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楚辞集注》篇目的安排
一 划分“离骚”类与“续离骚”类
关于楚辞经、传之说，早在西汉时，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9]，称《离骚》为经。后班固、贾逵也作《离骚经章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称“《离骚经》章句第一”。可知王逸《楚辞》注本有“经”字。洪兴祖作《楚辞补注》，篇目第一也为“《离骚经》”，并曰：“《释文》第一，无经字。”[10]又据《郡斋读书志》记载《楚辞释文》一卷：“盖以《离骚经》《九辩》《九歌》……《大招》《九思》为次。”[11]可见晁公武当时所见《楚辞释文》本中有“经”字。明代黄文焕说：“王逸尊《骚》以比《五经》，故以经名……然《骚》之称经，不从逸始，又非原始，将使谁乎？逸称‘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当日重词赋之学，自宜宗《骚》尊《骚》。特以经名之也。”[12]黄氏认为《离骚》被尊为经，乃汉武帝重词赋之学的缘故。同时还认为楚辞有称传之名，当是淮南王、班固、贾逵时就已有，“惟视经为纲，传为目，故详于纲，略于目。传之名，盖从淮南、班、贾俱已有之”[13]。清代林云铭认为于篇题上加“离骚”与“经”字，于屈原作品并无增色，称“经”或不称“经”并不要紧，“总之，绝世奇文，添一‘经’字，未必增光，去一‘经’字，岂遂减价？余惟以太史公之言为主，将‘经’‘传’二字，及晦庵每篇加‘离骚’二字，一概删去，以还其初而已”[14]。所以林氏不分“经”“传”，将篇题中“经”“传”“离骚”等全部删除，林氏正是针对朱熹划分经、传而言。
朱熹将屈原的《离骚》篇定为《离骚经第一》，合同屈原之《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一起定为五卷，归为“离骚”类，将宋玉之《九辩》《招魂》，景差之《大招》，贾谊之《惜誓》《吊屈原赋》《
赋》，庄忌之《哀时命》及淮南小山之《招隐士》等共十六篇定为“续离骚”类。
朱熹之所以这样区分，在于他认为“经”“传”有别，乃秉承孔颖达之“凡非正经者谓之传”的主张。他在《楚辞辩证》中说：“按《楚辞》，屈原《离骚》谓之经，自宋玉《九辩》以下皆谓之传。以此例考之，则《六月》以下，《小雅》之传也；《民劳》以下，《大雅》之传也。孔氏谓凡非正经者皆谓之传，善矣；又谓不知此传在何书，则非也。然则吕氏实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见其据，更当博考之耳。”[15]洪兴祖在《九歌》下注释称另一本下面都有传字。吕祖谦引述前人观点以《诗经·大雅》《诗经·小雅》为正经。孔颖达以非正经者为之传，但不知这传之出处何在？朱熹考证洪兴祖、吕伯恭、晁补之及孔颖达等诸说，称善以非正经为传的说法。朱熹认为，若屈原《离骚》称为经，宋玉《九辩》以下作品都称为传。这样看来，《诗经·六月》以下就是《小雅》之传，《诗经·民劳》以下就是《大雅》之传。故孔颖达以非正经为传之说极善，朱熹以孔氏不知此说出处为不对。关于这一问题，朱熹认为吕祖谦是承续晁补之观点，但洪、晁二书，亦不知确凿证据何在，至此朱熹依然有些疑义，因朱熹尊崇屈原，故从孔颖达之说，尊屈原所作为经，后续者为传。这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论及：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九辩》之类则为传耳。”[16]
学生问为何要分《诗》之经、传，朱熹回答此乃从吕祖谦之观点，按《风》 《雅》之正、变分为经、传，举例如屈原之《离骚》即为经，后人作便为传。
朱熹尊屈原文章为经，源于其道文观，因为对屈原道德品行之尊重，所以推崇其文章，以为典范，他说：“然使世之放臣、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以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17]朱熹认为屈原之志行或有不合中庸之处，但都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其书都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故而其辞赋不能仅仅看作词人之赋，应当作有补世教的教材，以增夫三纲五典之重。屈原这种诚心、至意就源于道，屈原辞赋就是出于道的诗文。既然这样，朱熹认为《楚辞》与《六经》的作用一样。
