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测算结果

（一）产业上游度

为证实前述指出的Antràs et al.（2012）计算产业上游度的缺陷，我们计算了2011年40个经济体35个产业的上游度指标（1400个），其中产业上游度低于1的指标为25个，占1.8%。这说明，依据式1-6计算产业上游度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此同时，根据正确的式1-4计算得出的产业上游度不存在低于1的指标。下面，我们以2011年各经济体产业上游度对测度结果进行简要介绍。限于篇幅，表1-1仅列出了2011年人均GDP排名前12位的各经济体加上中国、巴西、俄罗斯等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产业上游度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Antràs et al.（2012）结果类似，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这并不难理解。如果将各产业视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那么对于不同经济体而言，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应该是较为一致的，这样，各经济体只会由于生产不同产业而处于不同的分工位置。

为此，我们在计算各经济体出口上游度时，借鉴Antràs et al.（2012），同一年份以美国的产业上游度为基准。采用美国的产业上游度为基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其他许多经济体不生产某些特定产业而无法计算该经济体产业上游度的情形。在计算出口上游度时，各经济体均采用同一国家的产业上游度，还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对不同经济体而言，各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应该是一致的。这样计算得出的出口上游度才具有可比性，仅仅是因为出口不同产业而分工不同。表1-2列出了美国1995—2011年各年份各产业的上游度。从该表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农业的上游度较高，服务业的上游度较低，制造业的上游度并不确定。农业上游度较高是因为农产品往往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离最终需求较远。服务业则离最终需求很近，较少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产业上游度和产业附加值率是否有关联？一般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附加值率。如普遍认为，中国往往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行生产，从而创造了较低的附加值率，因此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创造更高的附加值率。为此，我们计算了1995—2011年美国产业上游度和产业附加值率的相关系数，并列于表1-3中。产业附加值率用产业的增加值和总产值的比重表示，高端产业往往拥有更高的附加值率。产业附加值率越高，则出口单位产品创造的附加值越多，从而有利于初次分配，也有利于GDP的增长。从表1-3可以看出，对于各年而言，美国产业上游度和产业附加值率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负相关程度最高是2007年的-0.434，负相关程度最低是1996年的-0.308。由此说明，从创造附加值的角度而言，可能生产上游度较低的产业（离最终需求较近的下游产业）更为有利。

表1-1 2011年各经济体产业上游度的相关系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

表1-2 1995—2011年美国各产业上游度

续表

表1-3 1995—2011年美国产业上游度和产业附加值率的相关系数

（二）出口上游度

表1-4列出了1995—2011年各经济体整体出口上游度和制造业出口上游度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1-4可以看出，制造业出口上游度的均值要稍高于整体出口上游度，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出口上游度较低，拉低了各经济体整体出口上游度的均值。制造业出口上游度的标准差要稍高于整体出口上游度，说明各经济体在制造业上所处分工位置差异较大。上述分析也可以从整体出口上游度和制造业出口上游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看出来。

表1-4 出口上游度的描述性统计量

（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

1995—2011年，中国的整体出口上游度和制造业出口上游度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相关系数高达0.9470）。1995—2002年，中国出口上游度呈下降趋势，随后较为稳定；2004—2008年，中国出口上游度不断提高，2009年又开始下降。这说明，1995—2004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越来越走向下游，随后又往上游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又开始往下游发展（见图1-1）。

图1-1 中国的出口上游度及其排名

那么，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如何？为此，我们计算了中国出口上游度在4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出口上游度越高，则排名越高，说明中国越处于上游位置。中国出口上游度指标和相应的排名表现出一致性。中国制造业出口上游度排名较低，说明相对整体出口，中国制造业出口更多处于下游位置。2002年之前，中国相对分工位置越来越处于下游，随后越来越走向上游，近年来，中国相对分工位置又开始走向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