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质量国际比较与本土化研究
一 社会质量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社会质量的国际比较的现有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进行。近年来，随着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社会质量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社会质量理论更为广泛的国际比较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例如韩国学者Jaeyeol Yee和Dukjin Chang通过实证分析，对欧亚国家的社会质量进行了全面比较，并指出，以GDP为指标的经济发展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的水平，“软发展”在衡量发展水平中应当得到更多的权重。[56]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中，其指标的具体设定还是具有一定西方国家色彩，使得一些指标在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适用性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而具有明显西方社会特征的指标如果用来描述、评价其他地区和国家，则可能在国际比较和政策建议中产生偏差。同时，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特征没有能够在现有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中得以体现，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则需要对现有的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因此，Jaeyeol Yee和Dukjin Chang的研究则对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57]。
Walker指出，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诸多不同，因此，建立的社会质量理论模型也应有所不同。[58]徐延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亚洲和欧洲在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文化上存在重要差别，东亚社会的福利模式主要以高福利分层、高家庭福利责任、低社会保障开支、高个人福利支出和低养老金覆盖率为特征，与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分类框架自由主义体制、保守主义体制和社会民主体制存在较大差异。[59]
综合西方社会与东亚社会的发展差异，依据亚洲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认为研究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应该与欧洲福利制度区别开来。但是，社会质量理论并没有像其他社会理论一样受到西方价值观的限定，其更多的是通过建立统一分析框架，为国际比较提供一个跨国研究的起点。因此，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给各国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宽泛的空间，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在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建立不同的指标体系，以更好地反映区域的差异化特质。在此基础上的比较才能更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政策的指导意义。
二 社会质量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在社会质量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学者们更多讨论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对于如何衡量与评价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状态，却一直没有形成具有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传统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是对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而对于社会发展的质量，却少有涉及。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质量”理论的不断发展，学界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中对发展质量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对发展的界定也从单一经济增长向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对“社会质量”的研究也从概念与内涵层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实际的应用层面。
（一）中国早期对社会质量的研究
吴忠民在《论社会质量》一文中，对社会质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所谓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其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60]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质量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所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条件下，社会机体的实际状况同自身内在的最佳规定要求及最适合需要之间的吻合程度；第二，社会质量虽不直接反映‘时代’状况，但毫无疑问，它是附着于‘时代’内容的；第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品格。”就研究内容而言，他指出，“社会质量这一课题所包括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内容的研究。一类是有关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侧重这样一些内容的研究：社会质量的基本特性、基本品质问题；社会质量的分类问题；影响社会质量的各种因素、变量等。另一类是有关社会质量问题的应用研究，这主要是指：关于社会质量的测量方法及指标体系（包含客观指标体系和主观指标体系）；对于社会质量理想模型的设计及其具体的技术性方法；对于社会质量进行国别性的研究；优化社会质量的具体措施等等。”[61]其后，吴忠民在《中国社会发展论》一书中，提出将社会质量作为衡量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62]
杨晓莉在《社会质量：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一文中，从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的角度，论述了对本土化社会质量理论的构想。[63]作者提出：“发展不直接等同于进步，如果我们把人类生活在某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或某一时期某一个方面的目标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目标，例如片面地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目标，进而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尺度，显然是缺乏普遍合理性的。”[64]而对于什么尺度是具有普遍合理性的，作者提出，“对于这个尺度，应该是一种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生产力尺度和人的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我们认为是社会质量”[65]。对于“社会质量”，作者的界定为：“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其自身特定的内在要求的一切特征和总和……社会质量……主要是指国家意义上的社会机体的质量，它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这种发展对人的合目的性状况。”[66]而社会质量之所以能够对社会进步进行衡量，是因为社会质量具有具体性、整体性、可操作性等特征。对于上述这三个特征，作者论述道：“社会质量的具体性和整体性特征表明从理论理性上看可以作为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因为社会质量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尺度，既不是纯主体的尺度，也不是纯客体的尺度，它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从实践理性看来，社会质量尺度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内涵式利用，对人类社会内部的公正、合理诉求的满足，它着眼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个基本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67]由此可见，在作者看来，社会质量这一概念意在强调维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和人的价值、生产力发展和自然的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
（二）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质量的研究
1.基于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中国社会质量理论发展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社会质量理论的讨论基本上是沿着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架构展开的。学者们对如何把西方社会质量理论同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相结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68]。
