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宝卷研究概述

中国宝卷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者是顾颉刚和郑振铎，顾颉刚将宝卷推荐给学术界，郑振铎将宝卷纳入俗文学的研究范畴，其后傅惜华、向达、李世瑜等学者对宝卷研究也有涉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宝卷研究从初步探索走向深入。改革开放前近30年，中国宝卷的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在宝卷编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51年傅惜华的《宝卷总录》收录宝卷349种，1957年胡士莹的《弹词宝卷书目》收录宝卷200余种，1961年李世瑜的《宝卷综录》收录宝卷577种。

改革开放后，中国宝卷的研究开始走向繁荣，研究宝卷的学者倍增，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主要在文学、宗教学等方面，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间宝卷，其次是宗教宝卷，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宝卷的渊源、产生、分类和发展研究，宝卷的信仰、娱乐和教化功能研究，宝卷的仪式和演唱形态研究，中国宝卷的编目与整理刊印，中国宝卷的地域性研究。在民间宝卷研究方面，车锡伦是领军人物，《中国宝卷总目》《中国宝卷研究》《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是车先生宝卷研究的重要成果。致力于宗教宝卷研究的学者有马西沙、濮文起等，他们借宝卷探求民间宗教的发展历史及其教规、教义，《中华珍本宝卷》《民间宝卷》等是他们对宝卷进行搜集整理的重要成果。

（一）宝卷的渊源、产生、分类和发展研究

近70年，宝卷的渊源、产生、分类和发展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关于宝卷的渊源，不少研究者坚守郑振铎“宝卷是变文嫡系子孙”“谈经等的别名”的观点。车锡伦等学者在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研究的基础上，以更为详尽的资料证明中国宝卷源于佛教的俗讲，直接脱胎于宋元时期佛教的忏法、科仪。《中国宝卷的渊源》一文通过考证认定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宝卷跟俗讲一样是佛教僧侣悟俗化众的说唱形式，且在民间的法会道场按照一定的宗教仪轨演唱，并进一步指出宋代佛教悟俗化众的活动孕育了宝卷，同时也否定了“宝卷即谈经等的别名”[2]的观点。《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之忏法、俗讲和“变文”》中进一步分析了产生于宋元时期的三部佛教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金刚科仪》《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认为从这三种宝卷的题材看，早期宝卷同唐五代佛教俗讲的“讲经”和“说因缘”相同，说明宝卷继承了俗讲“讲经说法”的传统，但宝卷演唱形式和文本形式与唐五代佛教俗讲有很大的不同。宋元时期净土宗的忏法《三时系念》不仅开始时的仪式与《金刚科仪》等宝卷相似，演唱过程、文体形式也与《金刚科仪》等宝卷极其相似，每个演唱段落都由五段形式不同的散说、歌赞构成。由此可见，“宋元时期产生的佛教宝卷接受了忏法仪式化的演唱形式”，从仪式和文本形式、演唱形态看，宝卷源于宋元佛教忏法。[3]

关于宝卷形成的时期，《民间秘密宗教与宝卷》[4]一文中认为宝卷产生于明正德时期。《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5]考证了新发现的《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认为这本宝卷形成于金崇庆元年（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这一观点在《中华珍本宝卷》“前言”中再次重申。《中国最早的宝卷》[6]认为“宣光三年”（即明洪武六年，1373）的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年代可靠，中国宝卷产生于元代。《佛教与中国宝卷（上）》[7]一文进一步提出宝卷形成于南宋时期，因为《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与南宋的《销释金刚科仪》演唱形态相同。“关于宝卷形成的时间，如果以‘宝卷’之名的出现为准，则依据《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题识的时间，可推论宝卷形成于元代。但是这部宝卷同产生于南宋的《销释金刚科仪》演唱形态相同，因此也可以说宝卷这种演唱形式形成于南宋时期。”[8]

