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直面中美贸易冲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已历时两年，传统贸易冲突领域对应的关税战暂时出现了缓和迹象，在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问题上的共识仍然有待磨合，但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技术冲突，甚至仍在持续发酵之中。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明确自身核心利益，直面冲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本书提出建议：第一，以建设性立场，面对WTO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调整压力。第二，应尽快启动加入CPTPP谈判的进程。第三，分四步推动中欧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进展。第四，中美应合作推动形成国际技术转让的多边规则。第五，尽快推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改革。第六，不应封杀美国企业，相反应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全面扩大开放，避免将处于中间地带的美国企业推向对立面。第七，稳妥处理好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2020年1月15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并恢复全面经济对话，这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中美贸易冲突暂时缓解。中美之间从传统的关税冲突，向投资冲突、科技冲突延伸，并影响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
这其中的关税由升转降，是否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自然消解？本书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将会看到，在关税领域冲突缓解的背景下，其他领域的冲突发展，可能仍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
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跨境销售，相关的双边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是生产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投资、跨境生产，对应冲突主要在直接投资领域，一般涉及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日美贸易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基本限于上述领域。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背景下，信息、数字科技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间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
中美贸易冲突之扩展，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其一，2018年年初以来，中美冲突首先表现为关税争端不断升级，这对应于传统贸易一体化阶段的问题。过去关税问题的主要解决机制是WTO多边机制，但是目前这一机制濒临失效。
其二，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冲突和结构性议题扩展，这对应于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体化。中美在投资领域的摩擦，反映在诸多结构性议题方面，包括一般的市场准入、产业政策。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背景，中美投资冲突还扩展到了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移等领域。在过去，对应的协商机制是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特朗普政府初期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但这些机制都处于停摆状态。
在投资领域，美国不但指责中国的政策，而且还对应加大了对中资企业赴美投资的限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460亿美元，2017—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速连续下滑，降幅分别达到37%、84%。到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为48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19.6亿美元，同比再降约20%。
其三，贸易冲突向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对应于跨境信息流动的全球化。一方面，全球化早已跨越了日美贸易冲突时期的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阶段，走向了跨境信息流动的一体化，并使得军民两用技术界限日益模糊。这本身对参与全球化国家之间的互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中美战略互信持续削弱，而且中国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技术管制、投资审查、人才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发难。
美国政府阻碍双边留学生、技术人员的正常交流，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禁运。截至2019年6月，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总计261家，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21.9%。同时，中美双边技术合作受到冲击，中美科技合作明显降温。根据本课题组董维佳、姚曦和徐奇渊的计算，在中国与各国合作申请的国际专利中，中美合作数量占比在2014年达到了48.8%的峰值，对应的数量达到了1258项。而在2018年，该比例下滑至34.2%，对应数量也降至了907项。
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有所降温，但科技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冲突仍将持续。中美贸易冲突向投资领域、结构性议题的扩展，以及进一步向科技领域、安全领域的延伸，正好对应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当前，中美双方的第一阶段协议签署，意味着贸易冲突有所缓和，这对两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是，第二阶段结构性议题谈判的困难将明显上升。尤其是第三阶段，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和限制，将会随着中国在相关领域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重大进展而进一步升级。
可见，科技领域的冲突将具有长期性，虽然不会像关税冲突那样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会对中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地位、中长期发展空间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科技领域冲突及其向国家安全领域的扩展，可能进一步诱发中美冲突向政治领域的扩展。因此，贸易领域虽然取得暂时缓和，但科技领域的冲突仍然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如果中美之间的问题要得到解决，而且存在一个从易到难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的方向将会沿着全球化三个方面（阶段）内容展开。第一方面（阶段）：在传统贸易一体化的摩擦领域，就关税战达成缓和方案。第二方面（阶段），重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或类似的机制，就产业政策、补贴政策、国有企业、市场准入等问题进行磋商。第三方面（阶段），逐步加强安全互信（如果可能的话），就技术冲突、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等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尽管双方可能就第一方面达成协议，并在关税冲突领域有所缓和，但在其他两个方面的摩擦仍有可能加剧。
表1 全球化的三个阶段与中美贸易谈判的路径
资料来源：课题组徐奇渊、东艳、赵海绘制。
为了展开分析，本书分为以下三篇：第一篇，回顾中美关系的演变并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第二篇，对关税冲突、投资冲突、技术冲突、金融冲突进行分析，并对中美在各领域的冲突应对和管控提出建议。第三篇，从多边贸易体制（WTO）改革，到区域合作机制（CPTPP），再到双边合作（中欧经贸合作），以及中国自身的改革，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