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帝纪写作体例的变化与定型

上节讨论了本纪编排原则的变化过程，其定型远早于列传。不仅如此，本纪文本的编写体例也很早就趋于固定，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列传文本的缤纷错杂形成鲜明对照。为了便于叙述，这里先列出定型化的帝纪编写体例的大致特征：

1.帝纪总体而言呈三段式结构：即位以前、在位期间、结尾总述。头尾两个部分的叙述方式与列传没有明显差别，标志性的帝纪体例主要是针对中间的帝王在位期间而言，以下称之为帝纪的主体部分。

2. 帝纪主体部分作为记录国家大事的载体，不表现皇帝个人，诸如诏令或行幸征伐所至等语境中的皇帝，实与国家无异。

3. 主体部分叙事皆系于年月日之下。每年以正月开始，每季首明示春夏秋冬。记日以干支，而不采用“后数日”一类的相对式表达。少数日期不详的事件，在月或岁末以“是月”或“是岁”表示。

4. 主体部分记录事件类型多样，包括皇帝行幸、典礼、人事变动、政令、兴造、战争、朝贡、灾异等等。所有事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且叙述简要，呈碎片化。

帝纪最显著的特征是编年系日，但这一点在《史记》中尚未完全确定。《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及《周本纪》前半部分，都只是大体按时间顺序叙述；从《周本纪》的西周共和开始才能称得上字面意义的“编年”；至《秦本纪》始见系事于月，《秦始皇本纪》的系月趋于普遍。秦以后的六篇本纪中，《孝武本纪》内容与《封禅书》重复，很可能是后人补作，^[1]可以不论。此外，《项羽》《高祖》《吕后》三篇的体例更接近一般列传的写法，只有《孝文》与《孝景本纪》可说是编年体，其中所载各事的系时既有止于月的，也有精确至日的，其他体例也与后代帝纪主体部分基本符合。也就是说，《史记》的十二篇本纪中仅有位列第十和十一的《孝文》与《孝景本纪》略见后世编年帝纪的体例。^[2]

《汉书》的帝纪虽然承《史记》而来，但从《汉书》的改动中能够看到其作者规范帝纪编写体例的意图。《史记·高祖本纪》的情况基本被《汉书·高帝纪》延续。《汉书·高帝纪》即便在刘邦即帝位之后，依然有置酒洛阳南宫、问张良封功臣事、和太公、萧何治未央宫、不宿柏人、代国相陈豨反、置酒沛宫等等诸多描述细节的段落，^[3]系时方面也以月为主，很少及日。这很可能是因为关于刘邦时期，原本就缺少符合帝纪体例要求的编年记日的原始材料，以至于《汉书》只能沿用《史记》内容。对于《史记·吕后本纪》，《汉书》将其改为《高后纪》，又在其上补作《惠帝纪》，且《惠帝纪》的体例颇近于编年帝纪标准。《汉书·武帝纪》的体例也基本符合后世编年帝纪的体例，不过《史记·孝武本纪》原篇面貌不知如何，因此无法确知《汉书·武帝纪》的来历。总的来看，《汉书》仅在高祖时期缺少合乎规范的编年体帝纪，另外惠帝时期同时存在编年的《惠帝纪》和继承前史的《高后纪》，其余帝纪，包括班固父子新撰的宣帝以下的诸帝纪，则都基本符合编年帝纪的体例。^[4]

不过《汉书》帝纪的结尾部分与后世还有差异。后世帝纪在记载皇帝去世后，还会在正文中总述其生平，《汉书》帝纪正文没有这类总述，但有些篇章的赞语中有类似内容。《汉书》各篇帝纪的赞语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宣帝以前基本是描述相应时代，延续自《史记》相应篇目的“太史公曰”；^[5]元帝以后，除概述时局外还有更多笔墨用于描述皇帝个人，属《汉书》的创制。卷九至一一的《元帝》《成帝》《哀帝纪》赞语分别描述各帝云：

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

孝哀自为藩王及充太子之宫，文辞博敏，幼有令闻。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娄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即位痿痹，末年浸剧，飨国不永，哀哉！^[6]

只有卷一二《平帝纪》赞语不及平帝个人，但平帝年少，只是王莽的傀儡。上引各赞语段落都提示出，元帝以后与班固父子时代相近，他们对相关情况得以耳闻目见，进而记入史书。同时，之所以这类内容是记载于赞语中，也应与这部分帝纪正文体例的变化有关。因为正文只编年记录国家大事，不再有列传式的描述，皇帝个人无法得到展现，便在赞语中加以补充。

