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 “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
《哲学的追问》[1]这个书名，颇耐人寻味。
人们平常不大在意的许多疑问、困惑、迷茫和担忧，都会在一种哲学性质的“问”中呈现出来。然而，谁要是说他想在哲学的“追问”中获得像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那样普遍必然的知识真理，那他就会大失所望。
哲学并不教给人们一些现成的、可以马上去用的知识或真理。哲学好像是各门学科中最没有“用”的一门学科，它除了到处增加烦恼、带来问题而外，别无所长。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搞不了‘专业’了，至少还可以搞哲学嘛”。其实，这是对哲学的一大误解，也是对哲学的一大嘲讽。哲学的追问，是关于人的追问。每个人，只要是人，只要他想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他就进入哲学了。因此，哲学看起来是最简便易学的，它一点也不“玄”。不就是了解人吗？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世界上万千事物中，唯有人是最复杂、最难于理解的。表面上看来如此“简便易学”的哲学恰恰是一切学科中最困难的。
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未来的哲学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从事哲学工作的学者们首先碰到的并且也不能不去思考的问题，是要人们倾注一生的热情响应它、思考它的问题。这问题同样也是热爱智慧、思考人生、认识自我的青年朋友最爱提出的问题。
我这里引荐的这本《哲学的追问》，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从它的副标题“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就可以看出。我认为，敞开这样一个视角，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哲学的未来和人的未来非常重要。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经历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对待，值得我们深入地思索一番。
一
对于“哲学”，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理解和认识。即使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的思想家给出的理解也可以是极为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这毫不奇怪，也符合哲学思考的本性。因为哲学的奥秘就在于创建思想而不是编织知识，哲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然而，哲学的“创建”或“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地置根于具体感性的历史，置根于人的生活世界。所以哲学的“问”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天经地义的“角度”，它总是从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和特定的时代精神处境中寻找变换了的角度，总是由处于特定时间和历史中的“人”那里涌现的视域或视界衍生出“问题”。这就是说，“哲学”不可能离开历史，它总在历史中，因为人在历史中，哲学作为人的根本性的“追问”同样也在历史中。
说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这近乎在说一件人人皆知的“废话”。有人会说，谁不知道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这么一回事？还用得着你在这里饶舌？问题也的确如此，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转过来仔细琢磨，就会看到，恰恰在这一看起来如此简单不过的事实中大有文章。因为，“知道了”“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是一回事，“惊异于”“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又是一回事。一种坚守这种“惊异”的哲学，是要从人与哲学一体性的关系中“把握哲学”“把握人”。我们唯有意识到，哲学就在“人”之中，“人”就在哲学中，“人与哲学”不是一种外在分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相属关系，我们才能保持这种“惊异”。不能说以往的哲学家们（我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不知道“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这么一回事。事实上哲学一开始就要把自己变成了“哲学史”，亦即意识到哲学是在历史中展开、发展并在历史中把握时代的学问。但是，真正惊异于“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这回事，则是在哲学的梦想遭遇到破灭的命运之后。
我们回顾一下哲学发展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在历史中的哲学总是要追求一个“超历史”的“起源”。从古希腊哲学家对本原、始基、理念、形式等初始本源的追寻，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对永恒本体、上帝之城和绝对完满之物孜孜不倦的思考，再到近代西方哲学致力于建构以实体、单子或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往往是通过某种超历史的、超时间的、超自然的形式来展开自己。这就是说，那“在历史中”的“哲学”又恰恰是最不愿意安于“在历史中”，它总是试图走出“历史”。缺乏“历史感”，或者说，历史意识淡薄，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情况还进一步表现为，即使有着“宏大历史感”的哲学体系（例如黑格尔哲学），它恰恰是要越出历史之外，去把握超感性的“绝对”和超历史的“永恒”。人们习惯了跟着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似乎很有“历史感”了，但这个命题在黑格尔那里的真实意思是说：“哲学史全部在哲学中了。”换句话说，只要他黑格尔的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一建立起来，以往的哲学就是可有可无的了，这正是最没有“历史感”的一种想法了。
