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书体全面是秦汉简牍的重要特点

秦汉两朝的统治时间有四百多年，如果算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诸侯国时期”，那么，从公元前900年周王室分封秦国起一直到公元220年汉代结束，整个时间跨度1100年左右。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所有书体发展成熟的时期，所以，书体全面是秦汉简牍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大篆

目前看，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秦墓中发现的青川秦牍，是秦昭王元年（前306）前后的作品。当时出土了两块木牍，其中一块的正反两面写有154个字，书体是“大篆”，也就是秦丞相李斯统一文字、创立小篆之前的周代书体。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的“睡虎地秦简”，是公元前252年前后到公元前217年间的作品。其中的《秦律十八种》有201枚简，书体多为晚期大篆，虽然与金文略有差异，却仍然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非要强调它们与金文大篆的不同的话，似乎可以称之为“手写体大篆”。当然，还有一种同时期的“手写体大篆”，即“楚简”字迹，与“秦系文字”相比，它更接近金文大篆的样式，与秦简中的“手写体大篆”相得益彰、相互辉映，为人们理解“大篆”的笔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小篆

在秦简中，很难发现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等相同的字，其中比较相近的，是1989—1991年在湖北云梦县南郊的龙岗村发掘出来的“龙岗秦简”（图1-1），书体是“秦隶”，但是带有明显的“小篆”的构形，继承了小篆的基本笔法而略有变化。另外，2002年5—6月在湖南龙山里耶战国古城一号井中发掘得到的36000枚秦简，写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到秦二世二年（前222—前208），书体为“秦古隶”，小篆的因素多于隶书的因素。如果借用“八分”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小篆之八分”，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小篆的因素——如竖长的文字构形、中锋线条、小篆的起笔方法等。这些，为我们理解小篆的笔法和隶书的生成提供了帮助。

图1-1 龙岗秦简

（三）隶书

秦汉简牍生动地体现了隶书萌芽、发展和成熟的全过程。隶书的出现有两个前提：大篆和小篆。其中一支，是在小篆的基础上展开的，但另一支，是在大篆的基础上展开的。“里耶秦简”是“秦隶”，是在“小篆”字形、笔法的基础上向隶书演变而成的书体，但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另一支——在大篆基础上向隶书发展的趋势“合流”的。所以，隶书的萌芽在小篆成熟之前就出现了。也就是说，“隶变”早在小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了。根据刘凤山的《隶变研究》，“隶变”萌芽于战国中、晚期，在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之间出现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已经具有了隶书因素的萌芽。[7]往后，“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馆藏秦简”“周家台秦简”“龙岗秦简”“江陵岳山秦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清晰地展现了“秦隶”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秦隶”向“汉隶”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表现：一是字形由“竖长”往“横扁”发展；二是体现隶书鲜明特色的“蚕头燕尾”笔画日渐成熟；三是在篆书的“直笔”笔法之外出现了隶书的“侧笔”笔法。

1.从秦简牍到汉简牍，字形由“竖长”向“横扁”发展

从已经发现的秦代简牍看，字形大多是较为“竖长”的，这是秦代隶书以大篆和小篆字形为基本根据的结果。“睡虎地秦简”中的文字大部分写于李斯统一文字之前，所以，字形呈现两种情况：《法律问答》中的字方、长、扁形俱备，但是以方形为主，横扁的字占比不是很大；《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为吏之道》《南郡守腾文书》等，字形大多竖长。这说明“睡虎地秦简”中的字形受小篆影响较小，是以大篆为基本依据形成的手写体，书体在篆隶之间。“周家台秦简”“里耶秦简”（图1-2）中的字形，则是以小篆为基本依据的，特别是“里耶秦简”，字形均以竖长为主，体现了秦朝统一全国后以“小篆”为正规书体的官方特色。“龙岗秦简”的字形与小篆更接近，甚至连笔画都与小篆极为相似。

到了汉代，“小篆”因素对“隶书”的约束力量减弱，隶书的字形一步步走向横扁。如果按照书写时间由早向晚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大体上”书写时间越晚的汉代简牍隶书的字形越扁，之所以说“大体上”，就是说有“例外”。在这些简牍中，接近秦朝末年的有“谢家桥前汉简”，写于公元前183年；“虎溪山前汉简”，写于公元前162年前后；《长沙王后“渔阳”墓前汉揭》，写于西汉初期；“张家山前汉简”，写于公元前186年前后；“高台前汉简”，写于公元前173年。这些西汉早期的简牍，字形偏于“竖长”。但是到了西汉晚期、王莽新朝的时候，文字明显变得更加“横扁”，如王莽时期的《仪礼简》《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等东汉庙堂隶书的字形已经比较接近了，说明它们已经接近汉隶定型时期的形态。

图1-2 里耶秦简

2.蚕头燕尾笔画日渐明显

在秦代隶书中，有些字的横画已经写成了“蚕头”的形状，如“里耶秦简”“岳麓书院馆藏秦简”“睡虎地秦简”“周家台秦简”等简牍中的一些横画就是这样。但是在秦代隶书中横画的“燕尾”只是萌芽，还没有演变出汉隶那种宽厚、恣肆的捺脚。

到了汉代，“蚕头燕尾”的横画日渐定型。其中，“蚕头”是从“秦隶”继承而来的，“燕尾”在“睡虎地秦简”（图1-3）中也有萌芽，但基本上是“汉代”隶书的产物。例如“睡虎地秦简”中“车”字的上下两横“蚕头”明显，但是末端出现往右上角收笔的动作，笔锋却没有铺开到足够的宽度，只是“燕尾”的一种雏形。西汉的简牍中，横画末端的“燕尾”宽大了，在“虎溪山前汉简”（图1-4）中，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后，“蚕头燕尾”形式的横画在其他汉简中就更多了，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前后，它就成了隶书的典型笔画，在《礼器碑》《乙瑛碑》等汉碑中达到了高度稳定的状态。