帝纪结尾部分在《汉书》以后的变化是总述皇帝个人的这类内容从赞语移入正文末尾。东汉史书的情况缺乏材料难以确定，但至少曹魏史王沈《魏书》应已如此。《三国志》的《武帝》《文帝》《明帝纪》正文之末，裴注都引录了一段来自王沈《魏书》的叙述武帝、文帝及明帝德行事迹的文字。^[7]这些叙述都是总括一生，语气连贯，很难被系于某具体时间之下，应是来自相应帝纪的末尾。同时这些叙述应不是像《汉书》那样出于论赞，因为裴注对于史书论赞会引作“某某曰”，如卷一八、卷二三、卷三○注补《魏略》各传，后又有“鱼豢曰”或“鱼豢议曰”，^[8]就是将《魏略》正文与传末论赞分别处理。而裴注引录王沈《魏书》的这些内容都仅称“《魏书》曰”，说明这些内容应属《魏书》正文。总之，王沈《魏书》中至少武帝、文帝、明帝三帝纪的正文结尾是对皇帝个人的总述，与后世编年帝纪相同。如上所言，结尾部分的形态与帝纪正文主体部分的形态也有关，王沈《魏书》帝纪的主体部分虽然亡佚，但陈寿《三国志·魏书》的这三篇帝纪主体部分较为规范，也能一定程度反映王沈《魏书》的形态，并且裴注在这三篇中经常利用王沈《魏书》补录魏帝（包括曹操）诏令，这也是后世编年帝纪的重要特点。综合这些方面来看，王沈《魏书》的帝纪很可能已经与此后定型化的编年帝纪体例相同。

但是，陈寿《三国志·魏书》的上述三篇帝纪则没有在正文中总述皇帝个人德行事迹，^[9]而是在卷末简短的“评”语中对天下大势与皇帝个人做出总评，延续了《史记》《汉书》的做法。可见，虽然王沈《魏书》的帝纪写法已经发生改变，但《三国志》依然在追随《史记》传统，并对王沈《魏书》进行改造。

综上所述，《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对帝纪体例进行了较大调整，使各纪基本上有了统一规范（除《高帝纪》和《高后纪》情况特殊）。这些帝纪正文都是围绕一国大事，不体现皇帝个人，而在西汉后期的几篇帝纪中出现了在赞语中对皇帝进行总述的情况。《汉书》帝纪的开头、主体部分在此后基本得到延续，皇帝生平总述后来不再被作为赞语，而是置于正文结尾处。总的来看，应该说帝纪正文体例的主要变动—即三段式结构的出现以及主体部分体例的变化，在曹魏以前已基本完成。作为东汉国史的《东观汉记》的情况还不明确，但从情理推测，其帝纪也应是从《汉书》至曹魏官修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环，那么它的体例应大致合于后世编年帝纪，而范晔《后汉书》各篇帝纪都符合本节开始所列的编年帝纪规范，可以印证这种推测。无论如何，即便把帝纪正文体例稳定化的下限定于魏晋之际的王沈《魏书》，与列传的情况相比，也早得多了。

[1]  张晏、司马贞等认为此篇是褚少孙取《封禅书》补入，但钱大昕、崔适等皆认为是褚所补亦亡，又由后人取《封禅书》充之，当代学者亦赞同此说。参见［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二《孝武本纪》引《集解》及《索隐》，第799—800页；（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卷一，第11页；（清）崔适《史记探源》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67页；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71—188页。

[2]  《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谓《史记》原文亡失十篇，包括《孝景本纪》。《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24—2725页。但明清及当代学者多认为张晏所列篇目不可尽信，其中《孝景本纪》应为原文。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46页；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第171—188页。

[3]  依次见《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帝置酒”至“群臣说服”，第56页；“上居南宫”至“吾属亡患矣”，第61页；“上归栎阳”至“赐黄金五百斤”，第62页；“萧何治未央宫”至“上说”，第63页；“还过赵”至“去弗宿”，第65页；“代国相陈豨反”至“豨将多降”，第68页；“上还过沛”至“乃并复丰比沛”，第74页。

[4]  关于这些帝纪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史记·孝文本纪》屡屡称“上曰”或“皇帝曰”，《汉书·文帝纪》则改为与后世帝纪体例相同的“诏曰”。对于这些诏书，也以《汉书》所录更为详细，凌稚隆比较《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称“《汉书》大要袭此，惟诏书称详”，转引自［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孝文本纪》，第733页。

[5]  《汉书》赞语本于《史记》“太史公曰”。“太史公曰”的内容较为多样，或补正文所无之事，或说明其取材依据，或发表议论等。参见逯耀东《史传论赞与“太史公曰”》，收入《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5—293页。

[6]  以上三条分见：《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8—299页；卷一○《成帝纪》，第330页；卷一一《哀帝纪》，第345页。

[7]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文末裴注引《魏书》“太祖自海内”至“四箧而已”，第54页；卷二《魏书·文帝纪》文末裴注引《魏书》“帝初在东宫”至“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第88—89页；卷三《魏书·明帝纪》文末裴注引《魏书》“帝容止可观”至“意无厌倦”，第115页。

[8]  《三国志》卷一八《魏书·阎温传》末裴注云：“《魏略·勇侠传》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宾硕虽汉人，而鱼豢编之《魏书》，盖以其人接魏，事义相类故也，论其行节，皆庞、阎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见《贾逵传》。今列宾硕等三人于后。”下补三人之传，又引“鱼豢曰”云云。第551—554页。同书卷二三《魏书·裴潜传》末裴注云：“《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幹、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其既、习、俨、潜四人自有传，徐福事在《诸葛亮传》，游楚事在《张既传》。余韩等四人载之于后。”此下补四人之传，又引“鱼豢曰”云云。第674—676页。同书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末引《魏略·西戎传》，又引“鱼豢议曰”云云。第858—865页。

[9] 只有《文帝纪》在文帝死后简短记载了文帝的著述及他发起编纂的《皇览》，但这样的具体记载与“评”语中的总述也有所区别。《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