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船场出来的人，往往一下子就能获得世人的信赖

幸之助从他的学徒生涯中汲取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也形成了他后来商务活动中的基本姿态。在他身旁侍奉的岩井虔曾经向幸之助请教过“商人之道”，幸之助告诉他重要的有三条：首先是“要明白经商的意义”，其次是“要读懂顾客的内心”，还有就是“将头低得比对方更低”。这种学徒时代所养成的习惯，幸之助到很久以后还一直坚持。俗语中有所谓“恩情难忘，感恩戴德”的说法，船场商家实实在在地教育他要对客人心存感激。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四月，松下幸之助上了和歌山市的雄普通小学（现在的雄溱小学校）。该校位于纪川河边，是个传统的名门小学，民俗学家南方熊楠[1]也是该校的毕业生。

在当时，只有四年制的普通小学是属于义务教育的，富裕家庭的子弟在普通小学毕业后，便升入二年制的高等小学学习，然后进入五年制的旧制中学或高等女子学校。可以说，在当时，学历十分明显地反映着贫富差别。

松下家依然是一贫如洗。通常幸之助早上喝的是没放多少米的稀粥，带到学校去的盒饭中，配菜永远都是萝卜干和咸酸梅，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放学回来后最高兴的事，就是跟母亲德枝要上一厘、两厘钱去买糖吃，也就相当于现在十日元左右。但大部分时间，这么一丁点儿的钱也要不到。幸之助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时，唯一的玩具就是“贝衣”[2]，据说他当时在孩子中不仅不是“孩子王”，而且还十分腼腆。

在天长节[3]或纪元节[4]这样的节日里，同学们都是穿着“小仓”裙裤去上学的，但松下家没钱买，母亲让幸之助穿着哥哥留下的绢质裙裤去上学。“小仓”裙裤是棉质的，因此绢质裙裤要比它高档得多。但在幸之助当时的年纪，对于“与众不同”的东西是抵触的。于是他便会缠着母亲，要穿跟大家一样的裙裤，这令母亲十分为难。

幸之助在学习成绩上并不太出色，当时的成绩单是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的，幸之助的算术总能拿到甲等，但读写却不太好，常常是丙等。因此所有功课一平均，也就是个“中上”水平。

自小体弱的幸之助在读二年级时曾休学过一年，没有顺当地读完小学，这倒与发明大王爱迪生颇为相似。顺便提一下，幸之助一生都很敬重爱迪生，还在松下电器本部为他立了铜像，借以表达对他的崇敬。

在读普通小学的二年级到四年级这段时期内，班主任是一位姓村上的先生。每到星期六放学后和星期天，幸之助常去村上老师家下将棋[5]，后来他下了一手不错的将棋。

在四年级时，幸之助被选为副班长。当时的班长和副班长都是投票选举出来的，得票最多的当班长，次之则为副班长。到了晚年，幸之助仍清清楚楚记得此事，可见在当时他是非常高兴的。他是村议员的儿子，或许体内也流着一点点政治家的血液吧。

松下政楠在木屐店倒闭后，为了生计四处奔忙。孩子接二连三地死去，连最信赖的长子伊三郎也先他而去。害得家人陷入贫困，让他饱受自责的煎熬。政楠明白自己必须有所作为，于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他决定一个人到大阪去闯世界。后来他在刚刚创立了两年的私立大阪盲哑院[6]谋到了一份差事。

在政楠来到大阪两年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大阪八幡筋的宫田火盆店要找一个小伙计，我觉得幸之助正合适，快叫他过来吧。”

这时，还差四个月幸之助就能从普通小学毕业了，但家里已经等不及了。政楠还特意回来给他办了中途退学。这是为什么呢？与其说为了让家里少一个人吃饭，还不如说为了更积极的意义。幸之助已经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了，担负着继承香火、振兴家族的使命，让他到能够吃饱饭的地方去，不但可以远离病魔的纠缠，还能学会一技之长，以后不愁吃穿。

于是，幸之助便在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十一月，从雄普通小学退学了。况且他还在二年级的时候休学了一年，四年的普通小学，实际上他只读了两年半，连字都还不太会写。

