。

从制度视角来看，新法反映了王安石的愿景，官僚机构能够扩充和调整去干预和重塑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别是对王安石来说）各个方面的形态。但是，王安石最初的目标是通过国家操纵经济再分配创造新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而不是对人民过度征税，这个目标很快在宋神宗的领土扩张梦想的压力下转变成了致力于为改革项目和皇帝的战争金库提供税收的多头官僚机构。

在政治上，皇帝支持新法废止在澶渊之盟后的几十年中达到成熟的官僚制衡制度，就像他急于否定澶渊之盟本身一样。王安石让皇帝相信，唯一能增强皇权的方法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宋神宗允许王安石掌管政事堂，控制御史台，创建新的具体改革机构，忽视现存的官职，在官僚机构中塞进他的追随者——那些在金融和官僚事业上展示出专长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在文官中身份低下，这些年轻人被更成熟的文人谴责为“吝啬和小气的男人”。除了在宋哲宗少时（1085—1094）八年未亲政时期改革受到反对，这些新近被动员的改革者和他们的儿子、兄弟会在整个宋神宗父子统治期间控制朝廷。

政治形势上的如此剧变，必定会产生重大的反弹，从1069年王安石任期的最开始，越来越多的官员激烈反对他滥用参知政事的职权和有掠夺入侵性的新法。在宋仁宗统治时期，相似的反对导致了皇帝支持的庆历新政突然停止，但是宋神宗不会轻易动摇承诺。宋神宗被民族统一的愿望所驱使，同意王安石的主张，用肃清反对者的激进议程镇压对改革持异议的人，惩罚反对改革的御史，关闭“言路”，授予关键领域的改革骨干免于被监察弹劾的权力。

除了短暂的中断，反对新法的声音在宋神宗的统治期间都消失了，尤其是从1077年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在改革的指挥官、王安石的继任者蔡确的促进下。随着神宗八岁的儿子即位，权力转移到了以高太皇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大臣们的手中，他们决定废止令人憎恨的新法，改变引起他们民族统一主义的冒险主义做法。然而，尽管权力转移到了谨慎保守的人手中，但是政治文化也早已经由宋神宗统治时期激烈的党派之争彻底回到了澶渊之盟后的几十年的共同掌权，新法实施期间的派系斗争传播了党派制度，获胜的一方理应获得全部的政治战利品。虽然王安石昔日的反对者们意图推翻他的政策，但他们却满腔热情地去模仿王安石夺得政事堂和垄断御史台和谏院的政治技巧。

尤其是，因恢复旧制时期（1086—1094）而得名的元祐党人（元祐党），不顾元祐党内部发出的派系斗争永远存在并会回来困扰他们的警告，对新法追随者进行大清洗般的全面镇压，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比肃清王朝中的任何事都彻底。派系斗争永远存在并困扰着他们，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094年在夺取个人权力时，宋哲宗通过宣告“绍圣”为新统治时期的年号，以此来公开宣称忠诚于他父亲的成就，他的副手谴责反对改革的未亲政时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并从机构中除掉反对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李瑞在第六章中描述的那样，“北宋后期政治，在宋哲宗的个人统治时期，进入了最致命和分裂的阶段”，党派之争的受害人数迅速上升。在1102年到1104年，派系斗争和好战言论达到了顶峰，新皇帝宋徽宗授权他的宰相蔡京（1047—1126）剥夺“元祐党”所有成员的权力，其成员不论死活，并且消除他们在政治和文学上遗留的影响。尽管1106年一个不吉利的预兆——彗星的出现，吓得徽宗毁了黑名单[33]，元祐党人又复活了，更加激烈的复仇改革议程被蔡京压制异议的政策镇压了。的确，如宋徽宗在1108年宣称的那样，蔡京镇压对手的政策使得皇帝能够实现他父亲的目标，吞并党项人围绕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的地域，这是宋神宗与党项战争的第一步：