朱熹认为道与文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他在《读唐志》中曾详细论述“道德文章”与“政事礼乐”一样，皆出于一，也就是说“道德”与“文章”也是不可分离的。这个“道”是以三代圣贤之伦理道德为楷模，其实指向作文者之道德品行，这种道文统一又是以道为根本的道文观，因朱熹对屈原之道德品行极为推崇，认为屈原文章出于“道”。朱熹对屈原之崇敬，有亲自撰写《修三闾忠洁侯庙奉安祝文》为证：
惟神为国上谋，遭馋放逐。行吟憔悴，厥有《离骚》。长沙自沉，勇赴兹水。遗祠锡号，帝有愍书。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既讫功。敢馔灵神，敢陈椒醑。唯神将鉴，永奠厥居。[18]
朱熹认为屈原为国事而遭放逐，在行吟憔悴时作《离骚》，自沉湘水，勇气可嘉。如今修供奉之祠，让屈原神灵得屋宇以便居住。又奉上琼浆美食，让神灵永远居住于此。
在朱熹看来，屈原之道德品行主要表现为“忠君爱国之诚心”，因为忠君爱国，所以屈原之《楚辞》从未怨君，朱熹读到屈原的著述，认为前人都错解屈原，以致谬误相传。据《朱子语类》记载：“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作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19]朱熹认为屈原是一位忠诚恻怛爱君之人，在《离骚》等数篇之中，都是缱绻爱慕、恋恋不舍之意，没有一句骂怀王。最后楚国灭亡，屈原投河殒命，是无可奈何之举措。后人解说为骂怀王，乃为不对。朱熹以为《九歌》篇也是托神为君，并非怨君。他说：“《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20]朱熹《九歌》的题旨为托神以寄意君王，屈原不怨君王。
朱熹不仅认为屈原忠君爱国，更认为屈原欲求贤君，他将《离骚》中的“求女”解释为“求贤君”，这一内容将在第六章加以展开。由此观之，朱熹将屈原所作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将宋玉等十六篇归为“续离骚”类，乃是出于对屈原道德品性的尊崇。
二 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
早在朱熹之前，晁补之就认为王逸所作《九思》不类楚辞，在其著作《重编楚辞》十六卷中删去此篇，放置《续楚辞》：“王逸，东汉人，最爱《楚辞》，然《九思》视汉以前所作相阔矣，又十七卷非旧录，特相传久不敢废，故迁以附《续楚辞》上十卷之终。”[21]晁氏以为《九思》与汉代以前作品差距较大，又以为十七卷非旧时辑录，故将此篇移出《楚辞》，入《续楚辞》。
朱熹持“道文统一说”，评价文章先考察“作文”者之道德品行合不合道。历史上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人道德品行有异，所以朱熹认为这四篇作者之优劣也有不同，考察朱熹删去此四篇，须联系此四者之道德品行加以分析。
（一）东方朔与《七谏》
《七谏》为东方朔所作。东方朔，字曼倩，乃汉武帝时文学侍臣，为人机智幽默，谈吐诙谐，雄辩滔滔，应答如流。据《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东方朔“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22]。武帝数次召前谈论，幽默滑稽皆令皇帝开心不已。但其行为放诞，尝娶长安女子为妻，一年一换，所赐钱财皆打发弃妇，时人呼之为“狂人”。又据《汉书》记载，他曾多次谏议武帝，如武帝欲辟南山为上林苑，东方朔就谏议不可，武帝宠信男宠董偃，东方朔指出董偃败坏风俗，应该杀之。“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23]但班固又引用扬雄之言，指明东方朔之言过其实、放荡任性的一面，认为其文辞浅薄，不足称道：“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24]东方朔的代表赋作有《答客难》《七谏》《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赋》《平乐观赋猎》等，赋作《七谏》缅怀屈原、追思贤主，全赋有七个部分：“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
《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25]