林卡在《为中国社会质量把脉》一文中提出，社会质量这一理论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69]具体而言，首先，源自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设立了“可持续性的福利社会”理念作为实现“社会欧洲”这一模式的价值目标，要求增进社会体系的融合，提升社会团结和社会包容的程度，其所蕴含的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社会团结等价值导向与建设和谐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和规范因素高度一致。其次，社会质量理论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焦点问题，纠正长期存在的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的问题，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民生问题上，重新审视社会公正、社会团结、社会平等和人的尊严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再次，社会质量理论倡导建立“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从社会政策角度强调政府的社会责任，反对把“社会”置于“市场”的从属地位，反对社会政策屈从于经济政策。换言之，社会质量理论提出，重新界定了政府部门在提高社会福祉、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职能。最后，林卡在该文中还提出，社会质量的研究要考察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程度，公民组织在增进社会团结、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家庭、社区和市民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其所倡导的公民组织的社会能够为改善社会生活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把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政策制定的努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建设的努力结合起来，使人们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来实现他们的价值、愿望和发展潜能。
韩克庆在《社会质量理论：一个研究综述》一文中对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行了介绍，并进一步指出，社会质量理论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视角，使理论界重新检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并且，社会质量理论既对中国的福利改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参照，也为进行国别和地区间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分析工具。作者还提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福利改革来说，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倡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福利世界的另一个普世价值，使我们可以高屋建瓴地思考中国社会福利体制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走向”。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作为本土化社会质量理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例如，社会质量中的“社会”是否包含了整体社会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市民社会，甚至文化子系统，社会质量标准及其指标体系的操作性程度仍然有待提高等。[70]
张海东等针对我国社会质量研究的现状指出，“当前社会质量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而且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成果的主题聚焦在对欧洲社会质量的概念、理论、方法和指标等的翻译介绍；从研究的内容上看，突出体现在对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的依赖上，还没有完全从欧洲社会质量框架中跳出来”。作者还指出，基于我国本土化的社会质量理论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能真正结合我国社会的特质出发解读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尚不多见。同时，对欧洲社会质量指标的适用性问题也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基于欧洲特质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在很多方面不适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如何将中国社会特质体现在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中应当是国内社会质量研究的重点。[71]
王星指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是欧洲社会质量建设的动力源。在西方国家，规定国家与社会互动原则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成熟。但是在社会质量建设的行动过程中，依然内嵌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是社会质量增强与国家能力削弱之间的矛盾；二是欧洲社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矛盾对于反思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具有重要价值。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的要义或许不在于通过指标体系的调整对中国或区域的社会质量状态进行评测，而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追求给予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这才是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72]
徐延辉在《社会质量：欧洲议题与中国走向》中提出，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质量理论的效力，在学术研究层面可以将生长于中国的本土社会质量理论与发端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对接；在实践层面，可以将社会质量纳入政府考核指标和统计年鉴，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入社会质量内容。[73]
2.学者对当前我国社会质量问题的认识
张海东在《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的反思与研究进路》中指出，社会质量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衡量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问题。社会质量研究包含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多个层面，但归根结底，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形成可转化的社会政策上。因为社会质量理论取向的初衷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全面提高社会质量，这是社会质量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所在。[74]
林卡从“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来分析政策实施效果及社会发展水平。生活质量理论和社会质量理论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社会发展理念和分析工具的使用意图。前者支持现代化的理念并促使人们去追求高水平的生活，后者则支持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倡导增进社会体系的包容性和社会和谐，以改善所有社会群体的总体福祉状况。倡导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我们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建设“和谐社会”、增进人们福祉，具有积极意义。基于“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的视野，社会政策新的发展导向应当包括：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摒弃各种 “物化”标准，克服“异化”现象；充分肯定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需要；包容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多元化；形成一定的社会开放空间，使人们能够具有进行社会参与的机会。[75]
崔岩在《中国社会质量指标指数分析》[76]中指出，由于我国与欧洲国情不同，我们不应当完全照搬欧洲社会质量的研究范式，需要对社会质量理论指标体系进行本土化研究。社会质量研究不是纯粹以理论问题研究为导向的，而是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以理论建构为出发点，建构可操作的政策评价工具，建构中国本土社会质量指标体系，采集经验数据，实现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科学评价。
3.中国学者对社会质量的经验研究
尽管社会质量理论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学界还没有对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和具体研究操作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经验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2009年林卡主持了浙江省的社会质量问卷调查。[77]2010年张海东主持了上海社会质量研究，基于上海数据开展对社会质量的实证研究。[78]杨建华、深圳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分别基于浙江和深圳的经验开展社会质量研究。[79]徐延辉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在厦门市和深圳市组织大规模社会质量问卷调查。[80]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从2015年第五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起以“社会质量”为研究主题，从社会质量的四个方面全面了解当前我国社会质量现状和发展水平，对我国社会质量的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中国学者对社会质量研究应用的发展
社会质量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建设与社会进步，对于政策的制定起到引导作用。姚云云从社会质量的价值导向上对社会政策制定提出建议，社会质量理论以倡导社会和谐和社会建设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而这一导向正是我国在推进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建设中所需要的。[81]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视角，重新检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走向和社会政策价值导向。基于此，应该把发展的核心问题聚焦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民生建设上，在实践中通过各种社会政策手段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融合，建立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等维度为核心价值的可持续的福利社会。