昔我神考，肇开武胜，疆理西陲。惟时临洮未克服，分置一道，以总其名，显丕圣谟，盖示必取。朕克笃前烈，告厥成功，远彻河源，奄有积石，名王系颈，板筑一新，壶浆载途，民罔告病。眷兹硕画，实赖相臣 [蔡京]。若非斥去群疑，发挥先志，威驰塞外，虏在目中？[34]

通过宋神宗及其儿子们的统治，皇帝对宰相和集权政策的支持会有助于实现民族统一的雄心，而这也不可挽回地破坏了分权的构成，分权制止了国家权力的任意运用。从新法实施到南宋结束，宋朝政治制度见证了内朝行政权的日渐整合，尤其包含君主和宰相，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1069—1076年掌权）、章惇（1094—1100年掌权），王朝移到南方之后的秦桧（1128—1155年掌权）、韩侂胄（1194—1207年掌权）、史弥远（1208—1233年掌权）和贾似道（1259—1275年掌权）。[35]同时，清除异己、镇压和不可调和的政策矛盾破坏了脆弱、本就不稳定的官僚精英的团结，让圈内人与圈外人互相倾轧，并最终离间内朝和控制内朝的宰辅政治机构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官僚机构。

然而，什么样的复仇梦支撑着新法？为了动员民族作战，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了强化军事的密集计划，包括在中国北部改革指挥结构来重振军官队伍，建立国家军事组织，振兴国家军火库，为骑兵获得马匹创建可靠的制度，强制几乎全部保甲制度下的民户进行军事训练和检阅。此外，宋神宗和王安石选择将自治权力委托给将军。用这种方法，他们扭转了一个世纪的旧军事集权政策，掀起了一场逆潮，并在1115年前后达到顶峰，当宋徽宗提拔监军宦官童贯（1054—1126）为陕西、河东和河北宣抚使时，还主管枢密院事，由此，授予了童贯对整个北宋军事机构的最高控制权。[36]

宋朝军事改革产生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是在扩张运动中对抗西藏东北部（青唐区域）和四川西南部的薄弱边境，宋朝军队显示其拥有充足的时间和大量的资源，能够将土著居民驱逐出居住区，抵挡他们的游击守卫者，用金钱和头衔收买他们的酋长。与更富有作战经验的西夏军队相比，宋朝战胜分散的部落军队显得轻而易举，然而，不论与谁作战，宋神宗父子控制下的宋朝军队在没有被彻底羞辱之前，得到的最多就是一个僵局。然而，到宋徽宗的统治时期，许多人聚集在宋神宗的民族统一主义使命的大旗下，将每一次胜利、真实的或想象的都看作一个升职的机会并隆重庆祝。因此，1118年来自北部的叛逃者说，女真侵略者在契丹边境造成了大破坏，宋徽宗和朝廷不顾那些焦虑的批评，作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交换，与女真达成了和议，去帮助女真推翻辽国。但是在1122年，女真在与宋朝协商燕云地区四年后，女真军队吞没了辽国的疆土，童贯的远征军被公认“虚弱”的契丹军队击溃和羞辱。女真军队在1125年推翻了辽国最后的残存者以后，将目光投向了宋朝，惊慌失措的宋徽宗传位于他的儿子宋钦宗。宋朝既没有实施有效外交策略所需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没有发动有效防御所需的军事纪律和政治资本的存储，宋朝就这样把自己暴露在了女真族的闪电战下，女真攻打宋朝就像中国北部“没有防备一样”，这种情况与宋朝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战争动员和军事改革不相符。在1127年攻下开封的第一个月，女真人就将宋朝皇帝和其皇室随从掳到了陌生的北方。宋神宗民族统一的梦想适得其反，将中国北方列进了未收复的失地的类别中，也将王朝的生存置于不确定中。