王逸认为，古者人臣三谏而君不从，便退而等待放逐，而屈原乃与楚王同宗，故无离去之理，东方朔以“七谏”为题，谏之次数愈多，愈能体现屈原之殷勤、忠厚。其实，辞赋家如枚乘作《七发》，东汉傅毅作《七激》，晋张协作《七命》，这些都与《七谏》同类。“五臣注”有言，“七为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26]。以“七”为篇题，寓意冀君圣明。但此说法并无实据，只能姑且存之。据此可知，东方朔作《七谏》，确有讽劝汉武帝之意。
（二）王褒与《九怀》
《九怀》为王褒所作。王褒，字子渊，汉宣帝时谏议大夫。朝廷修撰武帝时典章制度，征召能讲论六艺群书、讽诵《楚辞》之人，王褒与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人一起待诏金马门。“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27]皇帝数次与王褒等人一起狩猎，所到宫馆，便命他们作赋歌颂，品论高下，以便赏赐金帛。议论者多认为这是淫靡奢侈，皇帝不以为然，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榖，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8]。正因为帝王喜好辞赋，王褒便由此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汉宣帝好神仙，公元前61年，曾派遣谏议大夫王褒去求取金马碧鸡之神灵。其后，皇太子身体欠安，王褒为其诵读辞赋，太子得愈。太子本人非常喜欢听王褒诵读《甘泉赋》与《洞箫赋》，王褒离开后，竟然命令后宫左右都去诵读。由此可知，王褒乃皇帝文学侍从，所作多为娱情悦目之属。
王褒赋作《九怀》，仰慕屈原文采，感叹其遭遇不幸，全赋有九个部分：“匡机”“通路”“危后”“昭世”“尊嘉”“思忠”“陶壅”“株昭”。
《九怀》者，谏议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演，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浑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29]
王逸以为，“怀”为思念，此篇描写屈原虽然放逐，但仍然忧国。王褒阅读屈原之文，被其辞采所折服，追悯其遭遇，而作《九怀》。通读《九怀》，得知此篇辞句华丽、词气温雅，可以愉悦耳目，畅适性情。
（三）刘向与《九叹》
《九叹》为刘向所作。刘向为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家学底蕴深厚，年少时即博览群书。汉宣帝召见刘向与王褒、张子侨等为文学侍臣，讲诵经书。刘向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几次下狱，多次上奏章，谏诤言事，以阴阳灾异比附现实朝廷政事。宣帝时，刘向因铸造伪黄金事下狱。元帝时，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刘向与朝中忠直大臣萧望之、周堪等欲罢退此二人，语泄下狱。出狱后，刘向上书皇帝为萧望之辩解，因而更加得罪弘恭、石显二人，遂被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诛杀石显，复用刘向，刘向数次奏议皇帝，迁为光禄大夫。刘向位居大夫三十余年，一直谏议皇帝抑制外戚王氏专权，然皇帝终不肯用其言。刘向死后十三年，王莽篡汉。汉成帝命令刘向整理经书，刘向分《楚辞》为十六卷，《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其赋作有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一篇，全赋有九个部分：“逢纷”“灵怀”“杂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王逸说：
《九叹》者，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达点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30]
王逸认为，刘向在点校经书之际，追念屈原忠信节操，所以作《九叹》，叹息屈原被放逐，仍然思念君王，王逸指出刘向是借赞诵前贤来托显志向，驰骋词章来显曜德行。
朱熹晚年与弟子讲学，喜欢将汉儒董仲舒与刘向进行比较，“仲舒文实。刘向文又较实，亦好，无些虚气象；比之仲舒，仲舒较滋润发挥”[31]。朱熹认为董仲舒文字温润平实，刘向文字较平实，“汉儒董仲舒较稳。刘向虽博洽而浅，然皆不见圣人大道”[32]。朱熹也指出刘向虽博学广闻，但对大道领悟不深。