关于宝卷的分类，曾友志将其分为佛道故事、伦理教化故事、法律公案故事和爱情故事。[9]《中国宝卷研究》将宝卷的发展和宝卷的内容、题材相结合，对宝卷进行分类。首先对宝卷的历史发展做了分期：以清康熙年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宗教宝卷”，后期主要为“民间宝卷”；宗教宝卷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明中叶正德前是佛教世俗化宝卷，正德后是民间教派宝卷。[10]然后，根据宝卷的发展，将其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根据宝卷的内容、题材，将其分为文学宝卷和非文学宝卷。车先生进而又将文学宝卷分为神道故事宝卷、妇女修行故事宝卷、民间传说故事宝卷、俗文学传统故事宝卷、时事故事宝卷。[11]

（二）宝卷的信仰、娱乐和教化功能研究

从宗教学角度研究中国宝卷的学者主要是马西沙、濮文起等。

《宝卷与道教》一文论述了明初到清代数百年间民间教派宝卷的发展，及其反映的教派教义、道教炼养思想等内容。

至少到明初，宝卷已经开始为民间宗教利用，明代中末叶是民间宗教兴起的时期，也是宝卷大量撰写刊行的时期，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亦有二三百种。受禅宗和道教内丹派影响的新型民间宗教大批涌现，成为那一时代民间宗教的特点。据明末清初刊行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记载，那时已出现了老子教、涅槃教、无为教、黄天教、弘阳教等18支大的教派。几乎所有的民间教派都以宝卷为名，撰写刊刻自己的经书。现在能见到的明刊本民间宗教宝卷不下百部，多为大字折装本，印制精美，“经皮卷套，锦缎装饰”，与正统佛经无异。[12]

明中末叶，民间宗教诸教派能够刊刻印行大量精美的宝卷，与其雄厚的实力分不开。明、清数百年间，曾经专营宝卷刊刻的书行、书铺不下130家。清代，专制统治更加酷烈，在当局眼中，宝卷成为“妖书”“邪说”的同义语。然而即便在清代高压统治之下，仍有书局私刻宝卷，私刻私卖宝卷的现象贯穿着整个清代的历史。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当局已无暇顾及如火如荼的民间宗教活动，宝卷刊印流传更如野火春风，一发不可收拾。[13]

宝卷包含道教的炼养思想。“宝卷包融的思想极为庞杂，兼杂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又有历代积淀的各类民间宗教的思想资料，乃至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内容。就道教而言，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道教的哲学、炼养、斋醮、神话传说都深深渗透到多种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宝卷的影响最大。”[14]明初《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是现存最早的民间宗教经卷，至少在明代初叶，内丹道已开始影响着民间宗教的教义。黄天道外崇佛而内修道，《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中修炼内丹的修行内容在道教中亦可找出根据。早期道教便主张服气、宝精，炼养精气神。由服气，逐渐导引出服太阳、太阴、中和之气，以增寿考。[15]

“至少到了明代，以道教为内容的宝卷大量出现，其中修身养性，修炼内丹的卷子比比皆是，如《太上老子清净科仪》《元始天尊说真武修行苦行宝卷》《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承天效法后土皇帝道源度生宝卷》《大道无相圆明结果十报恩宝卷》。至于道教神仙信仰宝卷类书，更多不胜计。这些宝卷的出现与宋、元时代道教内丹道大兴，并成为道教信仰的根基不无关系。”[16]

《中国民间宗教史》引证、分析明清宝卷二百部左右，“厘清了前人未解的多种谜团，还原了一部两千年的民间宗教史”[17]。

《〈如意宝卷〉解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重要发现》等系列论文通过宝卷研究天地门教的创立者、组织传承、教义思想、道场仪式、法术等。《〈如意宝卷〉解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重要发现》一文认为《如意宝卷》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以“宝卷”冠名的天地门教经卷，它完整地记录了天地门教创立者董四海的宗教生涯，并系统地阐述了天地门教的教义思想。[18]《〈天地宝卷〉探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又一重要发现》一文认为《天地宝卷》为进一步厘清天地门教的组织传承、教义思想和道场仪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19]《〈圣意叩首之数〉钩玄——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又一重要发现》一文认为《圣意叩首之数》记载了天地门教“派功叩首”的内中理数、组织传承、内丹修炼术以及驱邪咒语、避灾剑诀等法术。[20]

