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增长战略
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三步走”战略中，高度关注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将经济增长中的速度与效益密切结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根本性转变。
一、速度与效益统一观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追求“多与快”的思想中解放出来。1981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经济效益”问题。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二字写入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归根结底，就是强调国民经济要从以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以集约经营为主的增长模式。
为了真正将“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增长观落到实处，在改革开放探索期，我国进行了两个阶段的体制改革。第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围绕资源配置领域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作用开展。第二阶段的改革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动所有制改革。改革有助于塑造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微观主体，有效激活经济活力，提振经济效益，使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令人惊叹的速度神话。
二、经济高速增长
1978—1991年，河南的经济增长速度喜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8%。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速更是达到12.5%。在此期间，增长速度最高的是1983年，当年GDP同比增长23.8%。在此期间，能够保持接近10%的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在这一时期，河南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体制改革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与微观基础
一是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为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广，使广大农民充分获得了生产经营权以及对剩余农产品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1978—1991年，河南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6%，明显高于1950—1977年的年均5.0%的增长率。同时，农业增加值和农村家庭纯收入也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1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6.5%，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高增速。农业增产使粮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又为下一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二是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提高了竞争强度和市场效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非公有制工业部门实现从无到有的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的产出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0迅速提升到1991年的16.1%。20世纪80年代，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推动河南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源之一。进入90年代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推动河南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增加了物资总供给规模，缓解了“经济短缺”，也有助于提高经济体系的整体效率。三是“放权让利”显著改善了国企效益。针对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制、股份制、价格双轨制，使企业得以在完成计划任务后，将新增产量按市场价或议价销售，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国有部门的生产积极性。
（二）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一是乡镇工业发展对工业化进程的巨大贡献。一方面，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比重提升，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流向效率更高的工业、商业部门。另一方面，乡镇工业的发展纠正了“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的失衡的工业结构，使轻工业获得成长空间，轻工业的迅猛增长反过来又带动了重工业部门的继续发展。二是使经济结构中的“瓶颈”问题得以缓解。在工业化初期及中期阶段，农业一直属于典型的“瓶颈”部门。当市场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后，农民扩大了对农产品的供给，农产品短缺的“瓶颈”便消失了。同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瓶颈”的逐渐消失，也与搞活市场有关，市场的力量激励企业不断调整供给方向和技术结构，不断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三）消费需求的超常规增长，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拉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推动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民收入迅速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工业的复兴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也有了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大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国民经济不再以积累为重心，一个以需求为主导的新时代来临。在这一阶段，河南出现了消费水平的超常规增长。1979—1991年，河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一直保持着较高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9年的304.5元直线增长至1991年的1199.9元，增长了近4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速同样惊人，从110.8元增长至456.7元，增长了4.1倍。河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逐年增长率数据见表2-1。居民消费支出的爆发式增长，是诱导日用品市场发展和轻工业部门成长的强劲动力。
表2-1 1979—1991年河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四）高储蓄率为投资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牢固基础
由于国人有着重储蓄轻消费的传统理念，我国居民的储蓄率普遍偏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攀升，居民储蓄率也进一步提升。1978年之前，河南的资本积累率一般为25%～30%。而1978年之后，积累率指标明显上升，一般年份都达到35%以上。居民储蓄的高速增长为投资活动奠定重要基础。此外，企业在改革的激励下产生良好预期，这诱导投资不断扩大。高速增长的消费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投资。政府对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助力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也带动了投资。种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高消费、高储蓄、高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河南1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程，正是得益于这一良性循环机制。
（五）出口和利用外资的高增长是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动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连续提升。1978—1991年，河南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从1.05%上升到5.29%。进口依存度也从0.16%上升到0.87%。出口创汇和招商引资对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出口的高增长带来大量外汇，使河南得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机会，从而加快工业化进程。1979—1991年，河南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1.2%；进出口形成的顺差，由1978年的8619万美元增长至1991年的8.71亿美元，这为推动河南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商直接投资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投向河南的外商和港澳台资本，从1985年的6870万美元增长至1991年的1.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提高了市场竞争水平，还带来了技术溢出，发挥了示范效应，从而带动经济的迅速成长。
三、速度与效益难兼顾：经济粗放式增长
在改革开放探索期，河南经济在各方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高速增长。但“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增长观仍未完全实现。总体来看，1978—1991年，河南的经济增长仍属于简单的数量扩张模式，粗放式增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种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1978—1991年，河南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年均上涨4.9%。其中，1988—1989年和1993—1994年分别达到了19.7%和18.7%。以1988年为例，上半年物价指数一路攀升，零售物价总指数在7月已接近26.7%，全年的零售物价总指数也达到了18.7%。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高通货膨胀率，主要来自以下因素：社会总需求迅猛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总供给规模；工农业生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难以支撑迅速扩张的工业规模；工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无法支撑庞大的加工工业。
二是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大。由表2-2可知，1978—1991年，河南的经济增长过程始终伴随着较大波幅。1978—1982年为波浪式下降阶段，GDP增长率从1978年的11.3%跌至1982年的4.3%。1983年出现急剧上升，跃升至23.8%。1984年开始遏制经济过热势头，财政、金融的双紧政策使经济增速下降。截至1986年，GDP增长率已逐步回落至4.6%。1987年，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过热，GDP增速达到15.0%。1988年底，河南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治理整顿，经济增长速度再度大幅下降，由1988年的9.8%下降到1989年的4.4%。经历了两年的低速增长和市场疲软后，1991年，经济开始企稳复苏，GDP增速达到6.9%。
表2-2 1978—1991年河南省GDP增长率
三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改革推动和投资拉动。在生产建设、贸易流通领域，仍普遍存在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的现象。一些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存在过高的物质消耗，不注重成本控制。据估计，这一时期河南工业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0%，比国际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主要用能产品单位的产品能耗也比国际水平高出25%～95%。
依靠大量物资、能源的消费虽然能够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1991年，在河南全部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盈利企业的利润总额为39.4亿元，而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也高达27.2亿元，亏损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例达到16.0%。在改革开放探索期，河南经济增长的以上特征说明，快速增长已不是难题，如何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是最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