幸存、恢复和专制统治（1127—1260）

从长期看，女真对中国北方的征服引起了政治、社会和知识的改变，影响从南宋（作为幸存下来的王朝的称呼）一直持续到了元、明甚至是清。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沦陷标志着许多国家行动的失败，还打破了国家与士大夫精英之间的一致利益，在宋神宗父子的统治下，派系斗争已使士大夫精英筋疲力尽。我们期在姊妹卷中更全面展开的一个主题，随着宋朝百姓和官员大规模迁徙到南方，11世纪的官僚精英被更广泛的地方宗族阶层所吸收，地方宗族仅仅把官职看作大量流动性策略中的一个选择项，而把家族与地方社区看作比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更适合的制度改革焦点。与这种方向上的变化相一致，和道学（或新儒学）有关的思想家如朱熹（1130—1200），他展现了政治、社会与道德变革之间关系的新观念，在16和17世纪，这些新观念逐渐成为自我意识日益增强的当地贵族涌入思想体系的基础。就空间而言，在1132年，四面楚歌的新皇帝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和他的朝廷最终迁移到了行在杭州（更名为临安），在其经济中心的身份上又叠加了王朝的政治中心身份，从12世纪到大约16世纪，这种迁移也帮助了长江下游地区（江南）——宋、元、明在最极端的掠夺战争中得以幸免的唯一的区域——转变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37]

正如陶晋生在第八章所写，不管怎么样，从短期来看，女真征服中国北方后，释放出了爆炸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混乱，这预示着宋王朝要被推翻[38]。1127年二月，金朝正式废黜了赵氏，政权落到了宋钦宗弟弟（康王）手中，一小群忠实的党羽想恢复因为叛乱、军阀割据和军队哗变而变得动荡不安的南方王朝。直到1130年，宋高宗在扈卫等反叛将领的逼迫（1129）下退位，之后金朝入侵长江下游地区，将宋高宗驱逐出杭州，刚刚恢复的王朝似乎又近于崩溃。

巧合的是，南宋的命运在这一年后开始好转，与此同时，女真扶植了傀儡伪齐政权（1130—1137），在金政权与南宋政权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南宋朝廷逐步成功地拉拢了军阀[39]，这些军阀统治着汉水、淮河、长江沿岸地区，利用他们中立的优势去重组位于东部的河边防御工事，并且（如陶晋生所述）在西部山区研究重大军事改革。授予大约39名将领军权，将领中许多是原来的军阀，让他们帮助保护新边界的秩序。在恢复时期，“中兴四将”（包括岳飞）对战略地区的控制得以巩固，他们每个人负责一个都统司。虽然这些将军和其下属负责镇压内部叛乱，并增加有效的防御去对抗金朝，但是他们的权力和实际的自治权让宋高宗和大臣越来越不安，他们寻找机会欲将军事控制权重新集中到朝廷手中。从12世纪30年代中期起，这样的机会频繁出现，宋金两国疲于战事，被俘虏的皇帝宋徽宗在1135年去世，他的棺椁在1137年被归还，由于要守孝，战争减少了。在1137年女真废除了傀儡齐国，这就使金朝和南宋隔淮河和汉水沿岸相对。如陶晋生描述的那样，一年后，宋高宗压制了早期赞成复仇的倾向，而代之以用澶渊之法通过和解处理外交关系，公开宣布在与金朝寻求和平之事上，他愿意屈服。[40]

宋高宗声明他的意图，但并没有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失去中原腹地的国耻激怒了慷慨激昂的官员，自从退位的宋徽宗在1125年解除对进谏的禁令，这些官员在最激烈的国家政策辩论中继续反对这种绥靖政策。[41]同时，以岳飞为首的将军们在抵御女真突袭和发动向北远至洛阳和开封的突围中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力量。但是，随后动荡的十年，在四面楚歌的皇位上的宋高宗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到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势力均衡的局势，正如陶晋生所述，通过与金朝的和平相处来寻求外部安全，通过控制军队来达到内部安全。在这两个目标上，宋高宗信任宰相秦桧，秦桧的任务是以和解的名义去运用王安石、蔡确、章惇和蔡京以战争的名义使用过的那些政治策略：集权中央，压制争论和政治威胁。在军事领域，秦桧利用与金朝在1141年签订的和约剥夺了都统制的职位，然后处死了他们中的一人——岳飞，岳飞的民族统一的热情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可能最易于破坏和平的计划。在政治领域，秦桧发动监察官和告密者对抗15年来影射、镇压和在文学审查运动中批评和议条约的人，宋徽宗把“斩除异己”[42]的权力，以战争的名义给蔡京，以和解的名义给秦桧，这些都在相同的君主授权下。