为什么“在历史中”的哲学总是要去追求一个“超历史”的起源？为什么最没有历史感的体系建构恰恰以最为宏大的“历史感”呈现出来？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然涉及这本《哲学的追问》中所讲到的“哲学的梦想”。
我们先看看“哲学”这个词的含义。“哲学”一词的希腊词原义是“爱智慧”，这是一般对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的。但是，“爱智慧”在希腊人那里有两种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则是一般人不怎么了解的了。按照作者的研究，“爱智慧”的第一种含义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意义上的“对智慧的追求”或“爱”，它与“哲学”同义；“爱智慧”的另一种含义是一种更本源的与“智慧协调一致”的“生命感性”和“历史感性”。这种区分大体上是比较符合哲学发展的实际的。“爱智慧”一旦变成一种寻求普遍定义的求知活动，变成对最高的智慧或真理追根究底的“爱”，它就必然显现为一种理论生活的理想。亚里士多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思辨的生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是，由于把“智慧”看成是可欲求的对象化之物，“智慧”就不再与人的生命协调一致。
这个情况，对于我们理解哲学的产生是很重要的。“爱智慧”当然是人的事情，是人的活动。但是，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老是念念不忘地要去“追根究底”，要去把握世界的初始本原、最终本质、永恒基础、不动的推动者和使一切存在者归属于自身的终极存在。这些确实不是“人”所能获得的“智慧”，最早从事这种追问的哲学家也承认，只有“神”才具备这样的知识。看来，哲学家们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并没有试图将人的事情和神的事情弄混淆。但是，这里也反映出哲学和哲学家的一个梦想，即“爱智慧”的梦想，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问题的关窍来了：哲学本来是属于人的活动，它本应该安于做人的事情，但它偏偏不安分守己，反而总是梦想着要碰一碰唯有“神”才能到达的“知识”。
哲学的这个“梦想”，更形象一点说，实乃是哲学的“憧憬”。当然，我们同样可以反过来说，由于人有了这个梦想或者憧憬，而不倦地“爱智慧”，“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便诞生了。因此，说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大的传统里面，遵循了一种“人与存在对立”的“爱智范式”，可以说把握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对于中国哲学总是强调“人与存在的合一”而言，西方哲学的这个特点就更明显了。
我们说哲学的这种“爱智慧”是一种“梦想”或者“憧憬”，是说它一再地预设了人不可能达到、不可能真正认识、更不可能居住在那里的一个“世界”，因而只能是一种“梦想”或者一种“憧憬”。但是，“哲学的梦想”又不纯粹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梦想”，哲学一开始就是以对理性的问题予以理性回答的方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梦想”。应该说，哲学是最“较真”的学问，我们从哲学家不自称“智者”而称自己为“爱智者”就可见一斑。哲学只是“爱智慧”，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一种“爱”。在这种“追求”“向往”和“爱”中，哲学其实杜绝了人获得最高的智慧和终极的真理的可能。
因此，在哲学的梦想中，既有科学的成分，又有宗教的成分。最初的哲学被称为“知识的总汇”，同时“第一哲学”又被称为“神学”，这一点典型地反映了“爱智慧”的两重性，即它的既超验又经验的特性。“爱智慧”的两重性导致了世界的两分，简单地说，出现了本体界和现象界的分化。这个分化衍生出一个难题，即“抽象永恒本质”如何与“具体感性现象”相统一。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逻辑来完成的，逻辑可以从“一般”推演出“特殊”，这个能力使它既可以解决“知识的根据问题”，又可以进一步解决“信仰的根据问题”。因此，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中，逻辑学一直受到重视，出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逻辑地位的凸显当然有它重要的意义，尤其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逻辑化的结果是更加深了以一种分裂的方式看待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而且由于逻辑意识一直被强化，历史、生命、时间其实也被逻辑化了。
哲学一旦成为一种概念化、逻辑化的思想，它就和具体的、感性的历史、时间和人的生活有了距离。这里发生的变化，似乎可以概括为：人的活的历史、活的生命、活的世界转变成了一种“死”的逻辑、“死”的概念和“死”的对象。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在内）在批判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的时候，要求哲学从抽象逻辑的、概念的世界向人的现实具体的、生活的世界转变。他们指责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那里没有“人”，没有“生命”，没有“历史”，有的只是一些“概念的木乃伊”。当然，这个指责也未免过于绝对。客观地说，传统哲学在一种爱智梦想中，并没有回避人的问题、历史和生命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掉的问题，传统哲学只是试图以一种非人的形式表达人的内容，以超生命的“抽象”表达人的生命形态，以超历史永恒和超感性绝对的价值设定映现历史的、感性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所以，在历史中的哲学总是做着一种“超历史”的“梦”。它要去把握永恒、完满、绝对、无限之物，要去建构一个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要越过生灭变幻的现象去把握事物不变的终极本质，等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梦想”，我们还需进一步看到，哲学并没有真的从历史中“超越”出来，它仍然在历史中。因为，总体上来说，由爱智范式奠基的哲学形而上学，是以分裂人、失落人、扭曲人甚至瓦解人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特定历史内容。