宗教宝卷在宣扬教义、教规的同时也满足了民众的宗教信仰需要，充分发挥了宝卷的信仰功能。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宝卷的教化和娱乐功能。

《论宝卷的劝善功能》专文探讨了宝卷的劝善功能。“宝卷的宣讲者对宝卷的劝善功能有着清醒而强烈的认定。差不多每一部宝卷，无论是佛教的，还是民间教派的，或世俗的，都会在卷中劝人行善修道，宣扬其教化主题。这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宝卷的常态与习惯。”[21]宝卷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教化作用，是因为通过宣卷艺人的流动，使宝卷到达朝廷教化较难触及的田野乡村。其次，宝卷是在刑罚的强制措施之外通过感情、心灵的影响力来教导世俗弃恶从善，做社会的善民、顺民。而宝卷在民间普遍受欢迎的原因除了故事情节、艺人表演外，还因为其所演之事、所叙之语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比起文士之文更容易被百姓理解、接受。[22]

《中国宝卷研究》中综合阐释了民间宝卷的信仰、娱乐和教化功能。民间宝卷尽管没有明显的宗教归属，但宣讲仍结合民间的信仰活动进行，它们承袭了宗教宝卷时期宣卷的某些仪式，例如宣卷时请神佛到场，靖江的讲经做会还穿插禳灾祈福仪式，河西走廊的念卷也要点香拜佛，表现了“善有善报”的信仰文化特征。[23]宝卷的教化作用可以概括为“劝善”，其所阐述的善行包括敬天地、尊神佛、尚礼仪、守国法、孝敬父母、家庭和睦、敬重邻里、救济贫困、广行善事，它们是封建社会平民世代相传并遵守的道德行为标准，在宝卷中又通过善恶果报和宿命论来实现，形成了宝卷的信仰教化模式。[24]民间宝卷的娱乐功能跟信仰和教化相结合，“宝卷同一般民间说唱文艺不同，它首先是满足群众的信仰情怀，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慰藉，由‘动人’而‘娱人’”[25]。

（三）宝卷的仪式和演唱形态研究

关于宝卷的仪式，《中国宝卷研究》中已有论述，后来《吴方言区宝卷研究》中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说明宝卷袭取了佛教科仪的宣讲仪式，具有浓烈的宗教信仰色彩。《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将《大乘金刚宝卷》与《销释金刚科仪》的宣讲仪式进行了比较，说明早期宝卷在仪式上多与佛教科仪相同，有力地论证了早期宝卷与佛教科仪的渊源性。为了充分说明问题，特将《销释金刚科仪》和《大乘金刚宝卷》的仪式分别摘引如下。

《销释金刚科仪》的仪式：

散叙赞佛—奉请十方贤圣现坐道场—信礼常住三宝—阐述听受《金刚经》的功德—先举香赞，宣讲法会缘起（大意言人生短暂、无常，修佛为根本，先散叙后韵文吟唱，中间还宣念佛号）—请经：念“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再奉请八金刚、四菩萨护佑道场—唱诵“发愿文”“云何梵”—唱诵“开经偈”—开释经题—正讲（按照《金刚经》三十二分，引录原经，散韵相间，予以科释）—释经完毕（先以两段通格式的散韵相间的文字继续宣扬佛理，中间唱诵《般若无尽藏真言》）—诵《心经》—随意回向（散韵相间）—诵“结经发原（愿）文”—诵回向偈，散场。[26]

《大乘金刚宝卷》的仪式：

散叙赞佛—奉请诸佛菩萨现坐道场—信礼常住三宝—阐述听受《大乘金刚宝卷》的妙用—奉请八金刚、四菩萨，一切神佛降临道场—代大众发愿—请经：念“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虚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再奉请八金刚、四菩萨护佑道场—唱诵“发愿文”“云何梵”—唱诵“开经偈”—正讲（按照《金刚经》三十二分，引录原经，散韵相间，宣讲佛理）—结经（“结经”部分原卷已残缺）。[27]

二者相比，大同小异，甚至仪式中念的真言都是一致的。

《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中国宝卷的历史发展”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民间教派宣卷的“开卷”“结经”仪式。

