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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及其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特征
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有重大影响的新文学社团。成员郭沫若(1892—1978)、郁达夫(1896—1945)、成仿吾(1897—1984)、陶晶孙(1897—1952)等都是留日学生。不同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创造社力主艺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要求。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也认为:“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这种文艺思想引导他们成为一个与文学研究会相对峙的流派。他们的小说创作显示了与乡土小说迥异的色调,侧重自我表现,有浓重的主观抒情或表现的色彩,较少客观生活的细致描绘与深入剖析。郭沫若谈到自己的《文艺论集》所表现的艺术倾向时说:“这儿所表现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同时是前期创造社和它的同情者们的一种倾向。”[1]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下面,我们将就创造社小说的有关问题做些具体的考察。
注释:
[1]《前记》,《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