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本书将与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变迁相关的文献分为三部分：一是对能源产业市场化历程的描述；二是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的原因分析；三是相关原始材料。

一 对能源产业市场化历程的描述

首先是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历程的著作。李晓西主编的《中国传统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5]，和史丹主编的《中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研究报告》[6]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但这两本书对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原因分析不多。

其次，有些著作就能源中的某个产业进行了描述。如在电力产业方面：杨鲁、田源以报告的形式指出当时电力工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7]叶泽、张新华描述并分析了2002年以来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成败。[8]在石油产业方面：姜玉春、蔡军田详细回顾了1978—2000年中国石油产业变迁；[9]王丹分析了中国石油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10]严绪朝翔实描述了1998年中国石油石化行业大重组时的状况；[11]中石油集团也曾编写书籍详细描述中石油集团重组和上市的过程。[12]张海韵曾编写过两本有关中国石油石化产业重组和上市的书籍，详细刻画了1990年后半期中国石油产业的大变革。[13]

最后，还有些著作从能源管理体制角度涉及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如林卫斌、方敏试图对各国能源管理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初步描述了其他国家的能源管理体制并分析了中国能源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和现状。不过该书对于中国能源管理体制的分析比较单薄，更多是对事实本身的简略描述。[14]

二 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原因分析

对于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原因，目前学界的分析有四种视角，分别强调总体改革背景、国家/官僚政治结构、国内工商集团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强调总体改革背景的视角。史丹认为国内能源产业市场化的一大背景是国内阶段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她认为中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一部分。如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影响了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经济改革中对于部门与行业的改革，是“先消费品生产行业，后生产资料生产行业”，先农业和轻工业部门，后重工业部门，并认为“这就造成了我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市场化水平的差异”。[15]李晓西等强调“推进能源市场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16]朱晓艳强调了中国电力体制变革的大部制改革背景。[17]Yao Lixia和Chang Youngho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安全程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他们认为中国能源最安全的时段是1981—1985年，其次是1995—2005年，而1986—1994年中国能源安全程度不高，2005年后中国能源安全状况呈现恶化趋势。[18]他们将原因归咎于中国的能源政策并非意在改进能源安全，而只是对国内宏观经济做出反应。[19]

其次是强调国家/官僚政治结构的视角。李侃如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从政府政策过程角度分析了中国能源产业，并用“分散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学界一般译为权威碎片化或碎片化的权威）”来概括中国能源决策过程的主要特点。[20]该书完成于1988年，此后中国能源产业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李侃如当初的概括在今天是否依然适用，需要之后二十多年的实践来检验。陈绍锋指出中国的石油产业市场化，是一种国家管理的市场化（state-managed marketization），[21]他还分析了为何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将重心从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转变为推动石油外交和石油国企“走出去”直接购买海外油田。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感知发生变化、同时石油国企意图借此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22]梁波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1988—2008年中国石油产业的变迁，指出在1988—1998年石油市场是“封闭—行政化”发展范式，在1998—2008年转变为“开放—市场化”发展模式，而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深层动力来自其中复杂的权力关系。[23]

再次是强调国内工商业集团的视角。马克·格隆布里奇以煤炭、石油、纺织和钢铁四个行业为案例，询问为何有些行业比另一些行业更能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他强调了作为利益集团的企业自身因素——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以及该行业资产专用性的高低——的影响。产业集中度越高、资产专用性越高[24]的产业，其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能力就越强，[25]如石油产业就比纺织业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更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博指出，国企深化改革后，石油国企与中央政府一同成为中国石油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26]武建东指出国家电网在延缓电力产业市场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7]

最后是强调国际力量的视角。艾里·塞卡瓦等人指出中国核能的发展源于国际竞争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影响。[28]芮怀川从发展、转型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煤炭产业的发展，指出了全球化对中国煤炭工业改革的影响（她在书中用发展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小煤矿企业的兴衰，用转型来解释国有煤矿的亏损与困境，用全球化来解释国家对大型煤炭企业——如神华——的扶持政策）。[29]一些著作分析了国际力量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影响。如查道炯分析了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之间存在的竞争与相互依赖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周云亨讨论了美国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30]

三 能源产业市场化的原始资料

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的原始资料虽然不少，但被利用的并不多。这类资料以前较少被人关注，或者是最近才出版。如李鹏总理退休后开始整理其日记，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李鹏曾长期主管中国能源领域，其著作保存了大量一手资料，如已出版的《李鹏论发展中国电力工业》《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从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31]均是研究中国能源产业的宝贵一手资料。