“开卷”仪式：

（1）讽经咒。有的宝卷作“讽《心经》”。

（2）安坛、奉请十方神圣现坐道场（临坛）。

（3）举香赞：上香，唱香赞。

（4）三宝颂。

（5）开经偈。一般袭用佛教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授持，愿解如来真实意。

（6）提纲。讲唱本卷的缘起、内容、功德。一般用散说，由“盖闻”引起。

（7）信礼常住三宝。

（8）开卷（经）偈。一般用“××宝卷初展开”偈，进入宝卷本文的叙述。

“结经”仪式：先说唱“宝卷圆满”，另有“回向”“发愿”“忏悔”“送神”仪式。

总之，教派宝卷仪式的主体形式，继承了前期佛教宝卷的传统。[28]

《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对形成期的佛教宝卷和民间教派宝卷的演唱形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车锡伦考察了产生于宋元时期的《金刚科仪（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的演唱段落，指出宝卷文本说、唱、诵的文辞均是格式化的，除了《金刚科仪》的转读经文外，演唱段落都包括五部分：

（1）[白文]，是散说，是押韵的赋体。

（2）佛教传统的歌赞，七言二句。

（3）流行的民间曲调，七言的唱词有上下句的关系，也偶唱北曲曲牌，和佛。

（4）句式和押韵为“四四（韵）五（韵）四四（韵）四四（韵）四五（韵）”的一段歌赞，其中第三句偶用“三三”句式。

（5）佛教传统的歌赞，五言四句。[29]

关于民间教派宝卷的演唱形态，车先生通过考察民间教派宝卷，认为民间教派宝卷继承了前期佛教宝卷的结构形式，但又有所发展，在每一个演唱段落末尾加唱小曲，并将每个演唱段落定为一“品”（或“分”），编入“品”（或“分”）标题，其演唱形态具体如下：

（1）散说，不像宋元佛教宝卷那样使用赋体的韵文，而用接近于口语的叙述。

（2）七言二句歌赞，亦可用四言、六言。

（3）主唱段，除用七言唱段外，大量使用源于说唱词话的十字句唱段。

（4）格律严整的长短句歌赞，句式和押韵为“四四（韵）五（韵）四四（韵）四四（韵）四五（韵）”的一段歌赞，个别宝卷中形式有变异。

（5）五言四句歌赞，亦可用四言、六言。

（6）小曲。[30]

车先生关于宝卷仪式与演唱形态的研究，对于阅读宝卷文本大有裨益，同时为学者研究民间宝卷的仪式与演唱形态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宝卷的编目与整理刊印