哲学这样来表达“人”，是因为人的“历史”处境或历史事情本身就是如此，即使哲学在通向“神学”的那一维度，也是有其人性的或历史的理据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进一步明白，哲学形而上学不论是谈理念、大全、单子、实体，还是谈自然、上帝、绝对，都是在谈人的事情，那想超出历史的哲学其实永远只能在历史之中。哲学自身的历史最好地见证了这一点，那自称臻至完美的哲学体系并不“完美”，它只能是历史的一种逻辑映现，是“思想”中的“时代”而已。一个时代总是要成为过去的，所以表达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这就是说，哲学在一种“爱智慧”的冲动中追求的梦想其实是虚幻不实，原因就在于“人”被分裂、被肢解、被扭曲、被抽象掉了，因而“人”是“虚幻不实”的。“哲学”的梦想和憧憬其实也就是“人”的梦想和憧憬。沿着这条思路深入思考下去，就会把握传统哲学在一种爱智范式下塑造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奥秘，这里其实隐藏着人自身的奥秘。
二
“哲学”在历史中，因为“人”在历史中。即使表面上看来，最缺乏历史意识或最为“超越历史”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也仍然在历史中。理由可以说非常简单，因为“人”在历史中。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带着一种全新的观念来看待由“爱智慧”塑造的西方形而上学史。这里，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明明在历史中的哲学为什么总是要去做一种“超越历史”的“梦”？这个问题也就是：明明是“人”的学问为什么总是碰到“神”（“神”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是指“超感性领域”）？
对于这个问题，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人的特点，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看到，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奇妙的存在者。比如说：人原本是自然之一物，但人之为人的特性却正在于他对物的超越；人有两重生命本质，他既有生命本质，又有超生命本质，而且人的生命只有体现为超生命，它才能够是人的生命；人的从分划中去统一世界的生存活动性质，决定了人与其他物种实质性的不同，它表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一的、自然先定的，而是开放的、自我创生的，因此只有人才“有”世界、“有”历史，并“在世界中”“在历史中”；人是未定的、有待展开的存在，因此不能以认识物的方式认识人，不能以对象化的思维把人客体化，等等。以上举出的四点，当然远没有包括人的全部特点。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智范式”的哲学通过对世界的两分并在一种“人与存在对立”的框架中建构“超历史”的“永恒科学体系”的梦想，反映的正是人所特有的两重矛盾本性。
“人”的确既有近于“神”的一面，又有近于“动物”的一面。人既是物性的存在，又是非物性或超物性的存在。这是人的基本矛盾本性。哲学是在人已意识到自己为人并尝试用人的观点来理解一切的状况下诞生的。“爱智慧”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是要人“认识自己”。人的两重化的矛盾本性，一开始就构成了哲学思考的潜在原则，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也始终是围绕这一基本矛盾展开的。它造成了对人的“物化”的理解和对人的“神化”的理解之互为他者的爱智进程。
对人的“物化”的理解是在一种对象意识下进行的。对象意识试先设定了我们认识的对象都有一个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单一的和确定的本质，认识一个对象就是把握对象的这种预定好的本质。用对象意识的认识方式去把握具有单一属性的“物”是有效的，因此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对事物进行科学认识的科学思想方法。“爱智慧”最初脱离“人与存在合一”的希腊古义，就是发展出了一种“对象意识”的结果，它试图将一切都对象化并运用一种“绝对定义”的尺度来区划出“真实对象”的边界，当然这里最终将人的各种问题也包罗其中了。应该说，从对象意识去认识人也能了解人的各种问题，对人的科学认识因而始终是必要的；但从对象意识决不能把握人之为人的特有本性。把人当作对象去认识，就已把人还原为物的存在方式，按照这种方法即使我们找出了许多与物相区别的特点，它表现的也不是人的本质规定而只能是作为“物”的人与它物的区别特征。另外，对象意识只深入到“存在者”的层次，深入不到“存在”的层次，而且往往把“存在问题” “存在者化”。这个特点在“存在之为存在”的视域中把握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时候，就必然使得人追溯到一个最终的存在者。于是从对象意识中派生出它的一个变种，我们称之为“超对象意识”，它最终导致在以“物”的方式认识人的时候碰到了“神”。
对象意识之所以不完全适用于人，就是因为人突破了物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就超越了物的本质规定。再用物的方式去规定人，就是对人的抽象化。历史上许多哲学家不能历史地看待在历史中的人，而只能抽象化地理解人，原因就在这里。其实，对象意识的局限人们很早就觉察到了，古代哲学家早就意识到人对物具有某种超越本质，但由于找不到把握和理解人的这种本质的方法，只好设计一个让一切存在者到归属于它的终极实在。这是一种超对象意识，它源自神话思维在一种谱系说明中的“根”的隐喻，哲学在一种理性思维中延续了这个隐喻。既然一切对象归属于一个“共同根源”，那么最高智慧就是关于最终极的“根”和“源”的把握。从这种超对象意识的把握方式中，产生了对人的“神化”的理解。
人当然不希望把自己降低到“物”的水平，因此“人”的“神化”便是“爱智范式”的哲学最为隐秘的意图。“神化”的方式是通过将人的本性外投到某一终极存在并用如此设计出来的最终存在来解释一切。人和人的世界就是这样被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即感性的、被认为是虚妄的领域和超感性的、被认为是真实的领域。这里的“神”是超感性领域的别名，“神化”便意味着以预设的“超感性领域”为根据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神化”的一个重要的机制也是抽象化，即将本来是在历史中的“人”从活生生的历史中抽象出来，截取其中的某一个理想的片断加以无限夸大。“神化的人”是通过将历史中的人以这种抽象化的方式建构出来的“理想之人”或“完满之人”，这样的“人”只能是一种“观念的存在”而不是“历史的存在”。人的神化可以以“神学”为中心进行，“上帝”只不过是“人”的极端理想化了的抽象；也可以以“科学”为中心进行，“主体之人”又成了一个新的“上帝”。西方哲学在古希腊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了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在后来经历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形而上学可以看作是将“人”神化的两种形式。人的神化和神化的人，说到底是“在历史中”的人的超历史的梦想或憧憬。