虽然1141年的和约要求宋朝向金朝称臣，并且要每年向金朝纳贡，但是和平保证引领一个经济文化显著发展的时代。基于致命武力的平衡带来的和平，有利于抵御进攻，因此，尽管宋朝和金朝在下半个世纪开战三次——1161年金朝海陵王挑起和1163年与1206年由宋朝挑起——在每种情况下，结果对于侵略国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不确定的是，尽管战争可能来源战略的角度，但战争的决策仍被当成一种工具，以政策制定、行政管理、常规官僚监察机构为代价为皇帝和宰相巩固权力而服务，从而加剧内朝与文官的专制的距离。

至于宋高宗的继任者、养子宋孝宗，他的政治集权显现出了许多不受他人或机构阻碍的典型的君主独裁统治的特性。依据江伟爱在第九章描述的来看，宋孝宗不仅忽视官僚政治，而且宰相们认为他们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有决策权。宋孝宗早在1163年就掌握了政权，之后朝廷对战争决策的犹豫不决诱使孝宗不顾他的两个宰相、政事堂和枢密院的意见，转而秘密命令将军去进攻金朝。战争灾难性的结果促使宋孝宗在接下来的20年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促使具有官僚精神的直言不讳的代表，比如朱熹，谴责皇帝霸占了文官的权力，还弱化政事堂的作用。

当宋孝宗禅位于他的儿子宋光宗（1189—1194年在位），君主专制再一次让路于宰相统治，禅位的做法夺去了南宋最后一位实际的皇帝。戴仁柱在他撰写的第三章中讲述了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世纪，他描述宋光宗统治时期就像旷日持久的政治瘫痪时代，这从内部削弱了南宋，正如南宋被从外部崛起的蒙古包围一样。此外，无能的皇帝对重组朝会、进行专业的统治无所作为，这个时期已经开始逐步发展成北宋时宋真宗和宋仁宗消极的统治。由皇帝禅位造成的空缺，很快就被皇帝宠臣和权相填满，其中的两个是韩侂胄（1151—1207）和贾似道（1213—1275），他们是这深宫中的产物而不是从文官发展而来。

韩侂胄是宫廷幸运儿的缩影，正如戴仁柱描述的那样，韩依靠宋高宗的妻子吴皇后，即他姨母的裙带关系才声名显赫。然而，宋光宗的不孝行为激怒了朝廷内外的道学派，宰相和皇室宗族赵汝愚唯有依靠韩侂胄的帮助，劝说堕落的皇帝禅位于他的儿子宋宁宗（1194—1224年在位）。韩满心期待他策划的顺利继位之事应得的回报，但他却发现他被道学政治家排除在权力之外，他自认为帮助过这些道学政治家，这些道学政治家不停的说教，不仅使政治气氛两极分化，也激怒了新皇帝。韩以他宫内人的身份利用宋宁宗对道学朋党的厌恶赢得了皇帝的信任，而后在1194年成为皇上钦定的宰相。[43]韩在宰相的位置上利用蔡京和秦桧锤炼出的策略套路去保持专业的官僚机构，并让理学代言人陷入困境：韩煽动他精心挑选的监察官去迫害官员，绕过官僚机构发布特殊命令并削去敌人官位，最有名的是从1195年到1199年，因道学运动宣传“伪学”，对道学颁布了全面禁令。[44]但这些都没能使反对他的人沉默，他使出了撒手锏，发动了对抗金朝的战争，通过迎合道学批评者民族统一的渴望竭力拉拢他们。但是像海陵王在1161年发动战争和宋孝宗在1163年发动的战役一样，1206—1207年的开禧之战也事与愿违：杰出的民族统一领导者不支持战争，宋朝军队世袭的将军在四川北部叛乱，金朝军队在宋金边境大败宋军，韩侂胄被朝廷派去的刺客取了首级。