年仅九岁的幸之助就要一个人踏上远赴大阪的旅途了。在家里，他是个宠儿。作为小儿子的特权，他每天晚上还要妈妈搂着才能睡觉。而如今要一个人到外面去讨生活了，他母亲德枝一定觉得心疼不已吧。

当时，母亲一直将幸之助送到了南海铁道的纪川站。在那里，母子二人洒泪而别。这就是谈到松下幸之助的生平时，不可或缺的著名场景——“纪川之别”。

即便在被人誉为“经营之神”后，松下幸之助与人谈起当时的情景，也定然会哽咽着说道：“那是生离死别啊……”

在幸之助的自传《自来水哲学》中，他还特意加了“当时和歌山市还没有修火车站”这样一条注解，说明位于纪川北岸的纪川站就是终点站了。

然而，根据佐藤悌二郎的考证，幸之助的那条注解与事实不符，当时和歌山市火车站已经修好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幸之助的母亲为什么不将他送到和歌山市站，而要特地送到前一站的纪川站呢？关于这一点，佐藤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也许他们家搬到了纪川站的附近，也许为了节省车费，或者避人耳目，也可能是在和歌山站上车后，母亲陪他乘了一站。

“那天是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直到很久以后，幸之助对这个日子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或许是他当时想到“再过四天就是我十周岁的生日了。”

那时的火车车次较少，为了防止乘客误车，所以各站的停车时间都比较长。母亲德枝带着幸之助上车后，对附近座位上的一位妇女拜托道：“这孩子要到大阪去，麻烦您照顾一下。到了那边，他爸爸会来接的。”

同为女性，当然也会理解一位母亲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到外地去的心情。

“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那位妇女应允道。

稍感放心的德枝，又开始对幸之助反复叮嘱：“要当心身体。认真工作，这样店主才会喜欢你。”

其实，这些话，幸之助在出门之前就听母亲讲过好多遍了。

曾经，幸之助还对从未去过的大阪满怀憧憬，第一次坐上火车也令他欣喜不已。可是，等到真正与母亲分别的时刻，一阵凄凉之感涌上心头，他禁不止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据说母亲德枝也紧紧地握着幸之助的手不放。不一会儿，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开动了。

“妈妈——”

幸之助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呼唤着母亲。他那被太阳晒得通红的小脸蛋上，滚动着大颗大颗的泪珠，车外的景色在泪眼中晃动着，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了。然而，即使母亲的身影变得只有豆子那么大，幸之助似乎依然看得清她那失魂落魄的表情。幸之助感到内心深处酸楚异常。

即使已经看不清母亲的身影，幸之助还是眺望了好一会儿才坐回到位子上。不过，他依然用手擦着眼泪，抽搐着鼻子。那位受母亲之托的妇女不断地哄着他，但幸之助还是哭了一路，一直哭到了终点站——难波站。

幸好父亲政楠在难波站等着。见此情形，那妇女才终于放了心。

父亲政楠摸了摸幸之助的脑袋，拉起了他的手。当幸之助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时，竟忍不住又掉下眼泪。

幸之助要去当学徒的那个宫田火盆店，就在难波站往北500米的八幡筋上。八幡筋处于名为“岛之内”的闹市区，这条路因从八幡宫前通过而得名。宫田火盆店是专为附近的高档饭店提供火盆的“自产自销”式的商店，连老板在内，也只有三四个人。估计松下政楠当时也没有能力让儿子到更大一点的商店去当学徒。基于当时店铺的习惯，幸之助进了宫田火盆店后就取了个新名字，叫作“幸吉”，而艰苦的学徒生涯就此开始了。

幸之助在店里的主要工作是照看小孩，空闲时还要帮忙用木贼[7]打磨火盆。火盆是有许多种的，宫田火盆店制作的是带木框的火盆。如果是用桐木做木框的上等火盆，光打磨就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做这样的活儿，幸之助那柔嫩的手很快就磨破、发肿了，早晨打扫卫生时，一碰水就异常疼痛。

店里只有在过年、天长节和夏季祭祀时才放假。火盆店的伙食相当粗糙，每月只有初一、十五才有鱼吃，但对于幸之助在和歌山过的苦日子来说，这其实不算什么。其实最使幸之助感到难熬的，还是离开母亲所带来的寂寞。晚上他常常躲在被窝里哭泣。特别是在尿床的时候，他就更加怀念慈爱的母亲了。

