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新的问题与本书思路

本章围绕纪与传两个部分考察了《史记》以来纪传体史书的体裁变化过程。《史记》“本纪”、“列传”意涵与后史之不同，外在体现于篇目编排、正文体例的差异上。纪的编排原则在《史》《汉》间有明显转变，《汉书》有意使纪成为皇帝专属，但由于它本来是续《史记》之作，没有完全推翻《史记》为吕后立纪的做法。《汉书》以后，仅为皇帝立纪就基本成为定例。列传编排原则的变化比帝纪漫长得多。《汉书》在整体上划分了一般列传、类传、四夷传和僭逆传的格局，但一般列传的编次依据还很灵活。《三国志》的一般列传主要根据政治地位编排，但也兼有其他主题，到南北朝以后，列传编次更鲜明地依据时期、政治身份。简单地说，同样是总体的编次原则，帝纪在《汉书》时就基本完成转型，列传的转变则一直拖延到南北朝时期。在正文内容体例的演变进程上，帝纪和列传也是一先一后，帝纪到东汉时已较稳定，而列传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颇为复杂，无法在此详细讨论。

为什么帝纪在汉魏时就已顺利转型，列传的经历却颇坎坷？所谓转型，准确地说是新、旧两种形态的竞争、叠加。新的形态由官方修撰主导，在东汉曹魏出现，影响着这种始于《史记》的撰述传统。汉唐之间的很多史家以官修史书为其撰史蓝本，但在改编新作时会趋向《史记》传统。因此问题实际上是，为什么官方主导的新形态对于帝纪而言易于受到认可，而在列传部分却受到《史记》传统的更多阻力？根源还是在于官修史书与《史记》不同的写作环境：不同的资料源、编纂方法（文本处理上的）、编纂机制（组织与运作上的）。

《史记·周本纪》共和以后的部分及《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大体源自旧秦国的国史和秦始皇以来的官方记录。^[1]先秦其他国家也采用这种编年大事记的形式记录历史。班彪云：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2]

《史记》汉文景二帝纪沿此发展，记事更为丰富、时间更为精确，奠定了后世的帝纪。其实在《史记》注重思想统一，运用材料灵活的编纂方式下，其本纪不乏其他来源和形式，但后人的改造提纯使帝纪成为先秦诸国编年史的延续。这是最传统的官方历史记录形式之一，其体裁本身相对成熟，又早与行政运作体制相适应。因此汉以后官修史的帝纪部分虽然还有细节上的精细化，但不涉及根本，也能较快得到私人史家与读者的认可，达成稳定。

前文提到战国以来出现学术综合、总结的潮流，为后世史家所祖述的《史记》《左传》都是这一潮流的产物。^[3]运用多种材料，并使用一套更为复杂的规则对其加以整合，其风气始于三代之末，并成为中古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如何把这种新的学术或著述方式纳入官僚制运作体系，就是中古国家面对的课题。

纪传体中，除了纪的编纂有先秦国史的传统，表志传对官方体制来说比较陌生。《史记》七十列传关心的话题极为丰富，取资和编纂饱含史家匠心，正所谓“体圆用神”。而中古官修史体制是整个国家运作体制的一部分，它不仅需要史官的德与才，更追求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流程，以保障从原始材料的收集、积累到史书的编纂和改订的一系列运作并形成传世的官修史书。可以看到，《汉书》以后对于列传编纂的调整，也是尽可能为之寻找相应的官方文档资料，但一时还有很多难以周备之处。列传的转型比帝纪困难，即由于此。

本书第二至四章关注官修史体制如何保障纪传史的取材，其基本规律是将政务运作产生的文书档案收集、整理，以供纪传史相应部分的编纂，可以称为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史书的面貌、体裁与其史源息息相关，要将史源尽量限定在政务运作框架内，势必对修成的史书面貌有所影响，史学传统与体制运作之间也需经过协调适应。第二、三章围绕纪传史中的列国传和四夷传，揭示这种相互协调并最终形成政务—修撰联动机制的过程。第四章考察列传主体部分。因为涉及的传记文本体量过于庞大，而且能够反映历时发展过程的证据链缺环比较严重，所以本章偏重于揭示相关政务—修撰联动机制成型后的状态，主要明确在这个机制中史源所依托的政务运作环境，及史家如何利用、改编这些资料。

联动机制把某类史源与纪传史的特定板块对应起来，有利于史书的顺利修撰。不过纪传史的成书过程不是纪表志传分而治之，每一板块的原始材料直接蜕变为该板块成稿，实际上，丰富的资料在编纂过程中会被交织处理。如何完成这样复杂的资料处理任务，也是中古官修史体制需要解决的课题。因此，虽然以修撰纪传史为最终目标，但官修史体制的运转还需要其他体裁配合。唐代的官修史修撰有起居注及时政记、日历、历朝实录、数朝国史等几个主要步骤，通过这样的反复编纂和体裁转换，综合型的恢宏史著得以完成。唐代这样复杂的官修史运作过程应非一夕可就，它如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孕育萌生，值得进一步探究。本书第五至八章讨论东晋十六国南朝的修史，主要着眼于其中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转化；第九章讨论北魏的修史，由于北魏是魏晋南北朝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其修史中涉及的体裁转换和改编问题更加丰富有趣。

[1]  参见赵生群对《史记·六国年表》序言的解读。赵生群《〈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史记〉文献学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3—147页。又参见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36页。

[2]  《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第1325页。西晋时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亦是先秦诸国史记之一例。《史记》诸世家中的《赵世家》也被认为是以赵国史记为基础，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7—419页；［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0—306页；［日］吉本道雅《史記原始：戦国期》，《立命館文学》547，1996年9月，第279—283页。

[3]  关于《左传》史源的多样性，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76—277页。又参见田天对李惠仪的《左传》研究的概述和她对《左传》史源与编纂的提示，田天《如何解读过去—评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美］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