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平凡的世界》最常见的读法，当是把它视为一本励志之作。这种读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处，即是它非常真切地写出了乡村知识青年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一点显然具有普遍的“励志”意义——我猜想，清华校长把它赠给大学新生读，很可能就是看中了这部小说可以作为当下年轻学子们的“励志”书吧。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从那时的中国乡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之一，并且我的家乡陇东庆阳地区，和路遥所写的陕北延安地区，虽然分属陕甘，但两地距离是很近的（其实我的家乡庆阳在康熙八年之前就归属于陕西行省），在革命年代两地也同属于陕甘宁边区，其间的地理条件、生活样式、风俗习惯以及方言土语几乎别无二致，所以我读此书的叙事更是感同身受。
说到乡村知青，现在的年轻读者很少注意到，在十年“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取消高考，阻断了广大知识青年的上进之路，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小学教育的空前普及，大大惠及了农家子弟，农村由此积累了大量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回乡知青，当然，同时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被称为“插队知青”。这两部分“知青”，后来事实上成了三十年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顶梁柱。这里单说所谓“回乡知青”。“回乡知青”的优秀分子大多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特性。其一，作为农家的优秀子弟，他们普遍秉持着来自乡土社会的质朴踏实、善良仁义、自尊好强、富有责任心等优秀品格，这其实是来自父老相传的儒家里仁传统和来自革命精神传统的合和熏陶，所以他们总是像柳青的《创业史》里的好人梁生宝一样，从小就自觉不自觉地很“学好”(2)——学做好人，学做仁义善良、自尊尊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好人。此处顺便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在近三十年关于十年动乱的“文革”叙述中，那时的中国似乎是权力横行、民不聊生、斗争整人、不事生产、一塌糊涂，其实不尽然，至少在那时的乡村社会，来自儒家文化的老传教和来自革命文化的新传统之结合，仍然有效地维系着乡土中国的社会、人际和家庭关系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公正。所以作家王安忆作为一个插队知青，后来在其叙写乡村生活的著名中篇小说《小鲍庄》里，真实地写出一批仁义善良的乡村父老和乡村干部形象，而其中最动人的是十岁的小孩捞渣，他自幼就仁义善良、怜贫惜弱，当他为救一个孤寡老人牺牲后，来自官方的评价是把他树立为优秀的“革命少年”典范，而乡村父老则众口一词地称赞他是个“仁义”的孩子。其实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原因就在于即使在十年“文革”的岁月里，乡土社会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来自儒家的仁义老传教和来自革命的助人为善为乐的新传统结合为一体。乡村知青普遍葆有的自尊自强而又仁义善良的品格，归根结底就来自这老传教与新传统的合和哺育。其二，这些乡村青年在村队、乡镇和县城一步步接受文化教育，既学到了文化知识，也扩大了社会视野，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尤其对城乡的差别体会深刻，他们因此特别向往乡村之外的世界，尽管他们在毕业后不得不回乡，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改变自身以至家庭命运的念想特别强烈，成为不可压抑的生活追求和人生动力，其坚韧和强劲是城市知青不可比拟的。只要合适的时代来临，乡村知青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以至家庭命运的冲劲和拼劲，就会喷薄而出、不可遏止。而上述两方面特点的结合，则既会使他们的个人奋斗格外地强劲和坚韧，又会让他们在个人奋斗中保持仁义与道德的底线，从而显现出特别的光彩。
《平凡的世界》里的乡村知识青年个人奋斗故事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这兄弟俩出自贫寒的农家，但这个贫寒之家却有着良好的家风，仁孝、正直、厚道、有骨气，也渴望家庭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他们的父亲孙玉厚竭尽全力支持其两个儿子和小女儿上学。哥哥孙少安十三岁高小毕业后，因为顾念到家庭的困难，自动放弃了上中学，回家帮助父母支持家计，而正因为有他的自我牺牲和坚定支持，弟弟孙少平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孙少平当然也深知家庭的艰难、父兄的不易，所以特别珍惜这难得的进城上学的机会，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开阔了视野，为了拯救家庭，他也更渴望走出家乡，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争取更好的发展前途。