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身份：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

在人类历史上，美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说它独特，是因为它的历史是从反对欧洲大陆（特别是英国）的各种奴役、迫害和压迫开始的。17世纪初，当首批英国人离开母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上帝派他们来到的地方。兴奋不已之余，感谢上帝的同时，他们也痛恨英国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与束缚。这种痛恨与日俱增，最终促使他们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民建立政府，政府依照被统治者的同意公正地实施权力；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有权改变或者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基于这样的原则，以这样的形式组织其权力，以便最有效地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幸福……在邪恶可以忍受的情况下，人类宁可忍受这些邪恶而不愿通过废除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形式而校正它们。但是，当一系列虐待和侵占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将人民置于绝对暴政的阴谋之下时，推翻这样的政府、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保护便是人民的职责……[12]

基于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独立宣言》说：

当前英国政府的历史是一部反复伤害和侵占的历史，其直接目标就是建立对这些州的绝对暴政……因此，我们参加大会的美利坚的代表们聚在一起，以这些殖民地人民利益的名义及权威庄严公布并宣布：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解除了对英王室的效忠，大不列颠国家与这些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是而且应该是完全解除了的。作为自由和独立的州，它们有充分的权力发动战争，宣布和平，缔结联盟，发展商业，以及其他独立州有权做的事情。[13]

《独立宣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其反复强调的“独立”与“自由”之主张，是美利坚合众国摆脱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美国人的建国理想与生活目标。在美国人看来：“自由”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仅属于美国人，而且属于世界上所有人。因此，在美国人看来，摆脱英国统治，追求自由，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所以，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事业”[14]，因为“这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县、一个省、一个王国的事情，而是一个大陆的事情——至少是这个可居住的地球的八分之一的事情。这不是一天、一年或一个时代的关注；后代们几乎都会参与这样的角逐，或多或少会受到现在进程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与时间同在”[15]。潘恩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一个对另一个的权威不是上帝的旨意”[16]。

如果说《独立宣言》为美国追求平等与自由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圣约翰·德·克利夫科尔的《美国农夫的来信》则从现实角度为美国自由与平等做了很好的脚注。在《美国农夫的来信》之“第三封来信”中，克利夫科尔这样描述美国的自由与平等：

这儿[北美大陆]，他[欧洲移民]看到的是美丽的城市、富裕的村庄、广阔的田地以及到处是体面的房子、良好的道路、果园、草坪和桥梁的乡村，这儿在几百年前完全是荒野，是森林遍布、没有进行任何开发的地方……不像欧洲，这儿没有占有一切的大地主，也没有一无所有的平民。这儿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宗教统治，没有可见的赋予极少数人的权力，没有雇佣数千人的大雇主，没有极其奢侈的享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不像欧洲那么大……我们是一个开发者组成的民族，散居于一片广阔的领土，通过良好的道路和可航行的河流彼此来往，通过和蔼可亲的政府的丝绸般纽带联合起来，人人尊重法律，不惧怕其权力，因为他们是平等的。我们被赋予一种备受约束和限制的勤奋精神，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如果他走过我们的乡村地区，他看到的不是充满敌意的城堡和闹鬼的别墅，而是泥土建成的茅屋和简陋的小屋，在那些茅屋和小屋里，牛群与人们相互取暖，生活在简陋、浓烟和贫困之中……除了没有文化的长官，人们中间没有绅士……我们没有为其流血流汗、为其而死的王公贵族。我们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完美的社会，这儿，人是自由的，就像他应该自由一样，这种让人欢喜的平等也不像许多其他的平等那样转瞬即逝。[17]

克利夫科尔认为，欧洲人来到北美大陆后，会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他说：“他们来到这儿。一切都让他们再生。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这儿，他们是变了样的人……以前，他们是穷人，从未进入他们国家公民的行列。在这里，他们跻身于公民的行列……他的国家现在是给他土地、面包、保护和重要性的国家。”[18]所以，欧洲人不再是欧洲人了，而成了真正的美国人。在克利夫科尔看来，美国人是“一种新人”，他对“这个新人”做了这样的界定：

美国人是什么？这个新人是什么？他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的后代；因此，那种奇怪的血统混合物，你不会在任何其他国家找到。我可以给你说这样一个家庭，祖父是英国人，祖母是德国人，父亲娶了一个法国人，他们现在的四个儿子又娶了四个不同民族的妻子。他就是美国人，他将所有古老偏见与风俗丢在身后，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服从新的政府以及占有新的地位中接受了新风俗，被接纳到我们伟大上帝的怀抱中而成为美国人。这儿，不同民族的个体融合成一个新民族，其劳动与后代将使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人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在这儿，他们合并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人类体制之一……因此，美国人应该爱这个国家胜过他或他的祖先的母国。这儿，他的勤劳回报与他的付出保持同步……这儿，宗教对他要求很少，只需他志愿为牧师给一点点薪水，给上帝感激，他能拒绝这些吗？美国人是一种新人，他基于新原则而行动，因此，他必须接受新思想，形成新见解。他从非主动的无所事事、奴性依赖、极端穷困与无用劳动走向了另一种不同性质的勤奋工作，得以丰裕回报——这就是美国人。[19]