“人”本来在历史中，但是以物化的方式或神化的方式把握到的人均非“在历史中”的“人”。这里涉及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物化的人是人的还原式抽象，神化的人是对人的幻化式抽象。正是由于这种抽象，使得爱智范式的哲学远未思及到那真正“在历史中”“在世界中”“在生活中”的“人”。这一方面与人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有关，另一方面与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不够发达有关，说到底是与人的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这一点，直至马克思才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这表明我们只有从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着眼，才能真正把握人的特有本质。从“人在历史中”来理解人，从“哲学在历史中”来思考人存在和他的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马克思既反对从一种对象意识来理解人，又反对从一种超对象意识来理解人。他强调从一种实践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内在一致关系中来把握人。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破除各种形而上学的“怪影”的工作，与通过以人的方式重新理解人并由此思考“在历史中”的“人”是统一的。这样一来，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爱智范式”便成了需要由“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进行消解的对象。在历史中的哲学一旦重新回到历史，这就意味着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终结。
今天很多人都喜好谈论“哲学的终结”，往往带来很多的曲解。但如果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哲学的终结”的真实意思是说：我们再也不需要那种做着“超历史”梦想的“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哲学的历史表明，“爱智慧”对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无尽的追寻，只是在不断地制造各种“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神化”）和各种“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呼唤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必须完成双重的“祛魅”：一是祛除种种“神化”之“魅”；二是祛除种种“物化”之魅。因此，“哲学的终结”表达的就是“爱智梦想”的破灭。马克思写道：“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4]
显而易见，在传统爱智范式下的哲学世界观的主宰下，不仅“人”被抽象化、片面化了，“历史”“世界”也被抽象化、片面化了。祛除各种形而上学的幻影，祛除“人的神化”之魅，祛除“人的物化”之魅，就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以本来面目。
三
我们回到这本《哲学的追问》谈论的中心议题。
从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看，它以爱智慧和弃绝智慧为主轴，通过追溯哲学的起源、演进和终结，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谱系中搜检出一条重新理解哲学和哲学史的新思路。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从“爱智慧”的视角理解哲学的起源及其历史演进。它立足于从希腊思想经历的一次实质性断裂来理解哲学的产生以及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演进的构造，侧重于发掘为一般思想史、哲学史所忽略的历史片断，并由此对“爱智慧”构造哲学的语言、形态、方法、逻辑和历史作出了与通行哲学史不同的理解。因而，找到了一个更清新、更客观地透视传统哲学的视野。该部分对“爱智范式”下的哲学所做的追问，抽绎出形而上学的三大梦想：存在论梦想、知识论梦想和逻辑学梦想。并客观地评析了其贡献和局限，指出其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必然趋势。下篇是从“弃绝智慧”的视角剖析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和颠覆。它通过当代哲学对生命流变的肯定、对存在意义的追思和对主体命运的揭示，阐明了当代西方哲学反对智慧、终结哲学的真正动机。该部分透过当代哲学呈现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重大范式转换，深入西方思想家进行哲学系谱清理的核心，叩问未来哲学的方向，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