近70年，投入全部精力研究宝卷的学者是车锡伦先生，他在中国宝卷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的成就还表现在中国宝卷的编目与整理上。车先生历时15年编成《中国宝卷总目》，著录中国国内和海外公私收藏宝卷1585种、版本5000余种、宝卷异名1100个，比傅惜华的《宝卷总录》（1951）、胡士莹的《弹词宝卷书目》（1957）和李世瑜的《宝卷综录》（1961）三目约多三倍。[31]马西沙先生评价《中国宝卷总目》为“目前用力最勤、收集最为翔实的宝卷目录”“为中外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实用的工具书”。[32]车先生在《中国宝卷研究》第五编“宝卷漫录”收录了二十多个宝卷，分别介绍了这些宝卷的收藏、版本、作者、流通、内容等信息，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车先生还以论文形式进行宝卷漫录，如《〈佛说王忠庆大失散手巾宝卷〉漫录》《〈泰山天仙圣母灵应宝卷〉漫录》《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宝卷）》《明代西大乘教的〈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清代民间宗教的两种宝卷》《新发现的清初南无教〈泰山圣母苦海宝卷〉》《中国宝卷漫录四种》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宝卷的整理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张希舜、濮文起、高可、宋军主编《宝卷初集》[33]（四十册），收录宝卷153部。王见川、林万传主编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34]，收录明清民间经卷207部，其中大部分为宝卷。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濮文起分册主编的《民间宝卷》[35]，收录357部宝卷。王见川、车锡伦、宋军、李世伟、范纯武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36]收录明清民间经卷204部，其中大部分为宝卷。车锡伦《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37]（共15册），收录宝卷134部，小卷偈文35个。马西沙的《中华珍本宝卷》“是继敦煌文书、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之后，最重要的宗教典籍整理。它从一千五百余种宝卷中，搜集了一、二百部珍稀的元、明、清宝卷，内中孤本达数十部。《中华珍本宝卷》中多数宝卷未曾面世，更未曾出版。它不但具有宗教的经典性，而且具有古代绘画、书法、版刻的艺术性”。[38]《中华珍本宝卷》三辑三十册，“内中明代、清初折本占五分之四篇幅，皆为善本，其中孤本在数十种”[39]。第二辑中“未见著录或见著录之孤本达半数。而余皆善本，其精妙、厚重似又在第一辑之上。”[40]《中华珍本宝卷》每辑十册，第一辑收录36部宝卷[41]，第二辑收录58部宝卷[42]，第三辑收录44部宝卷[43]，共计138部宝卷。“第三辑延续了第一辑、第二辑的高水准。其中明代折本宝卷过半，明、清两代孤本达三十部。而孤本中珍品、令人叹为观止者不在少数。”[44]“中华珍本宝卷”的特点是或年代久远，或研究价值高，或属于海内外孤本，或图文并茂，或品相好，或内容极其丰富。《中华珍本宝卷》的出版倾注了马西沙先生收集、整理、研究宝卷三十年的心血，这部“有着深邃而灿烂思想文化底蕴的大型古籍文库”的面世必将推动中国宝卷研究更趋繁荣，取得更大成果。

（五）中国宝卷的地域性研究

在中国宝卷的地域性研究方面做得最深入、成果最丰硕的首推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其次是河西宝卷研究（留待下节论述），山西宝卷和青海宝卷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1.吴方言区宝卷研究

南方的民间宝卷主要流传于江苏南部和上海、浙江北部的吴方言区。车锡伦对吴方言区的宝卷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后来收入他的专著《中国宝卷研究》中。青年学者陆永峰对吴方言区的宝卷也有较系统的研究，他和车锡伦合著的《吴方言区宝卷研究》《靖江宝卷研究》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对吴方言区宝卷的名称、类别、历史发展、分布状况、宝卷文本的形制、宝卷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宝卷的信仰、劝善、娱乐功能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吴方言区宝卷主要分布在以上海话、苏州话为代表的太湖片，包括江苏境内使用吴方言的21个县市、上海市及其所属各县以及浙江境内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诸市。[45]江浙吴方言区各地的民间宣卷和宝卷流传影响最大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的“苏州宣卷”和浙江宁波、绍兴的“四明宣卷”。[46]江苏苏州吴江市同里镇的“同里宣卷”是苏州宣卷的重要一支，跟苏州其他地区的宣卷一样也经历了从“木鱼宣卷”向“丝弦宣卷”的发展过程。“同里宣卷”有四个流派，它们分别是许派、徐派、吴派和褚派。[47]江苏苏州张家港市的宣卷活动在整个苏州地区自具特色，该地称宣卷为讲经，主要在各种“善会”和“社会”（大家佛会）上演唱。“善会”主要为民众祈福禳灾，菩萨生日也做善会，讲经先生还做荐度亡灵的法会；“社会”为村落民众集体所做。讲经的宝卷分两种：一种是“神卷”，讲神的故事；一种是“凡卷”，为民间故事宝卷。荐度亡灵法会的仪式有请佛、拜十王、游地狱、破血湖、念疏头、开天门、献羹饭、解结散花、送佛等。[48]

