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古文”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自序》里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他说的“古文”，指的就是古代的文献典籍。它是以周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书面语言。我们今天说的“古文”，则还包括后代作家模仿上古汉语书面语言写作的文言文。
古文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同样是汉语，但是今天阅读它，不仅一般读者会有困难，有时连这方面的专家也会感到棘手。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很坦率地对别人说，他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理解，读《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不理解[1]。古文为什么这样难读呢？王国维根据古书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阅读体会，总结出三方面原因：一是“讹缺”，二是“古语与今语不同”，三是“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2]。
“讹缺”是古籍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的书籍，从竹木到丝帛到纸张，从简篇到卷帙到册页，从口传手抄到刻板及活字印刷，数千百年，期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也不知经过多少次劫难，造成讹误、缺脱、衍羡、错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后人读之，苟无善本相校，必致文义难晓，有索解而不得者”[3]。例如《墨子·鲁问》有一段话：“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败楚人。”这最后一句，长期以来，就使人“索解而不得”。经清代考据大师王念孙校订，原来“執”为“埶”之讹，“函”乃“亟”之误。“埶”即古“势”字，“亟”作频数解。“此若势”即“此势”，“此”与“若”同义；“亟败”即屡败[4]。这样，原文疑义，涣然冰释。
有不少古籍，就是这样经过后人校订，才成为可读之书的。因读误本书而闹笑话的事也不少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江南有位权贵，读左思《蜀都赋》注本，见有“蹲鸱，羊也”的说法，不知“羊”是“芋（即芋艿）”之误。有人送他羊肉，他竟回信说“损惠蹲鸱”，致使“举朝惊吓”，传为笑柄。这位权贵可说是不学无术，但古书的讹缺实在也误人不浅。《水经注·河水四》“水流松果之山”。明人锺伯敬所见的本子，误为“水流松果之上”，于是乎大加赞赏，连连加圈，叹为妙景[5]。简直是“郢书燕说”的重版。正由于古书的讹缺给阅读造成很大困难，因而从汉代开始，从事校勘的学者代有其人。“校雠学”也就逐渐形成一门专门学问。
“古语与今语不同”，就是指古今汉语存在的时代差别。据说，元代有位书生，读《楚辞》不懂，竟破口大骂屈原：“写文章这样艰涩，投水死得活该！”[6]屈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善于向人民学习语言的作家，说他作文故为艰深，恐怕有些冤枉。《楚辞》难读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语言存在时代的差别。语言是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以至于文字方面，古今都不完全一致。《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这几句诗，今天我们读起来已毫无韵味了，但在周代“车读如居”[7]，“华读如敷”[8]，与后一句的“琚”字同属古韵鱼部，完全合韵。在古文中，伏羲又写作庖犧（庖），齐国的陈骈又写作田骈。据清人钱大昕考证，这是因为古读伏如庖，读陈如田，两字可以通用[9]。由此可见，古今语音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不过，比较起来，古今差别最大的还是词汇。从词形上看，古代一个字常常就是一个词，而现代汉语则绝大多数是双音词。就词义看，同一个概念，古今用词往往不同。如：现代说“打水”，古代说“汲”；现代说“残暴”，古代说“虐”；现代说“热水”，古代说“汤”。同一个词古今意义又往往存在差别，如“往往”这个词，现代指的是时间上的经常，但在秦汉时期却是表示空间关系的“到处”。《史记·吴王濞列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往往而有”即到处有。
语法方面，由于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古今变化不大，但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现代说“使苏武投降”这句话，古代可以说成“降武”；现代说“不欺骗我”，在周秦时期一般写作“不吾欺”；现代说“应该派谁告诉你”，古代一般写作“当谁使告汝”。“可以跟他说话”这句话，古代往往只写作“可与言”。有时同一句话，用古今不同的语法规律来理解，意义可能大不一样。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汲黯是魏其”这句话，如果当现代汉语看待，应理解为“汲黯就是魏其侯”；但在古文中，就只能理解为“汲黯认为魏其侯是对的”。另外，作为汉语语法的重要方面——虚词的用法，古今的差别更为明显。
至于王国维说的“成语”，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流行的、具有特定含义的熟语，不能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如《诗经》中的“不淑”一语，是表示遭际不幸的专名。毛亨和郑玄均以“不善”解之。只看字面，所以不能得其真诠。由于这类“成语”只流行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可以看作“古语和今语不同”的一个方面。
其实，后人阅读古书，障碍还不止这些。因为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语言内部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起了变化，语言所反映的外部事物，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也发生重大变革。所以宋代学者郑樵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10]清代学者戴震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11]在古代人人皆知的事情，到后代有时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弄不清，这就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隔阂。举例来说，贾谊《论积贮疏》：“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一段话中，“请卖爵子”一句，在流行的注本中，大都解为“朝廷出卖爵位，人民出卖儿子”。这样理解，不仅“请”字无着落，而且连系上下文也扞格难通。本来文意很明显，前四句叙述民情，后两句告诫皇帝。毫无疑问，“卖爵”、“卖子”的主语都是“民”。民卖爵的事，在史书上是有据可查的：《汉书·文帝纪》：“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汉书·严助传》：“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典质）子以接衣食。”这里的“卖爵赘子”和《论积贮疏》的“卖爵子”说的是一回事，主语都是“民”。为什么不少注家鲁莽草率，硬要说“卖爵”的主语是“朝廷”呢？这就是由于时移俗易，现代人知道封建朝廷卖官鬻爵的事，而对汉代的民也有爵可卖却极为陌生。汉民的爵来路大概有两条：一是花钱、粮从朝廷买得；二是由朝廷赐予。汉代皇帝常常在即位或遇有其他喜庆之事时，赐民爵位，以示恩惠。这种爵位，虽系虚衔，但在乡里可享有某些特权。一到凶年饥岁，贫乏之家往往请求把爵位转卖出去，以换取衣食。所以，《史记·文帝纪》司马贞索隐引崔浩说：“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民卖爵的事在贾谊所处的时代是妇孺皆知的，但在今天如不作点小小考证，却不容易明了。由此可见，古代名物制度的考证，也是确切理解古文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另外，不懂得某些方面的专门知识，也会阻碍我们顺利读懂古文。戴震就曾说：不通天文，不可以读《尧典》；不通地理，不可以读《禹贡》[12]。
总之，古文作为古代的书面语言，流传到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古文难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最迫切、 最直接的还是字、词、句方面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打算就这方面，介绍一些必要的阅读常识。
[1] 见《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2] 见《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3] 见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订讹误》。
[4] 见《读书杂志》卷九。
[5]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录戴氏语。
[6] 见元吾邱衍《闲居录》。
[7] 见汉刘熙《释名·释车》。
[8] 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9] 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10] 《通志·艺文略一》。
[11] 《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
[12] 见《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