算来，孙少安应该是在“文革”前夕读完高小的——在那时的偏远乡村，到公社读完高小的人，也算是少有的“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孙少平则是“文革”后期在县城那样的“大地方”读完中学的，视野更宽，心劲也更大。总之，作为乡村“知青”的两兄弟既继承了良好的农家传教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两者的结合使他们特别有心劲，渴望成为“有出息”的人，这为他们后来的个人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由于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和在家庭里位置的不同，孙家哥儿俩的性格和奋斗目标也有所不同。作为长子的孙少安，更早承受生活的压力，担负的责任也更大，这促使他早熟，所以他十三岁就自动停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事人”。他勤劳、正直、谦虚，做事有头脑，使自己很快在乡村出了头，被选为生产队长，成了大队支书田福堂的潜在竞争者。务实和理性是孙少安的性格特点，他当然也有年轻人的感情和理想，但这一切都被务实的理性所支配，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个人代价，做出了感情上的牺牲，但他知道他必须这样做，他和他的家庭才不致出麻烦。所以，孙少安不得不忍痛割断与田润叶的爱情，而果断地选择与外乡女子贺秀莲结婚。在生产队的事务上，孙少安也谨慎地不与支书田福堂直接对抗，可瞅准了时机，他也会大胆地在自己的生产队里秘密试行包产到户。而一旦认清了世事、看准了社会的方向，孙少安便成了石圪节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开办了自己的小砖厂，后来又承包了乡里的大砖厂，终于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孙少安的人生理想始终局限于在乡里出人头地，对弟弟孙少平走出乡土的追求则不能理解。孙少平是次子和弟弟，承担的家庭责任要比哥哥轻些，而得益于父兄的支持，他能到县里上完中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到地区那样的“大地方”参加文化活动，算是见过了“大世面”。这样的社会视野和知识基础，使孙少平比哥哥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不再满足于在乡土社会里出人头地。向往外面世界的“闯劲”和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精神追求，是孙少平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不愿在哥哥的砖厂帮忙，而宁愿外出去打工；父兄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也使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个人的理想和发展。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遇，成功地一步走出了乡土——先是在原西地区当打工仔，然后果断地把户口迁移到地区附近的乡村，最终瞅准机会到煤矿当了工人。煤矿工人虽然是危险的职业，但在20世纪80年代仍是让乡民们羡慕不已的“国家人”。像孙少平这样毫无背景的乡村知青能走到这一步，既是他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社会体制的松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打拼之苦辛和成功之喜悦，不是一般城里人能想象的。并且孙少平的追求也不限于一己的安乐——即使在打工和当矿工的艰苦生活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好读书和爱思考的习惯。这种超越一般矿工的精神气质，也必将有助于孙少平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会终身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矿工。
的确，政治经济体制的松绑、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而有知识、有心劲、有毅力因而也有所准备的乡村知青，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纷纷脱颖而出，通过艰苦的个人奋斗，既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推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就此而言，以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故事为主线的《平凡的世界》，可说是一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个人主义叙事。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凡的世界》也显示出乡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难能可贵地超越了城市人惯有的那种原始野蛮的生存竞争和自私为我的利己主义，而仍然葆有仁义爱人、与人为善的为人宗旨。哥哥孙少安开砖场发家了，但仍然孝顺父母而且怜贫惜弱，尽力给村民们提供挣钱的机会，即使为此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他后来开大砖厂挣了大钱，也绝无土豪为富不仁的做派，夫妻俩积极捐资、用心修建了村里的小学。