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秩序距离看“压舱石”错觉

回顾了从1972年至今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互动，可以看到并不存在能够显著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周期性因素。通过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上的距离这一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在长期中的改善和恶化。之所以中美经贸关系会给人一种是稳定的“压舱石”的错觉，只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接近持续时间更长。中国和美国在安全秩序领域的接近大致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停止，在政治秩序领域的接近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中断，而在经济领域则至少维持到了2001年。加之相对于安全和政治领域，美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期待也更高，更愿意从比较乐观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未来走向。因此，直到奥巴马开始执政的2008年，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还是希望“说服”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美式秩序、加快改造自身的经济体制。

但是延后效应总是有时限的。中美经贸联系的迅速发展既是成功，也是挑战，它在客观上要求遵循不同规则运行的中美两国经济进一步的相互调适，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问题。简单地说，即使中美的经济秩序距离保持不变，中美经贸联系规模的单纯扩大也将会导致两种经济秩序摩擦与冲突的迅速上升。更何况，中美经济的内在竞争性还在迅速压倒互补性，这意味着中美的经济秩序冲突也将以更快的速度加速发展。通过这一视角可以发现，如果不能缩短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距离，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性还将继续增强，未来其“压舱石”的定位将更加名不副实。

这一视角和判断具有很现实的政策意义。长期以来，中美经贸联系的稳定作用，能够让中美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分歧无法弥合、矛盾日益增长的状况下，仍然能够建立起大体良性的总体双边关系。2001年后，在很多互动节点中，中国愿意用经济上的短期“让利”和中长期“预期”来换取美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让步，但是并没有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更多地接近美国。换言之，经贸议题是中国平衡总体中美关系的“资源池”，但是这是一个实际上不再扩大的“资源池”。在奥巴马时期，中美两国在汇率机制、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运营环境、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等议题上的矛盾就在不断激化。到特朗普时期，这种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转化为了来势汹汹的全面经贸冲突，绝不仅限于贸易领域，而是涉及中国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在当前环境下，经贸联系不仅不能像过去那样作为“盈余”平衡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双边关系“赤字”，其本身还成为了新的“赤字”来源。这体现在实践中，就是经济“让利”的外交有效性不断下降，采购订单和改革声明都不能起到缓解冲突的效果。因此，如果以重新恢复中美关系的总体平衡为政策目标，未来必然要改变应对思路。

从逻辑上看，调整有两个可能的方向。第一是在经贸领域内做出改变，不再以短期让利和发布预期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方式，而是切实地在实质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上做出调适，降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并且让存在的竞争压力更加“合法化”。例如，虽然特朗普高度重视贸易逆差问题，但是美国政治和商业精英更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和中国企业的不对等竞争优势，对特朗普贸易平衡的诉求并不热心。因此，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长期内有可能在经济领域恢复平衡。第二是重新建构中美互动的整体框架，统筹考虑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秩序、国际安全秩序三者，从综合平衡的角度进行求解。要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中美间的战略合作就不能仅仅处在信息交流或者冲突管控的层面，而是要在国家行为的规则和规范上实质性地达成更多共识。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的难度相对较低，可行性相对更高，但是第二种方式可能影响更强，更有利于在稳步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增强中国经济力量的合法性，塑造积极正面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