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技术史文化转向的史学反思

在罗诺克会议上（Roanoke Conference：Crit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1978），大部分与会者赞同，技术史不应向建立“学科”的方向发展，以免画地为牢，并以“技术史家包括哪些人”为议题，号召经济史家、通史学家等的广泛参与。以罗诺克会议为标志，技术史开始重新定向。一批技术史著作（Aitken，1976；Constant Ⅱ，1980；Cowan，1983；Hughes，1971，1983；Jerkins，1975；McGaw，1987；Noble，1977；Sinclair，1974）和以技术为主题的历史社会学著作（Bijker，1984，1987，1992；Mackenzie，1985及其导论的综述；Feldman，1985），为技术史的转向树立了旗帜。^[5]它们都深入历史，展示了技术变迁的更为复杂的历史过程。这推动众多技术史家（如Staudenmair，1980；Post，1995）反思技术史业已确立的社会科学化史学范式，意识到这种与境论，仅仅把“建制、社会变迁、智识源流、经济趋势等阐述为[技术的]周边要素”。这种超越与境论困境的努力促使技术史转向文化论题和建构论。为此，J.Staudenmair（1985）从编史学层面评述了技术史转向文化主题的必要性和生长点。但是因为他的这部重要的评论性著作完成的时间早于比克·平齐发表的《事实与人工物的社会建构》（1984），因此他并未预料到建构论的兴起。不过自比克（1987）出版文集后，技术史权威期刊《技术与文化》就于1991年组织了关于建构论的编史学讨论（T&C，1991，pp.365-395）；M.Smith等（1989）也组织了一批技术史家系统清算技术决定论史观，会后出版了文集（1994）。

1991年技术史家再次集中拓展批判性论题（Madison Conference：Crit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1991；主要文章发表于Technology and Culture，1995，Supplement），他们广泛吸收语言学、文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新文化史、文化比较社会学等各种文化理论与方法，探讨了技术表象，技术失败，技术与种族、性别、劳工、工作环境、组织文化等专题。随后技术史文化转向蔚然成风，这不仅表现在技术史的智力组织方面，如研究视野的拓展，论题和研究路径的多元化；也表现在社会组织方面，如广泛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并借此培养了一批跨学科的技术史家。同时，随着新文化史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以及创新用户研究和技术建构论对技术创新视野的拓展，技术叙事的重心从生产者转向使用者，表现为研究场点转向创新用户、消费联结和创新联结，聚焦于工人、女性、家庭、小群体的技术使用过程对技术的建构。

为此技术史家也从编史学层面作了回应，表现为：第一，明确提出了“技术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6]对作为技术史新变化的理论背景的文化转向和新文化史进行了评论。^[7]对SCOT、ANT、性别和种族分析、技术系统、消费联结、人类学方法等作技术编史学讨论（如T&C，1991，pp.365-390；2000，pp.752-782；2002，pp.351-373；Werle，1998；Humphreys，2005； Rowland，2005等）。第二，F.Robert（1996）的专著和J.Staudenmaier（2001，2002）的论文全面梳理了技术史新论题与方法。第三，提出了整合技术史分析框架的任务。如R.Williams（2000）、P.Ceruzzi（2005）、M.Flyverbom（2005）探讨了技术决定论与建构论的整合，P.Scranton（1999）、Staudenmair（2002）提出要整合与境论、社会建构论与人类学、民族志、组织社会学等视角。直至最近，技术史家越来越明确地采用了技术史的文化研究范式的标签并开始反思文化转向的超越问题。国内对技术史学的讨论则包括：第一，整体探讨科学技术史学科框架；第二，一些新主题的引入，如博物馆研究、工业遗产保护、技术与环境等；第三，理论路径与视角的评介，如技术人类学、口述史，以及从技术哲学视角以整体论方式评述SCOT、ANT或女性主义，或评述某些人物的思想（如比克、休斯、拉都尔、哈拉维等）。

因此，从更好地理解技术史目前的发展态势角度看，以上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第一，围绕SCOT、性别分析等展开的技术编史学讨论，并未把这些分析视角和框架置于技术史文化转向的整体与境中思考，因此都缺乏整合各视角的综合考量，也无法涵盖技术“使用”转向；第二，Robert和 Staudenmaier的梳理局限于技术史领域，对新文化史、文化研究、人类学领域缺乏关注，而且根据的是研究场点（历史时空）和主题的线索，对解释历史资料的方法论路径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因此对方法论路径的呈现并不清晰，因而最终并未整体思考技术史文化转向的源流、路径及其整合问题。而STS领域的那些综合性讨论文献则对技术编史学没有针对性。

总结来说，尚未有人整体思考技术史的文化转向源流、路径及其整合问题。具体说：第一，尚未有人把技术史文化转向置于技术史学史源流和学科互动背景下进行整合说明，特别是没有追踪技术史学的发展线索，把当前的技术史走向置于技术史学史中思考。第二，尚未有人把技术的历史研究视野拓宽到新文化史、技术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来全面梳理、综合考察与比较技术史文化研究的不同路径及其逻辑起点、概念分析工具等。第三，尚未有人在STS和文化研究的整合语境下整合技术史文化研究的哲学与史学基础、共同旨趣、基本信条，构建一个可充分显现和反思多元技术文化的分析框架，并系统呈现技术文化的丰富多样的研究主题与论域。

因此，笔者认为，要把技术史文化转向置于技术史学源流和学科互动背景下，从内在传统变迁和外部推力两方面考察技术史文化转向的缘起，在跨学科发展语境下追踪不同路数的发展，比较其逻辑起点、概念分析工具等；与此同时要特别重视以STS的实践转向与整合态势为依托。可能这样才能探索技术史文化研究的整合。这种研究具有下述理论的和实际应用的价值。

从研究路径入手考察各路径的理论渊源、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可深入理解技术史文化转向的源流、脉络与走向，把握其本质。这将促使技术史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建构论范式拓展为聚焦于创新联结—使用联结的、更多元的文化研究范式，推动技术史文化叙事框架的整合，也将推动STS的整合性探索。

总结而言，范式和研究路径的比较，其意义在于从综合的视角提供研究视角与方法论的比较，分析不同解释框架的优劣长短；在此基础上推动我们拓展视野，从理论的历史和经验修正中挖掘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此，提供一种互补与整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