弟弟孙少平在求学与打工的过程中曾经备受煎熬，甚至受到过伤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不择手段、报复社会、投机钻营，而始终保持着仁义正直的为人底线。孙少平有“高贵”的女友，他也读过《红与黑》，却绝不愿像于连那样利用女友来发展自己；他的同学郝红梅伤害过他，但当他发现郝红梅迫于贫穷而偷窃，被供销社抓住后，立即出手营救她，并让供销社的人发誓绝不暴露郝红梅的过失；看到一个打工的农村少女被人欺侮，他愤而辞职，并拿出自己的血汗钱送那个女孩回家；当矿上的师傅遇难后，他自动地挑起了责任，成了那对孤儿寡母的保护人。孙家兄弟做这些事，并不自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来自他们自幼所受农家的仁义传教和革命传统的熏陶，他们虽然曾经贫穷，但在他们心中人的尊严、正直和仁义比富贵利达更为重要，而当他们略有发展之后，也会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所以他们作为崛起于新时代的个人奋斗者，并没有丢弃做人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他们是比一些城里人更健康也更健全的个人主义者。
此处也想顺便指出一个误解：按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通常看法，乡土社会、家族观念、孝道伦理往往阻碍个人的发展。其实不尽然，一则在传统伦理中，父慈子孝的传统是相对待的，单方面的苛求不可能持久；二则个人在对家族父母兄弟尽责的同时，他也会在自己的发展上得到整个家庭的倾心支援，所以中国的个人奋斗者通常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孤立无援。比如，孙玉厚就是一个慈爱尽职的父亲，所以他的儿女对他都很感恩，绝无怨言。为了不拖累长子孙少安的光景，孙玉厚甚至坚决地与长子长媳分了家，而当长子夫妇扩大砖厂失败、血本无归之时，他却立即与二儿子孙少平商量，拿出其孝敬自己的一千元钱，支持长子恢复生产。这些描写都说明家族与传统并不必然地阻遏个人的发展。自然，乡村知识青年及其父母，也并不截然更不必然地对恶的个人主义具有免疫力，所以在近年居然有来自农村的研究生，为了小小私愤而不惜谋害自己的同学，而其父母竟然找各种借口为儿子伤天害理的行为辩护，甚至反过来要求受害者的父母原谅。这与孙家父子的情形真不啻天壤之别。看来，时代和人性确实在变，但是否变得更好了，那可真是“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同时，《平凡的世界》也可以作为改革开放的文学纪事来读。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怎样到来的？我曾在另一个场合简略地指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政经变迁史：“这个新共和国在一贫二白、百废待举的起点上起步，且面临着严峻紧张的国际环境，所以几乎‘必然’地走上集体化—国家资本化之路并采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急进手段，‘只争朝夕’地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现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落后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新共和国的积极势能都发挥殆尽，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之转型，中国由此迈入了所谓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渐趋开明的新时期。”(3)正是为了支持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国家利用集体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经管控制度，长期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但这一套制度的有效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再也难以维持，所以，改弦易辙的改革浪潮便首先从农村开启，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恢复了农村社会的活力，于是改革的浪潮进而扩展到城市和工业等领域……路遥作为一个出身农村、心怀家国的作家，敏锐地意识到改革对中国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密切观察着改革的逐步开展，深入思考着改革的得失利弊，进而将全部的观察、思考和热情倾注到《平凡的世界》中，其视野之宏大、观察之细致、投入之热情和艺术之苦心，几乎是生死以之，再无哪个当代作家可以与之比拟。功夫不负有心人，《平凡的世界》因此成为不平凡的文学杰作，允称迄今最全面和正面叙写改革进程的当代文学巨著。一方面，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努力追踪改革启动前后十年间（1975—1985）的历史进程，既显示出极富广度和纵深的历史洞察力，也表现出善于掌控宏大叙事的文学才力。全书第一部叙写的是“文革”末期中国农村的困境——集体主义生产方式差不多走到绝境，“抓革命、促生产”的管控已成强弩之末，农村社会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这也就预示着改革的必然到来，所以第二部便有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先富起来的农民办小企业的新气象。随后的第三部则展现了改革从乡村向城市的扩展。