（四）王逸与《九思》
《九思》为东汉王逸所作，《后汉书》记录王逸生平极为简略，徒著其著作《楚辞章句》通行世间。从王逸自作《九思》序中，也可窥见其作赋之心态。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词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未有解说，聊训谊、马辞曰。[33]
王逸认为，屈原之后，忠臣介士读其文，皆悲戚怆然涕下，为屈原之高雅节操、妙丽文采所折服，刘向、王褒就曾仿作以托显志向，被载入史册并代代相传。而自己与屈原同乡，悲悼之情感自然与凡俗不同，故而效仿刘向、王褒的做法，也作赋一篇。这里王逸明说自己作《九思》之目的，就是追慕屈原之风，效法刘、王，以便名留后世。
（五）朱熹删去此四篇
由上所述，可知东方朔在为皇帝排忧逗笑中寄托追思而作《七谏》；王褒在为皇帝歌功颂德中倾慕屈原文采而续《九怀》；刘向在奉命点校经书整理《楚辞》时而赋《九叹》；王逸想效仿王褒、刘向之做法从而名留史册以著《九思》。此四者都是仰慕屈原之风，续仿其义，并未结合自身之遭际进行创作，故而朱熹对其表示不满，他认为这是无病呻吟。这四人之中，又有不同，东方朔、刘向，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谏议皇帝，因此郁郁不得、有感而发。王褒乃纯粹御用文士，故而朱熹认为其最卑下。他在《楚辞辩证》中说：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而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也。[34]
朱熹认为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的四篇作品在形式上为骚体，可是内容或远于性情，或意义并不深切，有如无病呻吟，非兼得性情与义理之作。这里朱熹所言“无病呻吟”就是针对这四位作者没有屈原那种遭际，也就没有屈原那种道德品行，没有屈原那种深切而呼唤苍天、疾痛而呼喊父母之幽蹙怨慕之情感。朱熹在《楚辞辩证》中再次强调：“王逸所传《楚辞》篇次，本出刘向。其《七谏》以下，无足观者，而王褒为最下，余已论于前矣。”[35]这四篇又有不同，其中《七谏》《九叹》还可供一览，联系东方朔、刘向之德行，也可理解。此二人都多次谏议皇帝，不为所用。王褒就不同，为帝王文学侍从，所作又温婉妍丽，朱熹认为其词气卑下，尤其不便著录。此四篇虽然附于书尾，但人们并不读，不如删去。朱熹在道为文先之思想的指导下，本着性情与义理兼得之原则，毅然删去此四篇。
三 增入贾谊之《吊屈原赋》《
赋》[36]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悲叹自己遭遇，投书以吊屈原”[37]。屈原死后百余年，贾谊遭谗被贬，感叹自己遭遇，著文凭吊屈原，《史记》将贾谊与屈原合传。贾谊少年时，才华横溢，十八岁以能诵《诗》《书》，闻名郡中，后经人举荐，汉文帝召为博士，于诸博士中，贾谊才二十余岁，最为年少，文帝诏议，诸生不能应对，独贾谊表现出众，汉文帝大悦，一年之中即迁升贾谊为至中大夫。贾谊上谏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38]。是时，文帝初即位，诸律令之所出，各诸侯之就国，其说皆为贾谊所发，于是文帝诏议以贾谊为公卿，而朝中大臣如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皆谮毁之，文帝乃贬谪贾谊为长沙王太傅。长沙路远地湿，贾谊以为命当不久，路过湘水，感叹遭谗被贬，作《吊屈原赋》。
贾谊寓居长沙三年中，一天，有
鸟飞入贾谊之宅，
鸟似鸮，不祥之鸟，贾谊托
鸟以自况，作《
赋》，又称《
鸟赋》。一年后，贾谊重被文帝召见并询问鬼神之事，竟然至夜半方罢，唐人李商隐有诗句讥讽：“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39]文帝复贬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骑马摔死，岁余后，贾谊也郁郁而终，终年三十三岁。
又据《汉书》，贾谊多次上书谏议政事，当时诸侯王族僭越礼制，贾谊奏议削弱诸侯。后来大臣周勃被告谋反而下狱，经查明无罪释放，贾谊以此讥文帝，文帝感其言，后待大臣有礼有节。班固引刘向之言称赞贾谊，“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然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40]。贾谊作《吊屈原赋》《