学界对江苏靖江宝卷的研究较为深入，而且成果颇丰，《靖江宝卷研究》即是代表性成果之一。《靖江宝卷研究》第四章专章论述了“靖江宝卷的类型”：靖江宝卷分圣卷（正卷）、草卷（小卷）和仪式卷三类。圣卷主要讲神佛的凡间身世和其得道成仙的故事，是靖江宝卷中历史最悠久、宣讲最多、最为庄重、最富特色的一种，已知圣卷有二十多种，书中详细论述了《三茅宝卷》《大圣宝卷》《梓潼宝卷》《观音宝卷》《地藏宝卷》《东厨宝卷》《月宫宝卷》《土地宝卷》等八种圣卷。草卷讲述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属于后起的民间宝卷范畴，数量众多，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独角麒麟豹》《文武香球》《白鹤图》《牙痕记》《罗通扫北》《香莲帕》等六部草卷。仪式卷主要用于做会，书中介绍了《李清卷》《九殿卖药》《梅乐张姐》等三个仪式卷。[49]《靖江宝卷研究》第五章专章论述了“靖江宝卷的宣演”：江苏泰州靖江市的宣卷自成系统，最具地方特色，当地人称“做会讲经”，由佛头按照系统而严格的程式宣讲，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靖江宝卷做会讲经的艺人称为“佛头”，有些佛头世代家传，但大多师徒传授。靖江讲经与做会相交融，程式上也与做会密不可分。讲经做会日夜进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佛头轮流讲经，讲经有固定的格式，佛头念唱“叫头”（或称“起卷偈”）、念诵“神谕”、讲唱“三友四恩”、讲唱正卷（先唱“开卷偈”）、结束（有时有“大叙团圆”结束语）。靖江讲经有伴奏乐器佛尺、木鱼、铃鱼，要和佛，有时也有“插花”以发噱、活跃气氛。[50]

《靖江宝卷研究》还论述了靖江宝卷的口头文学特征。靖江讲经与其他地方的宣卷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宣卷是照本宣科，靖江讲经则是口头宣讲，没有固定的现成书面文本，这就使得靖江宝卷的宣演更多地体现出口头文学的特征。靖江宝卷除了个别当代人的书面创作外，绝大部分是口头创作的记录本。[51]

吴方言区宝卷在其所反映的民俗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黄靖的《宝卷民俗》[52]考察了靖江宝卷所反映的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江湖民俗、人生礼仪、信仰民俗、民俗语言等，生动地揭示了宝卷的民俗特征。黄先生提出了宝卷民俗研究的四个价值，即强化民俗记忆、追溯民俗源流、探求民俗变异和重建民俗文化。

吴方言区宝卷的整理刊印上成果显著。尤红主编的《中国靖江宝卷》[53]根据录音或抄本搜集整理靖江地区流传的讲经宝卷54种，其中圣卷25种、草卷18种、科仪卷11种。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张家港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编《中国·河阳宝卷集》[54]（上、下），收录163部宝卷，其中道佛叙事本40部，民间传说故事本96部，道佛经义仪式本27部。此外，还收录河阳宝卷曲谱24种。

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中共张家港市锦丰镇委员会、张家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中国沙上宝卷集》[55]（上、下册），收录宝卷102部，宝卷曲谱6个，其中“沙上宝卷收藏与分布情况”列出宝卷389部。本书约有三分之二的宝卷《中国·河阳宝卷》未见收录，15部宝卷《中国宝卷总目》（2009）未见收录。

2.山西介休宝卷研究

山西大学李豫教授和“山西介休张兰地区宝卷文学调查报告”课题组成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在张兰文物市场和太原南宫文物市场进行介休宝卷的搜集，前后共搜集到介休宝卷48部，加上张颔先生提供的宝卷，去其重复共64种。[56]《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考察了介休宝卷的形式结构。明前期山西宝卷以《新刻佛说沉香太子开山救母宝卷》为代表，内容以“分”划分，正文形式结构没有规范的程序，呈现出一种随意性。俗曲曲牌往往联合出现，长篇七字句韵文与十字句韵文交替出现。明中后期至明末山西宝卷以《阓仝孝义明理酬恩宝卷》为代表，正文基本上是一段散文、一段七字句韵文（或十字句韵文）相间，交替进行。清代前期山西宝卷以《金阙化身玄元上帝宝卷》为代表，宣唱之前有较为完整的程式，24品，每一品的形式结构相同，包括散文叙事、五言二句、七字句唱词、固定曲牌（即四五言长短句）、五言四句、曲牌曲词等六部分。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的山西宝卷以《佛说红灯宝卷》等为代表，正文前的仪式简化，正文形式结构是散文与十字句交替出现，循环往复。