开禧之战标志着宋朝试图积极塑造与游牧民族的关系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左右，沿着边境所发生的事由蒙古人决定和调整，蒙古不寻常的崛起让整个欧亚世界措手不及。但是，开禧之战也标志着，如戴仁柱描述的那样，是南宋政治的新篇章的开始，道学说教和韩侂胄政治上的不宽容与冒险主义让步于史弥远（1164—1233, 1208—1233年担任职务[45]）这位新的、在位时间长的宰相的节制与妥协。从把王朝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角度来看，对政治谈论的限制在宋朝最后的70年比自从新法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宽松。就像戴仁柱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前任宰相的儿子和资历无可挑剔的文官，史弥远回报给支持他的文人同事的是一个知识多元化的真正承诺和永久的对道学学派的尊重，从此以后，如果没有较大的政治影响，他们将会享受越来越多的皇帝的庇护。此外，史弥远能容忍公开批评，太学的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后，批评变得越来越刺耳，在他死后依然存在；除了1158年颁布的并不成功的禁令外，韩侂胄掌权之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就再未出现过类似的禁止和全面压制，这塑造了宋朝从11世纪70年代到1207年的政治文化特征。缺乏肃清和禁止并不预示着要回到11世纪初期的全面治理，在管理制度上更愿意去控制、庇护和团结，而不是压制批评者。史弥远受到道学派不断升级的攻击，是因为其对日益恶化的对金政权丧权辱国的军事让步和他篡夺君主的权力，简言之，宰相专权。但即便如此，史选择去阻挠而不是压制他的批评者，史弥远始终在两任皇帝 [宁宗和理宗（1224—1264年在位）] 统治时期专权，并扩张他的政治权力关系网。[46]

政治停滞和南宋的衰落

直到1251年，当史弥远最后一个亲信去世，他的政治集团才不复存在，由此造成的政治上的真空主要被宦官及其同伙所填补，直到一位新宠臣贾似道（1213—1275）于1259年拜相。而到那时，蒙古已征服宋朝周边的国家，包括西夏（1227）、金（1234）、大理（1254）、高丽（1259），接着吐蕃很快在1268年陷落，四川与汉水及长江中游沿岸城市也遭受了蹂躏。

尽管贾似道被称作王朝最后一个奸相，但正如戴仁柱在第十二章所述，贾似道政府曾经尽其所能去抵抗蒙古的最后进攻，只不过相对于已经损失惨重，且指挥乏力的南宋军队而言，蒙古的军事机器过于强大。戴仁柱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蒙古相对于南宋的军事优越性，他所写的章节连同研究游牧民族的历史学家狄宇宙早先所谈到的都表明，蒙古征服中国得益于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一样多。因为伴随着政治改革，蒙古广泛整合草原政体与北中国大量制度资源的能力强化与扩充其军事实力的时候，宋朝的政治体制已经开始衰退。

例如，在财务管理领域，地方财权不可挽回的损失削弱了皇帝、宰相和宠臣手中集中的行政权。据郝若贝说，尽管转运司在12世纪晚期“监管着约百分之六十的朝廷总收入和可能超过百分之七十三的朝廷支出”，并给中央财政保留地方上缴大部分财政收入的权力，中央财政依然不断抱怨。从结果看，虽然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晚期，朝廷总收入大体一致，但是南宋朝廷对国家经济资源的控制要弱于北宋晚期，这是一次更大的国家危机。[47]

