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汉简牍文字与“六书”

研究、学习秦汉简牍书法要懂“六书”。

在当代的文字学领域，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但“六书”是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原则，不懂“六书”，就说明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还浮于表面。

“六书”的理论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谐声，谐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8]

所谓“指事”，“其字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必为象形之文，其一部分则不成字而为标识，以指示此象形之文发生何种现象，故名指事也”。[9]也就是说，“指事”是标识某物发生某现象。例如“上”，古文字的写法是在“—”上加一“·”，“横”是“地”的“初文”，“点”不成“字”，代“某物”，在长横上面加一点，就“指示”“某物”在“地”之“上”，所以叫作“上”。在汉字中，指事字不多，在《说文解字》中，指事字一共只有七十多个。其中包括上、下、王、屯、牢、干、爪、斗、叉、臣、寸、刃、甘、朱、果、币、身、尸、欠、交、永、飞、亦、开等。在秦汉简牍中，也有一部分指事字，只有对“六书”中的“指事”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其造型方法。

所谓“象形”，就是“象物之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一类字，在《说文解字》中有二百多个，马叙伦的《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曾列举197字。[10]在秦汉简牍中，日、月、田、禾、虫、木、目、马、鸟、手等很多的字，象形的特征非常明显。它们的写法，与现在的汉字不完全一样，如果知道它们是“随体诘诎”地“画成”的，就能较好地理解和书写它们。像“里耶秦简”中的“手”字（图4-1）、“马”字（图4-2），“孔家坡前汉简”中的“虫”字（图4-3）等就是这样。

图4-1 里耶秦简“手”字

图4-2 里耶秦简“马”字

图4-3 孔家坡前汉简“虫”字

所谓“谐声”，也叫“形声”，是由“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其中一半表形而另一半表声。如“江”“河”，其中的“水”旁是“形旁”，而“工”“可”是“声旁”。其中，“表形”的部分是“象形、指事、会意”的部分，“表声”的部分是“取譬相成”的，这就是“象声”，“必须有声可象，才可以‘取譬相成’”。[11]这样的字，在汉字中的数量极多，《说文解字》中的9300多字中，形声字占了90%左右，秦汉简牍的文字也是这样。对于文字学家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对于书家来说，因为关注的重点在于书写的规范，没有像文字学家那样深入的必要，但是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当然会更有益处。

所谓“会意”，许慎讲“比类合谊，以见指”，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会意”的争议还很大。马叙伦就说许慎对“会意”的解释“欠明瞭”，且指许慎用来作例证的“武”和“信”根本不是“会意字”。[12]但是，他认可许慎对“会意”的理论界定，只是不同意许慎举出的例子。当今的文字学家，对于“会意”还在争论，解释纷纭复杂，迄今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会意”通过“联合”不同“类”的“字”来指示一个“新的意思”。例如“伐”字，是“人”拿着“戈”以表示“打击对方”的意思，这是“人”和“武器”两类事物的结合，“会”的是“战斗”之“意”。这样的字，在秦汉简牍中也很多，不过，对于书家来说，不必像文字学家那样深入研究，只需作一般的了解即可。

所谓“转注”，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但是历来的争论也很多，到现在还在争论。笔者认为，“转注”是造字法，凡是偏离这一方向的解释都难以圆满。所谓“建类一首”，应该是确定一个带有“类本质”的“部首”，然后在这个“部首”的基础上通过增减其余部分来解释这一“类”中的“个别”。例如盂、盌等，都是盛东西的“器物”，则以“皿”字为这一类器物的“部首”，然后，修改与“皿”字结合的其他部分，形成一个新字。这样，“器物”为“类”，“皿”为“类首”，也是“类本质”（同意），“同类字”相互“诠释”（相受），就具备了“类”“类首”“同意”“相受”四个要素，形成一类文字，使文字不断地增多。从逻辑上看，这是一种“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演。其中，可以作为一“类”之“首”的，可以是不同的类，因为汉字的音、形、义都有自己的“类”，都可以作为一“类”之“首”。例如江、河、湖、海同属于“水”类，所以以“水”为一“类”之“首”，而喊、叫、唱都是“声音”一类，所以以“口”字为一“类”之“首”，因为“口”是发音的工具。此外一类，情况比较特殊，即“形声全换”的一类，如“尚”与“曾”、“唁”与“哀”、“男”与“胜”，其间是通过“同意”联系起来，当然，所谓“同意”并不是“意思完全相同”而是指“本质意思相同”，像“男”本是“能够任重”的意思，所以才是“胜”的转注字，因为“胜”也是“能够任重”的。关于“转注”问题，文字学工作者有很多的研究，如钟如雄指出其规律是将象形字、会意字和原有的形声字转换成新的形声字，方法有增形、增声、换形、换声、形声全换等方式[13]，其《汉字转注系统研究》是一本系统研究转注问题的专著。此外，还有很多文字学家的著作谈过这个问题。在这里，笔者根据演绎逻辑对“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本意做出新的猜测，至于这个猜测是否合理，可以进一步讨论。

所谓“假借”，就是“本无其字”，从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中“借用”一个，借用的原则是“依声托事”。马叙伦解释说：在借用别字时，“字形是不管它了，止以同样的声音做标准，所以叫做依声。借那个字的形和声来把这件事情的意思安放进去，所以叫做托事”。[14]在战国和秦汉简牍文字中，“假借”的情况非常多，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读懂原文的字句。在楚简中，就存在大量的“假借”字，如楚简《老子》就是这样。20世纪，就有很多人谈过秦汉简帛中的通假字，包括钱玄、王美宜、刘方、王大年、周祖谟、赵成、赵平安等。其中，赵平安1991年在《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一文对秦汉简帛中的通假字作了统计、概括和分析。其中，与六个字以上通假的有11例，例如“与”和“誉、、举、豫、舆、欤、异”通；“昔”与“奭、措、索、作、夕、错”通，等等。还有一些，虽通假字少一些，不过也非常多见，如乃与仍、扔、汲，几与机、饥，卜与赴等。对于这种情况，是学书者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否则，就既不便于学习，也不便于创作。

综上所述，要想利用秦汉简牍做好研究和教学，就要懂一些“六书”知识。但是，如果能够对当今的文字学研究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当代的研究方法有所研究，甚至能够运用现代的、科学的文字学研究方法，与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相互配合，就更加理想了。不过，对于书家来说，这不是非常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