然而，学徒生活中也有足以忘记寂寞的乐事：幸之助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了薪水。

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二月十四日的PHP研讨会上，幸之助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松下先生，在您九十多年的人生之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他立刻答道：“那就是我在当学徒时，第一次拿到五分铜钱的薪水。在那之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哭着想妈妈，但自从拿到了铜钱后，就再也不哭了。”顿时会场里哄堂大笑。

在那时，一碗素汤荞麦面只要两分钱，有五分钱的话，吃上两碗面还能找零钱呢。这对于之前只有过一厘（一分的十分之一）、两厘零花钱的幸之助来说，无疑是他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笔“大钱”。

自产自销是相当艰难的，幸之助仅仅当了三个月学徒后，宫田火盆店就关门大吉了。老板准备搬到上町了，当然也不需要小伙计了。

于是幸之助又进了一个名叫五代自行车商会的店铺。这家发迹于船场的自行车行，和宫田火盆店一样，也是个只有三四个伙计的小店铺。

自行车行的老板五代音吉是个苦出身，他九岁就到铁钉店去当学徒，后来又做过房产买卖，最后才开了这么个自行车行。当时，音吉三十八岁，内当家的阿藤二十七岁。他们夫妻二人没有孩子，因此很喜欢伙计里年纪最小的幸之助。

在当时，自行车可是个很稀奇的商品，几乎都是进口的。一辆自行车的价格高达一百日元到一百五十日元，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万到五十万日元，绝对是个高价商品。幸之助的这次改行，使他经历了一段难得的“新产品”如何拓展市场的珍贵体验。

当时还没有电动机械，因此，幸之助经常要用手来给老师傅转动车床。转了三四十分钟后手臂就发酸了，老师傅便怒吼一声“太慢了！”挨骂还算好的，有时幸之助甚至还会被老师傅用小榔头敲脑袋。

幸之助在这家自行车行里接受了从鞠躬行礼开始的商人基本教育。这种教育是相当严格的，做得不好就要吃耳光。一直到很久以后，他还十分怀念地说道：“在船场有名的店铺里学了规矩的人，自己出来开店的话，往往一下子就能获得世人的信赖。”后来的幸之助也为自己小时候在船场当过学徒而自豪。

在五代自行车行里，夏天五点钟起床，冬天五点半起床。起床后首先要打扫店内外的卫生。白天，给店里的商品做保养或学修自行车。晚上七点钟左右则将店门口收拾好，再撒上水。然后，便按着从大掌柜往下排的顺序洗澡。如果是夏天，洗完澡后还能穿上轻薄的单衣，摇着扇子出去逛街。这时，错落有致的店铺门前已经亮起了灯笼，真是别有一番风情。这也算是船场的一景。

商店要开到晚上九点半十点钟左右才打烊。因为时不时地会有客人来买自行车的零部件。晚上看店的时候，由于客人很少，学徒们是允许看书的。每每此时，幸之助便津津有味地读《太阁记》《猿飞佐助》《里见八犬传》等话本小说。

毕竟幸之助在那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

据说有一次骑自行车出去办事时，将大便拉在了裤裆里，于是他就哭着跑到了父亲上班的盲哑院。

“怎么了？怎么了？”父亲政楠慈祥地问他。知道原委后，父亲便默默地帮他把内衣、裤子弄干净。

还有一次，照相馆里的人来店里给大家拍照，因为那天正好是自行车行开店的纪念日。在当时，照相可是个大事件。

可是，不巧的是幸之助被派出去办事了。等他回到店里时，相片已经拍完了。早就期待拍照的幸之助得知这一情形，马上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老板娘见他这样，觉得十分可怜，就特地跟他两个人一起照了张相。这张和老板娘一起拍的照片，幸之助一生都珍藏着。在照片中我们依稀能看到幸之助刚刚哭过的脸。

幸之助经常提起的这一时期的轶事中，还有一件储购香烟赚钱的小故事。自信车行的老板待在店门口时，客人以及附近邻居常和他闲聊，并经常会叫学徒去买香烟。于是，幸之助就发明了储购的方法。当时，买二十盒香烟会多送一包，去给人买烟时，有时还能拿到一点跑腿费。因此，预先买好香烟，简直就是个一举两得的赚钱好办法，他想到的时候内心非常得意。可是，后来知道他的这个小秘密的师兄心生妒忌，便将此事告诉了老板，结果幸之助受到了老板的训斥。

