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考古与文化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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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魏邺城的都城规划中,建设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也是一个特点。

关于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的文献主要见于左思《魏都赋》的李善注(参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六)、郦道元《水经注》等,在《魏都赋》中有这样的描绘:“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冱冥。”张载注曰:“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凤台,北则冰井台。”参考《三国志·魏书》等文献,铜爵台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爵”与“雀”相通,故也被称为铜雀台;金虎台建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十六国后赵石期为避皇帝石虎之讳,改“金虎台”为“金凤台”;冰井台建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在三个高台建筑中铜雀台最为高大,达十丈高,其余二台均为八丈。关于上面的建筑,金虎台有屋百九间,铜雀台有屋百余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其中又以冰井台的建筑和功能较为特别,冰井台上有冰室,室内有数井,用来保存冰和石墨,此外冰井台还有粟窖和盐窖等。三台之间,建阁道如浮桥,阁道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铜雀三台的军事堡垒功能可见一斑,这也是与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密切相关。曹魏邺城的防卫系统包括了通过考古工作确认的城墙、城门和城墙上的高台建筑等,其中独具特色的就是沿城墙建造的三台高台建筑群。

铜雀三台遗迹位于今临漳县三台村之西、邺镇村之北,是目前曹魏邺城遗址仅存于地面的遗存。三台基址西侧流沙层极深,距地表深约8米处依然为沙层,这里应是漳河改道河水切割冲刷所致,故现存三台基址之西侧均被冲毁或破坏(参见图3)。

图3 铜雀三台雪景(西南—东北向拍摄)

金虎台居三台最南,据推测位于西城门金明门之北、西城墙之上,其夯土台基目前保存较好,台基南北120米、东西71米、高12米(参见图4)。台基西侧立面夯土陡峻,夯层历历在目,能够观察到的夯层厚度约为12厘米。台基东侧呈现两个大的台阶状,一般认为位于中腰部的台面,是自然和人为破坏的结果。但也不应排除是有意而为之,即可能高台面向城内的立面呈现高低错落的几个层次,不同台面有建筑物,共同构成金虎台建筑群。当然,具体情况需经全面发掘才能确定。

图4 金虎台近景(西南—东北向拍摄)

铜雀台位居三台中间,南距金虎台83米。铜雀台已被严重破坏,仅存台基东南角,夯土台基现存南北50米、东西43米、高4—6米。

冰井台则完全被漳河的洪水吞噬,具体位置迄今无法确认。

铜雀三台之所以举世闻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军事功能,更重要的是这巍峨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这里,文学家曹植等留下了不朽的文学佳作;在这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旋律萦绕于殿阁楼宇之间。三台建成之初,曹操在台上宴飨群臣,曹操命其子和群臣当场赋诗赞美三台。曹植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三台建筑和其东侧紧邻的皇家园林铜爵园相辅相成,引发了文学家们无限遐思。

根据考古勘探试掘,推测铜爵园的位置应在金明门至建春门东西大道之北、宫城之西,西抵铜雀三台、北达北城墙的范围内,这一范围内曾发现有若干夯土基址。《魏都赋》中有这样的描述:“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菱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有吕梁。驰道周曲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

东汉末年,曹操依托铜雀三台和西侧铜爵园的美景,时常宴飨宾客。当时文学家们留下了《公宴诗》,对曹操宴请宾客的活动进行了文学描绘。这其中也包括了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建安七子”,王粲、陈琳、应瑒、刘桢、徐幹等人。刘桢的《公宴诗》中写道:“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建安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代表人物曹氏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与建安七子等人意趣相投,亲密无间,他们饮酒赋诗,慷慨激昂。这个时期建安文人频繁的聚会,直接促进了建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有学者认为,这里酝酿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初的文人集会,邺城铜爵园林、三台胜景激发了东汉末期文学家们的思想,他们遗留下的崇尚自然、直抒真情的诗篇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