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家与读者:中国现代小说风景叙事的两个主体
第一节 作为修辞的小说读者和作者
关于读者的认知,最有代表性的是拉比诺维茨的“四种读者”:“实际的读者”“作者的读者”“叙事读者”和“理想的叙事读者”。[1]其实,从修辞叙事的角度看来,作者无论面对的是哪种读者,修辞机制都是在帮助作者塑造“理想的叙事读者”。可以说,理想读者都是被小说家用一定的修辞策略,强化或改变了既有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成规,从而创造出来的。它是文化建构的结果。
关于作者,布斯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是对“新批评”的客观形式主义理论与修辞论的主观介入理论的中和。但这实际上也将实际作者与作品割裂开来。他认为对作者的实际生活的考察“与正确的理解作品无关”[2],这和却尔的说法正好相呼应。[3]车尔尼雪夫斯、维诺格拉多夫、巴赫金等都主张把实际作家从作品中剔出,[4]“一切有关作者生平事迹的材料,我都断然排除不用”[5]。这其实就切断了实际作者和作品的一切联系,同时割断了实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不但作者和作品无法分割,而且,这种激烈的做法还会大大降低和损害作品的叙事效果和艺术生命。[6]
而且读者需要作者,“在阅读每一部作品的时候”,读者都会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作者形象”。[7]他们常常“依据文本及其叙事视角,进行逆向思维”,从而“揣摩作者心灵深处的光斑、情结和疤痕”。这是读者“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8]读者总是在力图从作者利用修辞建构的文本中来整合和推想作者的实际形象和主观意图。而且,实际作者的意图最终会决定读者对作品意义的把握。[9]
总之,作者是“作品幻化出叙事者”,是“透射出视角的‘原点’”和“由此形成叙事的扇面”,它“在视角周转中形成叙事世界的圆”。[10]在小说中都存在一个真实的作者形象,他隐藏在作品内部,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安排和决定着作品的一切。他与整个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水乳交融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隐含作者”也只能是真实作者的一部分,才能赢得读者的信赖,并与之进行心灵对话和思想沟通。就此而言,本文中的作者概念不做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区分,并且充分考虑实际作者的情感、观念和个性等对小说建构的重要作用。在叙事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死亡”,相反,他是“叙事世界的文化密码和心灵密码”,是“叙事世界的生命力”。[11]
正如布斯所说:小说家的一切修辞性努力,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与读者心灵交汇的目的。[12]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小说修辞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关系。作者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另一个读者的出现。小说将作者和读者紧紧相连,小说修辞活动就是始于作者,终于读者。它既依赖读者的阅读,又需要作者的修辞性策略,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一定的引导和干预。两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亲和、密切的交流关系。没有读者的作品创作,或者没有作者的作品阅读,都是不存在的。[13]
但在这里,我们对读者反应的强调并不同于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后者是试图切断作品与作者、读者与作者的一切联系,将焦点集中到读者,正像H.R.要斯所说的那样:“‘在主人公已经死去’和‘作者已经退出’之后,人们进行了极端的尝试,一直试图把主人公和作者的同一性只赋予读者方面。”[14]此时的作者和读者关系必将走向紧张。虽然作者与读者是一种互动、交流的关系,但是,作者始终应该起到一种主导作用。他不仅要建构文本来表达自我情感和时代观念,所谓“有我之境,物皆着我之色彩”[15],还应该达到“有读者之境”,力图利用修辞手段让读者尽可能地走进作品,贴近作品的主题、认同作品的理念、感染作品的情感,甚至达到控制读者的反应,使得读者与作者达到精神上的契合与共鸣。越是成功的小说家,越会建构一种互动交流场域和机制,通过这样的一种修辞机制,吸引读者不知不觉地走进,跟从作者的引领,到达小说的意义场。在此展开与作者的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情感的交汇与共鸣,充分地享受与作者灵魂契合的愉悦和思考参与的创造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