林卡在《中国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中运用了侧重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的社会质量模型进行分析，利用2012—201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报告，分析了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发现在社会质量的四个领域中，社会赋权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发生的经济变化可能有助于推动社会规范向个性化和个人代理意识的方向发展，这提高了那些做出这种调整的人的生活满意度。这也意味着，中国推行的渐进式转型政策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变化。[82]
张海东指出在政策研究方面，国内社会质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点较多地停留在理念层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政策设计。究其原因大致受这样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社会质量涉及的领域如此广泛，对一般研究者而言，很难通晓涉及社会质量各个具体领域的社会政策，这方面的社会政策专家凤毛麟角；二是我国正处于总体性改革的过程当中，原来碎片化的各项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改革的总体思路有了，但很多具体政策正陆续出台，这对社会质量研究者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把社会质量研究具体化到相应的社会领域，并分门别类地开展相应领域的社会政策研究。[83]
詹国辉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出建议。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内在本质要求建构出“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的内容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凸显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意在构建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治理长效图景，力图实现社会整体性福祉的提升，旨在进一步提升转型期的社会治理质量，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84]
黄永亮基于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从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出发，对当代“90 后”青年群体的社会质量评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深入探讨了“90 后”群体与非“90 后”群体在社会质量不同维度上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的差异。[85]作者指出，“90 后”群体评价当前社会发展质量好坏的标准更多是基于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这三个社会质量维度，而社会经济保障对其评价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则并不十分明显。同时，社会凝聚中的社会信任评价和社会赋权中的外部效能感两个指标对“90 后”群体评价社会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要强于非“90 后”群体
徐延辉基于“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卷数据，从社会质量视角审视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发现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增能四个维度的社会质量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具体影响方式上，四个维度的发展水平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就越高，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的路径构想。[86]
（三）社会质量研究的发展方向
要满足新时代新的社会需求，就需要加强对当前我国社会质量的研究，通过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质量的提升。崔岩基于对不同阶层社会质量评价分析，提出只有全面提升社会公众社会政治参与效能感、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减少社会隔离与排斥，才能提高社会各个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评价，才能实现各个阶层利益诉求最大程度的平衡，进而实现社会的福祉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87]
莫思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社会质量基本认知及评价指标体系》中建议在分析维度上对社会质量理论进行扩充。在借助成长于西方的社会质量理论解释和分析中国本土的社会发展质量问题的同时，应以新发现理念为价值牵引和规范性因素，构建以社会活力、社会融合、社会认同、社会生态、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内容的本土化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满足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提供新的视角和维度。[88]
林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与包容性发展》中提出，在新时代，我们的发展目标的定位是超越底线保障和提高经济生活的安全性。[89]在此前提下，在对于社会现时代的基本问题的考察中，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不应该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已经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而逐步得到解决。我们需要把更多的关注放到社会质量考察的其他三个方面，即社会融合、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社会融合方面的指标反映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共享意识和社会团结精神，它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折射，能够作为社会心态晴雨表有效地反映社会的价值基础。
（四）社会理论研究综述小结
综上所述，社会质量理论发展的渊源大抵有两条脉络。其一是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对社会质量问题的讨论。欧洲学者们对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主要是如何防止过度私有化，如何加强社会福祉和社会福利，换言之，欧洲学者的社会质量理论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面对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盛行，“市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社会”则成为“市场”的补充和从属。基于这一问题，西方学者的社会质量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社会”，提倡需要通过一种新的办法，建立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重树“市场”和“社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并对社会是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更加文明和开放，人们能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更加自主和幸福的问题进行讨论。[90]
其二是我国学界基于如何建立和维护经济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新秩序而开展的社会质量理论的讨论，其关注重点在于，如何使我国社会从自上而下的高度的政治规范化社会转型为自下而上的高度的自治型社会；换言之，我国本土产生的社会质量理论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就这两个不同的理论发展脉络而言，实际上是有共通之处的，并且都可以促进我国当前的社会质量理论发展。我国当前正处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期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波动期。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困难重重，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同时，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寻找社会治理的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管理制度；如何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扶持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民生工作、强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风险、保障社会稳定，都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又涉及“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发展。因此，我国的社会质量研究应当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方向，在总结现实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经验基础上，在力求学术创新的同时，完善既有理论价值，又有政策意义的社会质量理论。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我国学者对于社会质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与此同时，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尚未充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在研究上尚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91]社会质量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服务，则是一个困扰研究者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