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经历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变，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这里隐蔽着“人的奥秘”和“哲学的奥秘”，表达了“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简单地说，“爱智慧”反映了那种需要抽象永恒本质、需要绝对最高主宰、需要在一种自我异化或对象化中认识人自己的“人的处境”。然而，爱智范式的哲学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人类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推动文明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和理性的累进的伟大的探索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确立的一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框架以及在一种对象意识中对知识确定性的不倦的追寻，还有对“根据”和“理由”的究极式的追问，使得它成了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母体。然而，当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结构的分化越来越向纵深展开，科学越来越演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技术统治，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也就在纷纷独立的诸科学那里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意识到传统哲学追求的爱智梦想的虚妄本性，因此消解或弃绝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所设计的“最高智慧”就成了哲学家们共同面临的一个主题。这就是说，“弃绝智慧”是有针对性的，它反对的是对人的种种非人的理解、对历史的非历史的抽象，因而本质上是对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理解的否弃。它的更深的意图是，将“人”移离出以往“人”的层面，移离出需要将非现实的超感性的理想假装成现实的东西的层面。因此，“弃绝智慧”是要挣脱传统爱智哲学的束缚、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超历史”的梦想，俾使“思想”真正思及“在历史中”“在世界中”的“人”，俾使“哲学”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问的问题乃是，“弃绝智慧”的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早就为古代思想家所注意到了。例如先秦时期的老庄道家学说就明确主张“绝圣弃智”，在那里就已经有了对文明、理性、知识的反省。西方思想和文化则不同，它一直是由“爱智慧”铸造出来，而且在“爱智慧”中总是面对种种“在场者”。这种思想和文化隐含着分裂人、瓦解人、失落人的“病症”。这一点当代西方思想家大都注意到了。“弃绝智慧”是西方哲学在“现象与本体的分离”“主客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等一系列两极对立的思维中走向极端的结果。西方人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困境和问题了。如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等。在现代社会中，人不仅丧失了有些哲学家所讲的那种“诗意地栖居”，而且也使得“物”失去了“纯真”，变成了一种功能化的展现。关于这些问题，人们谈的已经很多了，我不再重复。从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全球性困境和问题中，确实能够理解当代思想家为什么要提出“反对智慧”或“弃绝智慧”。
应该指出，20世纪西方思想家只是提出问题，而且侧重点是对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清理，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大多数西方当代思想家在破除爱智梦想、摧毁形而上学幻想的时候，往往得出了异常悲观的结论，走向了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例如像本书作者谈到的哲学家福柯就是一个典型，他确实破除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现代主体的迷梦，但由此走向极端，认为“主体”不过是社会权力的规训技术的产物，作为“主体”的“人”与囚犯无异。不容否认，这些反传统的哲学家，已经接近从“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这个视角来看待人和哲学，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思考人的未来和哲学的未来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失误也是异常明显的，其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记取。意识到“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对于理解哲学和人的关系还远远不够。要把握哲学和人的内在一体关系，还必须从这个“在之中”出发思考人的生命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未来视野看待人和哲学。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哲学的主题应当是人的类生命存在，未来的哲学应当是“类哲学”。
《哲学的追问——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一书，是一部给人耳目一新的学术专著，作者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这部著作采取了史论结合的形式，以翔实的资料，贯穿一个基本思想：哲学的追问有其不可忽略的生命前提，“爱智范式”的哲学由于把智慧看作是人欲求的对象，而丧失了哲学追问的生命根基，因而陷入困境；“弃绝智慧”针对爱智范式的这一缺失，以终结哲学的形式展开了对哲学的系谱追问，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预示着哲学主题和范式的转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思考人的未来和哲学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本书作者田海平是我所带出的哲学博士，他一直对“追问哲学”有兴趣，这在今天这个讲求实效的时代殊为难得。现在他完成了这部名为《哲学的追问》的书，要我作序，引发我的一些想法。的确，“哲学的追问”最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这部《哲学的追问》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愿作者在今后的“追问”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高清海
2000年8月21日
[1] 作者注：本书的第一版以《哲学的追问——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书名由江苏人民出版2000年出版发行。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