赋》，《史记》《汉书》全文著录。贾谊《惜誓》一赋，王逸本已选入，朱熹保留此篇，同时增加《吊屈原赋》《
赋》，究其原因，是朱熹认为贾谊有经世治国之才，他对贾谊很是尊崇。
朱熹六十岁时在《己酉拟上封事》中说：“臣闻贾谊作《保傅》传，其有言曰：‘天下之命系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治矣。’此天下之至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41]朱熹引用贾谊文章想要劝告君王，认为贾谊所言治国之道乃万世之至言，不可变易。他晚年与诸生讲学，也经常论及贾谊其人、其学及其书，指出贾谊学问乃战国纵横家之学，但所见道理明澈，对贾谊表示敬意。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42]
朱熹还经常将贾谊与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文章相比较，认为贾谊文字典实：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有累数百言。东汉文章尤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43]
贾谊作《吊屈原赋》《
赋》两篇，乃因事而赋，有感而发，作品结合自身处境，追悼屈原遭际，所以读来能感人至深。两篇非鸿篇巨制，乃短小精练，言短而思深，语简而意博，在篇幅、形式及内容上皆不同于《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这四篇之续屈原意，所以为朱熹所推崇。
朱熹对贾谊之推崇，也表现在对《惜誓》一篇作者之认定上，朱熹以为非贾谊而不能作。他说：
《史》《汉》于《谊传》独载《吊屈原》《
鸟》二赋，而无此篇，故王逸虽谓“或云谊作，而怀疑不能明”，独洪兴祖以为其间数语与《吊屈原》词指略同，意为谊作亡疑者。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莫能及，故特据洪说，而并录《传》中二赋，以备一家之言云。[44]
对于《惜誓》一篇，王逸以为贾谊所作，又怀疑不是，而洪兴祖考察词句，认为乃贾谊之作无疑义，朱熹从洪氏说，认为其文辞瑰伟，非贾谊莫能及此。朱熹对贾谊赋作之推崇，在其《楚辞辩证》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复晓，故今并录以附焉。[45]
朱熹认为贾谊之赋代表西汉最高水平，《惜誓》一篇王逸、洪兴祖已选，《吊屈原赋》《
赋》这两篇佳作，却未收入，甚是可叹，故将其并录入，以备一家之言。他说：
独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而《惜誓》所谓“黄鹄之一举兮，见山川之迂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者，又于其间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笔墨蹊径论其高下深浅也。[46]
朱熹认为贾谊才华卓绝，三篇赋作都是其同时人所莫及，其中《惜誓》中句意超然拔俗，篇意以悼念屈原自喻，在《吊屈原赋》序言中说：
谊追伤之，投书以吊，而因以自喻，后之君子，盖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狭其量也。[47]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读《
赋》，叹其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48]朱熹因对贾谊崇敬，他就司马迁之批评不甚认同，而予以辩驳。认为“谊有经世之才，文章盖其余事，其奇伟卓绝，亦非司马相如辈所能仿佛。而扬雄之论，常高彼而下此，韩愈亦以马、扬侧于孟子、屈原之列，而无一言以及谊，余皆不能识其何说也。是以因序其赋，而并论之，以俟后之君子云”[49]。司马迁读贾谊《
赋》，批评贾谊所言多为道家“同生死、轻去就”之语。朱熹反驳称，贾谊所言虽为道家学者之常言，但其行事以经世致用为主要任务，而文章乃业余所为，他在《
赋》中用老庄之语，就不能作表面观。贾谊奇伟卓绝之之处，比司马相如等高明甚多，扬雄却认为司马相如比贾谊高，实在毫无见识，而后韩愈竟然将司马迁、扬雄与孟子、屈原相提并论，但只字不提及贾谊，如此做法，也不可理解。所以朱熹在其赋序中，将贾谊其人其书一并加以议论，以启发后世之君子。其实，朱熹推崇贾谊，还是推崇他的道德品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