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读者之境”

“有我之境”一直是中国小说风景书写所追求的文学主体与自然客体完美融合的审美诉求。但是，在现代小说修辞机制的视野观照下，风景不仅仅是作者自我心境、情感与自然物象的融合，还常常成为与读者实现精神链接、传递话语意义、表达价值倾向和情感态度的渠道和场域。虽然风景连接着的两个主体，在中国小说中一直都存在，但是，只有在现代小说中，读者才真正走入了作者的视野。透过风景这一话语“装置”，作者向读者发出了话语沟通的“邀约”和渴望认同的“期待”；与此同时，作者也会在风景建构和表达的话语实践上，将读者的接受态度和接受方式作为重要的叙事考量，以达到沟通、说服和指引为目的的叙事策略。因此，读者的数量、所属的阶层、审美习惯、话语期待和阅读反馈都会影响着作者的叙事建构。风景书写的修辞机制中的读者，不仅仅是一种阅读对象，也是一种文学实践意识和文本建构视野，还是一种产生交互影响的文学主体，更是话语实践和改造的现实客体。有了读者视野的中国小说，在文学和现实的两个层面上，不断探求与行进中的中国现代化实施对接的方式，展开现代化转换的话语实践。

与此同时，有了读者视野的修辞机制，也真正成为中国小说实现现代化转换和进行话语实践的重要“装置”，不仅在话语实践层面上实现作者—文本—读者三极场域的协同交互影响，达到现代话语生成、传递和导引的修辞目的；而且，在精神层面上，起到重塑读者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现实功利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辞机制打造的现代风景早已溢出了话语实践的文学层面，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造实践的有力武器，在现实层面上潜移默化的发挥着“无形”而有力的作用。

拥有了读者意识的修辞机制打造的现代风景，不仅仅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转换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最无形的精神资源，参与到中华民族现代化改造的历史征程中。“通过引进读者形象”，它们获得了“超越语言学、超越转换生成语法或者超越文学社会学界限的手段”。^[16]从文学风景到时代风景、民族风景和历史风景，修辞机制将“纯技术性的方法和形式”提升到“与整个作品的人文、主题、格调”，甚至“民族文化记忆”的精神高度。并且将文学实践推延到了现实实践。小说不仅为“文学之大主脑”，而且是社会之大脑，成为启蒙民众、召唤民众、改革现实、拯救社会的“集结号”；成为试图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冲锋舟”。当然，未必人人都有这样的读者意识，也未必人人都会有如此远大的文学抱负和使命担当，但是，当这种观念和意识成为一种精神共识和价值追求时，它对文学和社会历史产生的推动力量，应该是不可小觑甚至是不可估量的。

很多中国现代优秀的小说家心目中都有着明确的读者意识。在现代文学史上清高、孤傲的张爱玲都反对作者的“自说自话”，强调作者应该“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17]。汪曾祺的写作经验也是如此：“作者在叙述时随时不忘记对面有个读者，随时要观察读者的反应……写小说，是跟人聊天……写小说的人要……对读者十分地尊重。否则，读者觉得你污辱了他！”^[18]颇受读者欢迎的冰心很早就有自觉的读者意识：她“做小说的目的”，就是“感化社会”，所以她常常“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其目的就是“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19]由此，读者成为作者在创作伊始就着重考量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存在，影响着作者在小说选材、主旨的选择和叙事策略的建构。

不仅如此，中国小说家们对读者和读者意识，更有着清醒和理性的认知。中国小说在现实关切的功利观念下，还有着某种超越性的追求。“想得到读者本不是件坏事。……需要多数读者更是人之常情。”^[20]但在这其中，也不排除有的作者出于个人名利和虚荣出发的庸俗主义，对读者的有意煽动和控制。沈从文在《小说作者与读者》中对作者写作动机的剖析，对读者现状的分析，其实都是一再地提醒人们对文学创作中庸俗功利主义的警惕。“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这个生命深度，与通常‘学问’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21]沈从文对理想作者与理想读者的呼唤，包含着对文学功利性的反思与超功利性的期待。因为，在他看来，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