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诗的第二次发现与顺势情感处理
一般而言，诗歌构思都习惯于情感的顺势处理，也就是直接表现诗歌情感，例如郭沫若《女神》中的诗篇；有爱就直接表述，如《Venus》；有恨就直接倾诉，如《凤凰涅槃》；有企盼就直接歌咏，如《湘累》；有激情就直接爆发，如《地球，我的母亲》。闻一多作为诗歌的“郭沫若时代”的诗人，这方面的表现也较为典型。他的诗歌情感爱恨分明、直抒胸臆，如《太阳吟》表现对于故国江山之爱，《发现》《死水》表现对于灾难现实的痛心疾首，《洗衣歌》表现华工的愤恨，都是直接、正面的情感抒写。这应该是汉语新诗固有的原初抒情状态。
随着诗歌表现方法和抒情途径的复杂化，原有的这种诗歌情感的顺势处理就显得较为简单、质直，于是出现了反向处理或者叫逆势处理的构思方式。闻一多的《也许》就是这种情感处理方法的集成。而中国新诗对这种处理方法的发现，则经历了一个并不顺利的过程。
汉语新诗发展过程中首先经历的是新诗应该怎么写的讨论，可以将此称为新诗的第一次发现。这次发现以胡适、康白情、沈尹默等为代表，他们是新诗的拓荒者，在没有新诗或者不知道什么叫新诗（实际上是不知道怎么写才叫新诗）的时代，是他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叫做新诗。胡适在1915年9月所写的一首答任叔永的诗中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并以此“作文”的理念投入最初的新诗创作尝试。这样的理念强调诗歌语言的自由和自然，创立了自由体、散文体的白话诗，使得新诗打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规范，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虽然集中绝大多数作品作为新诗都不够高明，但它毕竟示范了新诗的理路，包括白话直接入诗，也包括将情感直接诉诸诗歌表现。
在当时的报刊如《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面，康白情等也热衷于发表胡适体的白话新诗，郭沫若最初看到这些新诗时颇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原先写得更加高明，他勇敢地拿出来，果然“一发而不可收”。但当时郭沫若毕竟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他自己所写的其实就是“新诗”。不过后来他悟出“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实际上是强调新诗应表现充沛的情感，对于新诗草创时期的理论做了很重要的补充与修正。“写出来”的理论鼓励了白话新诗从旧体诗体制中的自我解放，使得新诗走上了自由发展的轨道。他的诗歌如《女神》中的大部分篇什，就是情感的无关拦的表现。这成了那时候新诗的一种通行的表现方法。闻一多、徐志摩都写过很多这种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跑野马”式的诗篇，徐志摩甚至表述过对这种情感表述的某种快感：“什么半成熟的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
新诗美学的第二次发现，是以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王独清、穆木天为代表的新诗制约论的阐述。新诗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从美学上反思新诗的过于直白而缺乏回味与余香的问题。首先是周作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给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写序时指出：现在“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他明确说的是诗歌，认为新诗“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这是对新诗那种过于直白，“张口便见喉咙”现象的深刻自省。王独清、穆木天同时也在《创造月刊》上发表关于“谭诗”的通信，认为诗歌不能直说，“最忌说明”，同时徐志摩、闻一多则倡导新诗歌应该有韵律感和节奏感，追求新诗的意象化。闻一多甚至提出，新诗要像“带着镣铐跳舞”那样寻求韵律和节奏的约束。这样的新诗观念倡导构思和形式的制约意识，应该说有力地遏制了新诗自由化泛滥的倾向。
问题是，如何在构思的策略上贯彻那种避免直白性诗歌表达的美学方针？徐志摩找到了这方面的诀窍，他发现“跑野马”式的直白化的新诗可能是由于诗歌情感的顺势处理造成的：这显然与郭沫若主张的“写”出来的观念有关：任凭情感在一种顺势而下的状态下直接表现，不经过曲折的处理，这样的诗作在接受过程中就显得过于简单，形不成周作人所说的“回味”与“余香”，缺少诗歌意象的曲折与蕴蓄。徐志摩的伟大之处就是率先发明了诗歌情感的逆势处理，改变了情感顺势处理所造成的直白化效果。
徐志摩在《偶然》《再别康桥》等杰出诗歌创作中，通过抒情主体情感投向的逆势运作，甚至是反向处理，将诗歌情感表现得特别蕴藉而深有意味。一般来说，抒情主体情感投向都是趋近于情感客体的，都会设法拉近情感主体与情感客体之间的关系，都致力于缩减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其表现往往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情感主体主动趋近情感客体；二是情感的客体自然趋近情感主体。如果落实在男女情感的表达方面，则体现为两性相惜两情相悦的“黏着”状态。徐志摩一些成功的诗篇则采用了情感逆势处理的策略，尽可能营造情感主客体之间的“不黏着”状态，以此增强诗歌的内蕴力和情感张力。《偶然》让“相逢在黑夜的海上”的两个情感体“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再别康桥》中“不带走一片云彩”，都是在两种感情力量之间营构了一种相间离的力，让它们的情感朝着逆势的方向运作。这样的诗歌表现出色地丰富了诗性的内涵。闻一多的《也许》与徐志摩诗歌的这种构思特征非常相像，非常充分地体现着中国新诗第二次诗学发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