看得出来，路遥对改革进程的把握相当准确，对叙事节奏的掌控也颇为恰切，把纷繁复杂的改革进程纳入井然有序的叙事序列，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透过路遥极富感情魅力的笔触，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改革确实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自由，由此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命运，也使整个中国社会充满活力、欣欣向荣。不过，路遥并不是一个单纯唱赞歌的作家，在他的诚实的笔下也流露出对伴随改革而来的负面问题之隐忧，诸如正统的政经体制撤退之后，农民固然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自由，但农村社会的管理体制却陷于近乎真空和无序的状态，宗族势力、迷信活动乘机而起，造成了不少本不该有的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普遍提高了，但小农经济的潜能其实是有限的，新的贫富不均现象，尤其是社会不公、道德迷失以及腐败也跟着出现了；在人人忙着发家致富之时，乡村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公用建设如教育、医疗、水利等，则陷入倒退以至崩溃的局面……这些隐忧事实上构成了《平凡的世界》改革叙事的另一方面，显示出路遥可贵的清醒思考，但在以往对《平凡的世界》的解读中，这方面的内容常常被忽视。
此外，我觉得《平凡的世界》还可以作为乡村社会风俗变迁的文学写照来读。风俗是人类社群生活的重要形式，积淀着丰富的人性与文化内容。所以，丰富的风俗描写往往是长篇小说中最有意味的元素。在《平凡的世界》的宏大叙事中，时时插入细腻有趣的风俗细节，折射出社会演变的得与失。比如，现在人们谈虎色变的“文革”批斗场景，其实当它落实到乡土社会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忌礼俗人情，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部所写石圪节公社的批斗大会在双水村召开的时候，不过是拿一个泼妇、一个二流子和一个傻子充数，差不多演变成一场无伤大雅的乡村风俗喜剧；事实上纵然是双水村的掌权人支书田福堂也不能罔顾礼俗而为所欲为，所以当他发动的水利建设因为搬迁住户，遭到金氏家族的暗暗反抗，金家抬出了年近八十的金老太太以死相抗，一时间似乎激烈得不可收拾了，不料田福堂却撇下支书的架子，谦卑地向金老太太执子侄礼，他的一声“干妈”和扑通一跪，刹那间化解了危机。作品于此写道——
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意耍赖……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愤之怨之痛之时给她双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乡妇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83页）
田福堂不愧是一个高明的乡村政治家，他在矛盾激化的时刻，不是粗暴地动用支书的权威来压服对方，而是巧妙地利用礼俗人情相应对，他放下身段的一跪反而折服了对手。这个细节非常生动地显示出乡村政治、人际关系以至于邻里矛盾等，都不能不受到传统礼俗人情的制约。当然，风俗或礼俗也不是一成不变，比如集体化以后，双水村的枣树归集体所有，由此演化出了一年一度的打枣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了整整一章来写这个节日——
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拥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30页）
这确实是一个盛大的乡村节日，乡村社会的欢快放松兼社交交流的节日，所以男女老幼纷纷到场，打着枣子，说着闲话，唱着酸曲，逗着乐子，全村一家，其乐融融。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是解放以后逐渐形成的新传统、新风俗，合作化以前不会有，而当社队体制解体以后，这个新传统也随之消失了——作品后来写到，当社队体制解体后，枣树分给了各户村民，于是各家谨守着自己的那一两棵枣树，相互之间的关系反而很生分了，先前那种全村一家其乐融融的情景从此不再有了。显然，打枣节的兴衰折射着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变迁，而那变迁其实并非只有得没有失。再如，乡村社会如何处理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如何处理邻里矛盾，以至于如何对待孤老和寡妇，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有一套不成文的却相沿成习的习俗或礼俗。这些礼俗当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或有所增减，却不可能没有，它们有效地调停着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事实上，《平凡的世界》在其宏大的改革叙事和个人奋斗叙事的大骨架中，插入了相当丰富的风俗—礼俗描写，成为这部巨著的细腻肌肉，从而使全书骨肉停匀、丰富饱满，大大增加了全书叙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应该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赢得那么多读者和听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非常地道的并且富有人情的风俗—礼俗描写，让人读来听来滋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