克利夫科尔还说，这个由“新人”组成的“新国家”，是一个太平世界，因为“这儿，你会发现很少有人犯罪，因为它们还没有在我们中间生根发芽”[20]；之所以“很少有人犯罪”，是因为“他[美国人]不迫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迫害他；他走访邻居，邻居也走访他”[21]。因此，北美大陆有诸多欧洲无法相比的诱人之处。克利夫科尔说：

除了地主与佃农，欧洲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美丽国家是自由拥有者居住的，他们是他们自己开发的土地的拥有者，是他们服从的政府的成员，通过代表成为他们自己法律的缔造者……就是这儿，无所事事的人有了事干，无用之人成为有用之才，穷人变成了富人。而我所说的富，并不是指金银，那些金属我们很少拥有；我是指一种更好的财富，包括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牛群、好房子、好衣服以及不断增多的能够享受这些东西的人们……怪不得这个国家有那么多诱人之处，吸引欧洲人到此定居。一个欧洲的旅行者，一旦离开他的国家，就成了一个陌生人；这儿却不一样。准确地说，我们不知道陌生人。这是每个人的国家。我们的土壤、环境、气候、政府和产品的多样性产生了能够让每个人都十分高兴的东西。欧洲人只要来到这儿，不管什么情况，眼前便充满美好希望……他看到，到处都是幸福与繁荣，他到处都会遇到好客、热心和富裕，他几乎看不到穷人，很少听说惩罚或行刑，他会对我们城镇的优雅感到惊讶，这些是我们勤劳与自由所创造的奇迹。他对我们的农村分区、便利道路、良好的汽车旅馆和充足的住宿设施羡慕不已。他会不由自主爱上这个一切都那么美好的国家……来自欧洲任何地方的外国人，来到这儿成为公民之后，让他虔诚地听听我们伟大祖辈的声音：“欢迎来到我的海岸，压抑的欧洲人。祝愿你度过美好的时光，在此期间，你会看到我的青翠田野，我美丽的通航河流，我的绿山！——如果你愿意工作，我给你面包吃；如果你诚实、节俭、勤奋，我给你更大回报——自由与独立。我给你土地，让你有足够饭吃，足够衣穿，一个舒适壁炉可以让你孩子围坐着听你讲述如果发达起来的[故事]，一张你可以放松休息的美好的床。此外，我还会给你一个自由人所拥有的不受他人影响与限制的许多东西。如果你愿意细心地教育你的孩子，教会他们感激上帝，尊重政府，尊重那个把那么多人集合在这儿并给他们幸福的慈善政府，我也会让你儿孙满堂，对一个善良人来说，这应该是最神圣、最强大、最急切的欲望，也是他临终时最让人宽慰的希冀。做工作吧，直到你发达：只要你做到公正，懂得感激，并且勤奋，你定能发达。”[22]

无论是《独立宣言》的理论辩解，还是《美国农夫的来信》的现实宣讲，都凸显了这样一个人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美国是什么？显而易见，在美国缔造者们看来，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因为它是“上帝选出来的国家”，是一个倡导自由与平等，反对奴役、暴政、侵略与扩张的国家；换言之，就身份而言，美国应该是反法西斯主义者。除了《独立宣言》的理论辩解和《美国农夫的来信》的现实宣讲，“二战”期间，美国也努力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角色。“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与英国、苏联和中国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23]，与苏联签订了关于在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24]，与苏联和英国举行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25]和雅尔塔会议[26]，参与了不少反法西斯宣言与协定的签署，为阻止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猖狂侵略与扩张、迫使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加速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战”结束后，美国跟苏联、英国和法国一道审判了很多重要纳粹战犯[27]。这足以表明，美国的确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

然而，美国缔造者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美国的“公众”形象与美国的真实面目完全两样。写进《独立宣言》的“人人生来平等”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到了美国社会现实生活却成了令人费解的谬误，因为美国社会从未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理想。美国虽然在世界舞台上努力扮演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角色，但“卸妆”之后却露出了法西斯主义者的真实面目。正因为如此，凡有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美国文人，都不失时机地将目光投向美国，通过书写再现美国的各种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竭力让美国看清自己。诺曼·梅勒便是这样一位文人，他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通过再现美国国内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与行为，向我们展现了“二战”时期美国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