能源领域其他高官也纷纷出书，回忆往昔能源工作。如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出版了《能源部：1988—1993》《我的故事》《秋语》等书。[32]其中《能源部：1988—1993》整理了其任能源部部长期间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不仅提供了能源部的详细资料，而且公开了大量内部讲话稿。《我的故事》作为黄毅诚的个人回忆录，也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秋语》则记录了他对能源行业的一些思考，以及他退休后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件。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将自己任期内的主要讲话整理成《中国油气发展战略》一书出版，此外他还出了一本回忆录《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盆地石油会战》，[33]详细回忆了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期间的经历。该书披露了不少内部决策过程，如开发塔里木盆地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还详细回忆了塔里木石油会战的种种细节。中石化总公司第一任党组书记、董事长李人俊的一些重要内部讲话稿也被中石化集团公司编辑出版。[34]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则回忆了自己任职煤炭工业部时的经历。[35]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通过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回忆了我国许多重大的能源决策过程。如他那篇《电改十年的回顾与思辨》，[36]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披露了电力体制改革中高层决策的一些细节；再如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回顾了风电产业决策的详情。[37]

另外，本书还采用了朱镕基[38]、李岚清[39]、石广生、龙永图等人的回忆录或者是公开发表的回顾过往经济决策的文章。这些关于昔日能源管理和决策的回忆，或是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或是因为公开较晚而尚未被相关学术研究所采用。

四 对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相关文献的评析

首先，对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的原因进行解释的文献不足。一是很多相关文献仅描述中国能源领域有什么政策，有哪些相关管理部门，而对政策制定的深层动力解释较少。如中国政府为何有时能成功推动能源产业市场化，有时却缺乏这种意愿和/或能力？相关解释很少，既有文献大多是用报告的形式陈述有哪些改革，还需要哪些改革等，而对改革的原因及其互动过程分析较少。有的文献用介绍背景来代替对原因的分析，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有的文献对原因和结果的区分不够，如仅用经济总体改革思路来解释能源产业市场化思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时候，经济总体改革思路与具体行业改革状况是相互影响的。二是大多数文献都是只写了煤炭、石油、电力中的一个产业。

其次，用国际—国内互动框架来系统解释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的文献不足。既有谈到国际因素影响的文献，至少有三个不足：一是这类文献在讨论国际力量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影响时，大多是分析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很少分析对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二是这类文献大多强调国际力量中其他国家因素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国际制度的重要影响；三是将国际力量和国内因素有机结合以分析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研究较少。

全球化的深入使得国际制度/国际体系不仅影响了国家间互动，而且深入国家内部，影响了国家内部制度变迁。但既有文献总体上不够重视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内制度变迁的影响。外部世界更多只是被认为是与个别企业有关的进出口、投资等活动，而从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层面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与权力分配如何塑造中国经济政策的文献较少。如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市场化进程，研究者们大多分析导致其变化的国内变量，很少分析其国际变量；而即便提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大多也只是泛泛而谈，很少能清晰地分析国际因素“如何”影响。[40]如谢淑丽[41]等人的著作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时，就对国际力量的作用不够重视。然而“国际体系不仅仅是国内政治和国内结构的结果，而且是它们（国内政治和国内结构）的原因。（国家间）经济关系和（国外）军事压力约束着一系列——从政治决策到政治改革——国内行为。因此，应该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同时进行分析，而且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42]

有些学术文献虽未涉及能源领域，但对国际力量如何影响了中国产业市场化进程做了一定的探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托马斯·摩尔对中国纺织业和造船业的分析。托马斯·摩尔以中国的纺织业和造船业为例，说明了国际力量在塑造中国国内产业转型方面的重要作用。托马斯·摩尔认为如果外部世界过于开放，出口国的出口实现得过于容易，那么出口国将难以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如果外部世界过于封闭，出口国已完全丧失出口机会，那么出口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同样难以实现。只有在外部世界适度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国内产业才更有可能实现转型升级并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作者认为，相比自由贸易（free trade），中国实际上更受益于（而不是受损于）有管理的贸易（managed trade）。玛丽·加拉格尔则在其《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中指出，中国通过引入外资的方式，在避免直接触动在中国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国企部门利益的同时，通过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来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她认为中国政府更多是通过外资（而不是通过发展私人资本）来融入全球经济。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深化国企改革浪潮中，让人们更意识到民族工业与跨国企业“中外竞争”的紧迫性，从而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私有化是必要的，从而中国的‘民族工业’可以得到激活和加强，以接受全球化的挑战。”[43]

当下我们缺乏一种从国际—国内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学术研究，而这正是本书试图完成的任务。本书将在下一节提出自己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