至于边疆政策，一个半世纪统治的肆意妄为，渐渐破坏了朝廷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普遍适用、深思熟虑决定的能力，也使宋朝面临巨大威胁时决策机制陷入瘫痪。正如查尔斯·彼得森所述（且被戴仁柱的章节证实），在开禧之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宋朝的边疆政策谨小慎微且优柔寡断，即使金政权衰败了，宋朝廷还是太过害怕挑起与金朝的战争，以至于不顾真德秀（1178—1235）及其志同道合的道学复仇者的迫切要求，没有为反对女真统治的山东叛乱者提供支援，甚或着手进行自身的军事准备。[48]从1217年到1224年，由于对蒙古在更北面发起的进攻产生绝望情绪，女真军队向宋军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而朝廷对山东叛军摇摆不定的政策最终于1226年将叛军中最强大的李全推向蒙古一方，这很有可能使宋朝丧失一个加强其在东北的地位，甚至是为“占领河南、江苏和山东的部分地区奠定基础的黄金机会”[49]。宋朝直到1221年才与蒙古有了直接接触，但即便如此，一个世纪以前同女真收复燕云的灾难性合作所产生的恐惧，仍使宋朝对此时更为复杂的局势顾虑重重。[50]这些担忧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因为在1234年，史弥远死后的那一年，宋理宗不顾诸如真德秀此类狂热的收复失地主义者的警告，未经充分考虑，即在河南发起了一场从蒙古人手中夺取洛阳和开封的先发制人的战役。[51]正如真德秀和他的支持者们所预言的那样，河南地区及其城市已退化成为无法提供补给的毫无用处的荒地；宋朝军队缺少信息、领导、训练和补给去发动一场进攻性战役；蒙古对这种单方面挑衅的回应是严酷致命的报复。两年以后，蒙古对四川发动了大规模的战役，到1236年年底，四川地区58个州府仅有4个没被夷为平地，蒙古开始了长期但不可阻挡的征服过程，而宋朝的决策者们却束手无策，无力加以阻止。

最终，当宋朝面临巨大危机时，它失去了文学精英的支持。精英与国家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符合条件的文官候选人过剩的结果，这促使11世纪基于考试而产生的官宦宗族的寡头们采取一种可替代的机动策略来对官职进行补充，这一策略以财富积累，加强家族、社区与地方层面的雇佣关系为基础。对郝若贝和韩明士而言，这种新兴的地方主义构成南宋社会最突出的转变，“有助于扩大与凸显精英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地方层面的差距，而且也有助于确认与加强精英身份与社会地位的独立性，虽然国家一直试图去验证、认可，然后控制这种身份与地位”[52]。这种由人口因素推动的社会分化进程，却因11世纪晚期的派系斗争和南宋统治的肆意妄为，而变得更加尖锐。这使得那些除强调地方作为外还继续专心职业官僚理想的官员们备受挫折与冷落。在这一疏离过程中，最慷慨激昂的先驱是道学运动的领导者们，他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出了对君主或大臣专制统治的批评，并提出对道德采取折中主义态度的朝廷的文人忠诚度进行限定。[53]因为国家同文人之间的裂痕加大，道学提供了一种集体认同感，“一些士人认为他们可以在当地社会中扮演提供道德和政治指导的精英角色，这让他们感觉强大，面对朝廷他们可能显得无能为力，但是理学为他们在地方上的自治提供了道德和社会的理论基础”[54]。

尽管政治精英绝没有被诱导去反叛宋朝，但他们的疏离使陷入危机的王朝在最危急时刻付出了丧失贵族与官僚支持的代价。虽然戴仁柱（在第十二章）着重描写了少数但却勇于献身的忠义之士一直坚持到最后，并和宋朝最后的皇帝一起殉节，他们的故事在戏剧中非常丰富。但他还描述了更为巨大的政治投降场面，文官武将没有任何抵抗就将南方城市拱手让给了蒙古，京城官员成群结队的出逃，曾经热血沸腾的太学生四散逃命。而且，一旦蒙古人巩固他们在南宋的统治，原来宋朝的官员和地主就迅速适应了蒙古的统治，以此来换取朝廷对他们及其子女财产权与地方权位的保护。甚至那些自诩宋朝忠义之士的人，也因经济原因与家族利益，确信与发展中的元朝廷合作是重建当地秩序与安全的唯一出路，受此诱惑而抛弃退隐的伪装。[55]再者，没有任何团体比那些曾经坚持收复失地的道学运动的追随者更适应蒙古的统治。因为随着他们长期批评的南宋王朝的崩溃，杰出的道学思想家迅速地转而向元朝朝廷施加影响，这种作用是通过影响元朝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政策而实现的。与此同时，他们的下层追随者们分头到各省去建立私学或供职于族学，向中国南方的地方精英传播新儒学学说。[56]