“如果之前用赚的钱给师兄们买点什么东西，结果估计就不一样了吧。”这件事让他充分领教了“枪打出头鸟”这句谚语的含义，也明白了“共存共荣”才是基本的处世之道。

储购香烟的事，后来被人拔高到“初窥‘经营之神’”的程度。但是其实，只要是稍微聪明一点的小孩身上，找出十来个比这更令人惊奇的轶事，也不见得是什么难事。想想他还没有离开父母时的举动，就可知年幼的松下幸之助只是个相当平凡的孩子。

另一方面，留在故乡的母亲和姐姐，生活落魄而且十分悲惨。为了躲避那些爱说三道四人们异样的目光，她们只好搬到大阪来了。

然而，厄运还是不肯放过松下一家。幸之助进入五代自行车商会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四月十七日，松下家的四女儿花去世了，时年十七岁；五月二十八日，三女儿千代也去世了，时年二十一岁。

失去亲人的伤痛刻骨铭心，然而他们却连哀伤的时间也没有，因为活下来的人还要吃饭。于是，能够读写的五女儿蓝进了大阪储蓄所当了一名事务员。

但家里最关心的还是小儿子幸之助。蓝在单位里听说要招一名临时工后，就回家跟母亲商量，想让幸之助去。如果幸之助去了那里，就能跟家里人住在一起了。对此，母亲德枝是赞成的，并且还张罗起让幸之助去上夜校的事。

幸之助在自行车商会里看到附近同龄的小孩都升了学，心里总是十分羡慕。因此，他听到母亲的这个提议后，心高兴得怦怦直跳。

然而，父亲政楠却对此强烈反对。他说：“还是继续当学徒的好，以后可以自己做生意，这是你最好的出路。有人连信都不会写，照样能把生意做得很大，使唤好多人。这样的人很多啊！做个临时工又有什么出息？”父亲政楠告诉他，不要光图眼前的安逸，要选择将来能出人头地的道路。

幸之助当时听了觉得十分沮丧。但是，如果没有父亲的这句话，恐怕也就没有今后的“经营之神”了。幸之助将来拥有的一切，可以说源自他父亲那真挚的爱。

可是，人生无常。父亲政楠到大阪仅仅两年就病倒了，并且只在床上躺了三天，就匆匆地离开了人间。

躺在病床上的政楠握住妻子德枝的手，不停地说道：“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啊……”

由于他的投资失败致使家人生活贫困，如今，家道尚未恢复，自己又要先于妻子离开人世了。估计他一想到家人如何才能糊口度日，也不放心咽下最后一口气。

松下政楠去世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九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一岁。因为当时是男权社会，所以松下幸之助虽然只有十一岁，就当上了松下家的户主。

坠入绝望的德枝带着五女儿蓝回到了和歌山，后来与一个叫保田与一郎的人再婚了。当时的女性，是根本无法自力更生的。即便是已年过五十的德枝，要活下去，也只有再婚这一条路。

然而，幸之助那时正处在叛逆的年龄段。不难想象，当他得知母亲再婚的消息后，理所当然地会以为自己被母亲抛弃了。

长大成人后，松下幸之助作过许多次演讲，也留下了众多的著作，但在其中很少提及家人和幼年时的情形。他平时常说：“我没有叔叔阿姨，所以也没有表兄妹。”可是，根据佐藤悌二郎的说法，德枝实际上是有一个兄弟的，幸之助也是有表兄弟的。所以，从幸之助所说的那句话，可以窥见他内心的“阴影”。

看松下幸之助年轻时的照片，可以发现张张都是愁眉不展的。确实，处在他那样的境遇，是很难展现出舒展、快乐的表情的。

自弗洛依德以来，人们常常根据“Trauma”（心灵创伤）来进行精神分析。据说，在幼年遭受心灵创伤的人往往会用行动来治愈它，因此，这种心灵创伤也会成为行动超越常人的原动力。