《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为《鹤归楼宝卷》等16部宝卷写了内容提要，附录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山西永济首阳山新近发现的六部清嘉庆至民国的《道情宝卷》——《白马宝卷》《三度杨氏宝卷》《阎君宝卷》《佛说四德三元仁义宝卷》《善恶报宝卷》《佛说阴功宝卷》，同时介绍了根据清代山西叩阍大案编写的《赵二姑宝卷》（又名《新刻烈女宝卷》）。

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收录“山西流传民间宝卷目”70部，[57]尚丽新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明显不是来自介休的宝卷，增补了新近经眼的一些介休宝卷，共得74种，收录于《北方民间宝卷研究》。[58]

关于永济宝卷，目前共发现29部，另列出存目10部。[59]杨永兵对山西河东地区永济道情班社中尚存的《杨氏宝卷》《阎君宝卷》《白马卷》《送子卷》《药王卷》《牧羊卷》《祭祖卷》等卷本进行了文本、音乐等方面的研究，认为格式较为规范的是《白马卷》，每分均由白文、诗、十言、要箴（即四五言长短句）、诗五部分组成，其他各卷本有的还有曲牌。河东宝卷念唱时有乐器伴奏，唱腔以十字句和七字句为主，间用曲牌体，每段唱腔的演唱程式一般为“起佛”“平唱”“起波”“落尾”。河东宝卷的伴奏乐器以渔鼓简板、四胡、笛子、三才板为主，也常加入本地域流行乐器，如板胡、二胡等，一般跟腔伴奏。[60]

3.青海宝卷研究

刘永红对青海宝卷有较深入的研究。青海宝卷指青海东部农业地区的民和、乐都、互助、湟源和湟中等县传播的宝卷，它以河湟地区的宗教群体“嘛呢会”为载体。[61]青海宝卷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和佛时念嘛呢六字真言。[62]青海宝卷中取材于传统民间故事、传说和明清以来的戏曲曲艺的宝卷如《方四娘宝卷》《黄氏女宝卷》等称作“闲经”，以闲暇时娱乐为主要功能，兼有教化功能，类似于靖江宝卷中的草卷；一些宗教性强的宝卷，或在嘛呢会内的宗教实践、修行中演唱以完成宗教修持，或在民众的民俗宗教生活中满足民众宗教需求以度亡、祈求平安，这些宝卷称为“真经”，类似于靖江宝卷“讲经做会”中的圣卷。“真经”还可以分为民间教派宝卷和小卷两种。[63]青海宝卷的内容有赞颂仙佛出家修行的、歌唱民间传说人物的、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其中有关孝道、善行的内容占绝大多数。[64]刘永红的《青海宝卷研究》对青海宝卷中近20种故事宝卷和宗教宝卷进行了个案分析。尚丽新在刘永红研究青海宝卷的论文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青海宝卷的几个特点：青海宝卷与民间教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青海宝卷与当地民间宗教信仰活动“会”紧密结合，仪式性强，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青海宝卷有“大经”“真经”和“闲经”之分；青海念卷的参加者多为中老年妇女；青海宝卷至今仍保存了最古老的宝卷抄写方式。[65]

尚丽新对南北民间宝卷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二者的文本形式不同，北方宝卷的形式是教派宝卷繁杂形式的简化，南方宝卷看不出教派宝卷形式的影响，受弹词等民间文艺的影响更大；二者的表演形式不同，北方宝卷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仅仅停留在简单的说唱水平上，南方宝卷吸收了弹词、滩簧的表演技术，发展成了成熟的曲艺；二者题材来源多不相同，北方宝卷多改编自鼓词，南方宝卷多改编自弹词；二者的归宿不同，南方宝卷沿着娱乐化、艺术化的道路发展成为成熟的曲艺，完成了商业化转变，北方宝卷始终未发展成成熟的曲艺，没有走商业化的道路；二者文本的艺术水平和艺术风格不同，南方民间宝卷的艺术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北方宝卷。[66]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中国宝卷的调查、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成果在《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进程与启迪》[67]一文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