图1-3 睡虎地秦简

图1-4 虎溪山前汉简

3.隶书“侧笔”“磔笔”的出现

就隶书的笔法来说，有的是从以前的书体中继承而来的，有的是在隶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主要包括“侧锋笔法”和“磔笔”。隶书中的“直笔尖锋”是从甲骨文中继承而来的，从额济纳居延前汉简中的《甲渠候官文书》（图1-5、图1-6）和《相利善剑》册（图1-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尖笔”形式，这是甲骨文中就有的旧事物。另外，汉隶横画的“蚕头”是“篆书”起笔的结果，也是“继承”而来的东西。在隶书中，“侧锋”笔法和“燕尾”是在甲骨文，大、小篆中没有的“新生事物”，如《相利善剑》册中“分”字的撇画，是“侧锋用笔”的形式，还有“器”字的“口部”右肩的折笔，也是“侧锋用笔”的形式；而《甲渠候官文书》中的“一”字具有明显的“燕尾”。可以说，“侧锋”笔法和“燕尾”形态都是隶书中的新元素，体现了隶书的本质特征。

图1-5 居延前汉简《甲渠候官文书》（一）

战国和秦代是隶书的“萌芽和发展期”，到了汉代，隶书就成熟了。因此，秦汉简牍涵盖了隶书萌芽、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隶书笔法，结构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在秦汉简牍中全部“记录在案”“历历在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汉简牍的出土，提供了一个超越东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有历史时期隶书认识的契机，对于隶书教学来说，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

图1-6 居延前汉简《甲渠候官文书》（二）

图1-7 居延前汉简《相利善剑》册

（四）草书

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汉兴，有草书。”[8]其中所说的“草书”不仅包括张芝所写的由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草书”，还包括“草隶”“隶草”“章草”等。草书萌芽于西汉而成熟于东汉，因此，只要统观汉简，就会看到“草书”由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

从汉简中看，“草书”是“隶书”草写的结果。一开始出现的是“草隶”，即在“隶书”的基础上加以连写形成的书体。这一点，从“谢家桥前汉简”中就能看出。“谢家桥前汉简”中的隶书是目前所知较早出现“连笔”和“符号化偏旁部首”的作品，时间是西汉初年。在“虎溪山前汉简”（图1-8）中，隶书草化的特点更加明显。再往后发展，就出现了“章草”，如书写于公元前71年的“马圈湾前汉简”（图1-9）和书写于公元前10年的《神乌传（赋）》（图1-10）。在汉代简牍被发掘出来之前，人们对章草、今草形成的全过程了解甚少，所学的章草范本主要是吴皇象的《急就章》；能见到的章草墨迹更少，主要是晋人陆机的《平复帖》。自从汉代简牍大量出土，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不但有了《神乌传（赋）》这种早期的章草，也有了“额济纳居延后汉简”中《死驹劾状》《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等光辉篇章。这些作品，都为章草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图1-8 虎溪山前汉简

图1-9 马圈湾前汉简

图1-10 章草《神乌传（赋）》

“今草”从“章草”来，结构上“俱变古形”，但“笔法”并没有变化。因此，汉代简牍所展示的章草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为后人认识“今草”提供了极好的参考。实际上，“今草”在汉末已经接近成熟。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东牌楼简牍”中，J7第三层出土的1063、1065号简牍、J7第四层出土的1117、1140、1143、1163号简牍和J7第五层出土的1168号简牍《蔡沄书信》（图1-11）的正、背面，都有相当成熟的今草。可惜的是，张芝在世时期的东汉简牍帛书墨迹出土尚少，否则的话，就会大大增强人们对章草——今草转化实况的认识。今草和章草的区别主要在字形方面，所以，章草墨迹和现有“东牌楼简牍”中的少量草书的出现对研究今草的笔法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将汉代简牍中大量的章草和少数今草墨迹与魏晋残纸进行统观，可以极大地增强人们对于今草的认识。相信随着东汉末期简牍帛书的进一步发掘，人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墨迹来补充从章草到今草演变的认识环节。

图1-11 东牌楼1168号简牍

（五）行书和楷书

在东汉简牍中，行书和楷书均不成熟，但是行书、楷书的笔法形式已经存在，有些行书楷书的笔画样式和结构样式也开始出现了。这一点，在长沙“东牌楼简牍”中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些简牍中：（A）属于楷书或有明显楷书因素的简牍包括：J7第二层出土的1001、1014（图1-12）、1022号简牍，J7第三层出土的1053、1060、1068号简牍，J7第四层出土的1093、1105、1127号简牍。（B）属于行书或有行书因素的简牍包括：J7第二层出土的1006号简牍（图1-13），J7第三层出土的1055、1057、1059、1061、1064、1069号简牍，J7第四层出土的1166号简牍。这不是全部，但却是分析行、楷书的重要材料。因此，东汉简牍的发掘，为行、楷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综上可知，秦汉是中国书法各书体演变的关键时期，楷、行、篆、隶、草各书体的源流分合和发展变化在这一时期的简牍墨迹中体现得最清楚，因此，秦汉简牍的大量出土，为各书体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新资料，深入研究，那么，书法的复兴指日可待。

图1-12 东牌楼1014号简牍

图1-13 东牌楼1006号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