最终，南宋的衰亡凸显了两个相互影响的趋势。从中国与游牧民族关系来看，当蒙古最终征服整个中国并将其整合为一个庞大的欧亚帝国时，在宋朝建立时进展顺利的内亚国家形成发展周期，为蒙古这一草原政体提供了一整套可资利用的组织方式。但是，宋王朝的衰亡绝不意味着宋朝社会或文化精英的破坏。因为到12世纪，草原国家的形成与中国内部应运而生的阶级形成进程是互为匹配的。其结果是，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精英从孕育他们的宋朝那里赢得了自主权，促使其迅速适应游牧统治下的生活，并确保其有可持续的能力去繁荣与塑造中国文化，以顺利进入帝国时代的晚期。

（翻译：宋燕鹏李阳谊）

[1]傅海波、崔瑞德等编：《剑桥中国史，第6卷：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纽约， 1994）。[译者按：该书中文版《剑桥辽西夏金元史》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罗伯特·萨默斯：《唐的结束》，参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 卷：隋与唐（598—906），第一部分》（剑桥，1979；中文版《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第682—789页。另参见傅海波和崔瑞德《引言》，傅海波和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6卷：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纽约，1994；中文版《剑桥辽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0页。

[3]小埃德蒙·沃斯对这一过程进行了重要的概述，小埃德蒙·沃斯：《宋朝的建立，950—1000年：军事和政治机构的综合变化》,（学位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6）。

[4]太宗时期，对军事独裁和由军事独裁转变为官僚专制主义的讨论，参见沃斯《宋朝的建立》，第295—316页；贾志扬在第二章追溯赵氏家族史，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剑桥，马萨诸塞州，1999）

[5]太宗时期，对军事独裁和由军事独裁转变为官僚专制主义的讨论，参见沃斯《宋朝的建立》，第295—316页。

[6]“禁卫军政变”出自约翰·赖柏帝《统治者和士兵：北宋军事的认知和管理（960—1060）》（学位论文，华盛顿大学，1981），第35页。

[7]赖柏帝：《统治者和士兵》，第229—232页，争论宋代军队软弱的看法。

[8]沃斯：《宋朝的建立》，第272—279页。[译者按：此不确。节度使在北宋太宗以后不仅授予土著首领，亦是宗室、外戚、文武大臣的荣誉虚衔，更是武将晋升的极致]

[9]郝若贝将这个群体称作“立国精英”。参见郝若贝《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载《哈佛亚洲研究学刊》42卷，第2期（1982），第405—408页。

[10]用英语完整地研究宋朝考试制度，参见贾志扬《宋代科举》（剑桥，1985）[译者注：本书英文名为《中国宋代学术的荆棘之门：科举的社会史》，中文译本改为现名，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李弘祺《宋代政府教育和科举》（纽约，1985）。

[11]皇帝和宰相的专制的问题在这一卷中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后来就没有皇帝（宋孝宗除外， 1162—1189年在位）像立国者宋太祖和宋太宗一样进行专制统治。关于北宋前期皇帝的权力，参见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台北，1996）；关于这一时期王朝中宰相权力的增加，参见林天蔚《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载《宋史研究集：第八辑》，宋史座谈会（台北，1967），第141—170页。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安东尼·W.萨利蒂的《司马光在君主、官僚机构和专制主义上的政见》[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2卷第1期（1972年），第53—76页] 中有所描述。鲁道夫·菲尔豪斯追溯专制主义概念的兴起，曾用来描述17、18世纪欧洲君主制特点“国家权力集中到君主身上，君主不受任何人或机构的妨碍，实施他或她对于立法、行政、税收和常备军的统治权，并且还是法院的最终裁决者”。鲁道夫·菲尔豪斯：《专制主义的历史》，参见尼尔·斯梅尔瑟和保罗·巴尔特斯编《国际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阿姆斯特丹，2001），第1卷，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