幸之助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远远超过常人，或许正因为这样，他一生都感到一种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功，也无法满足的“内心渴望”。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就能说明为什么松下幸之助具有远超常人的进取心了。

我们将话题重新回到幸之助在五代自行车商会当学徒的时代吧。

在松下幸之助十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其他伙计都不在，住在本町二丁目一个叫作铁川的蚊帐批发商，叫幸之助拿一辆样品自行车过去看看。幸之助学店里老师傅的样子作了热情的推销，客人被这种认真劲儿打动了，就说：“如果打九折的话，我就买。”第一次做成交易的幸之助非常高兴，他立刻跑回店里去报告。然而，老板五代却阴沉着脸说，顶多只能打到九五折。幸之助听了，小脸蛋一下子就僵住了，因为刚才他已经给人打了包票说：“包在我身上。”进退两难，他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幸之助毕竟还小，还只相当于现在初中生的年纪，这事确实太难为他了。就这样一来二去，那个蚊帐批发商见幸之助老不回来，就自己跑到自行车商会里来了。那人听掌柜的讲了事情的经过后，对于幸之助的纯真大为感动，结果他非但以九五折买下了自行车，还留下话说：“只要这孩子在五代车行，我要买自行车就不到别处去。”

这次经历估计对幸之助终身坚持“正价销售（不打折，按固定价格销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幸之助进入五代自行车商会四五年后，店里的伙计也增加到七八个。人手一多，就难免照看不周。日子一长，竟然出现有人将店里的商品偷出去换钱的事。五代自行车商会毕竟不是有几十个伙计的大商店，人手本就不足，少了一个人就会影响到生意。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老板也只是将那人训斥了一番，并没有将他开除，打算马马虎虎地就过去了。可是，正义感极强的幸之助对此绝不同意，说：“如果将那人留在店里的话，那我就不干了。”老板好言相劝，他也绝不动摇。最后，老板拿他没有办法，只得解雇了那名伙计。

幸之助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曾拼命地练习自行车，在老板五代的允许下，他还参加过少年组的自行车比赛。他虽然体质较弱，但力气倒是挺大的，能举起很重的东西。同时，他还颇具运动天赋，在淡路假屋的自行车比赛中，他曾获得冠军，这样的荣誉使他十分得意。但是，这之后在堺市的比赛中，他在快要到达终点时跌倒，造成左边锁骨骨折，不得不去骨科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从此，他就不再参加自行车比赛了。不过，他一直很喜欢骑自行车。

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由于摄影需要，有过一次在松下电器公司内拍摄他骑自行车的机会。照片中的幸之助神采飞扬，人们没想到他还会有这样的表情，大感惊讶。

幸之助从他的学徒生涯中汲取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也形成了他后来商务活动中的基本姿态。

在他身旁侍奉的岩井虔[8]曾经向幸之助请教过“商人之道”，幸之助告诉他重要的有三条：首先是“要明白经商的意义”，其次是“要读懂顾客的内心”，还有就是“将头低得比对方更低”。

幸之助的礼貌周到是众所周知的。他鞠躬不是简单地低一下头，而是几乎要将脸贴到膝盖上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客人要回去时，他要目送客人远去，一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再向着客人离去的方向真心诚意、深深地鞠躬。不仅仅是对顾客，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也是这样的。

这种学徒时代所养成的习惯，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还一直坚持。俗语中有所谓“恩情难忘，感恩戴德”的说法，船场商家实实在在地教育他要对客人心存感激。

有关船场的严酷，幸之助也因反复听到下面的教训而得到更深刻的体会。

“幸吉，你要好好记住。要成为一个像样的商人，首先要小便带红。就是说，小便中带血这样的事不经历个一两回，是成不了像样的商人的。”

从商之道就是这么艰辛，不吃苦就能赚到钱的商道不是正道。这观念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里。

[1] 南方熊楠（1867～1941），日本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民俗学家。

[2] 一种形状像贝壳的陀螺。

[3] 天皇的生日。

[4] 神武天皇即位日，是每年的2月11日。1966年更名为“建国纪念日”。

[5] 日式象棋。

[6] 现为大阪市立聋哑学校。

[7] 一种羊齿科的植物，表面有许多细小的凸点，当时就被当作砂纸使用。

[8] 现PHP综合研究所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