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总动员
2020年，临近春节的1月上旬，就在人们的年关忙碌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人们相约，再过些日子团聚欢笑，或是在故乡，或是其他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也在群里邀约春节欢聚，一派祥和喜庆。
听说武汉有人得了“病毒性肺炎”，很快，不明的“病毒性肺炎”的致病元凶找到了，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听到“冠状病毒”这个词的一瞬间，我的心抽动了一下，因为，2003年祸及大江南北的“非典”，其致病元凶也是一种“冠状病毒”。2003年6月，我调动到第三军医大学（现为陆军军医大学），其时举国上下正在与“非典”做最后阶段的搏击。两个月后，学校前往“小汤山”抗击病魔的医疗队队员凯旋，重庆市民夹道欢迎勇士。我在新单位目睹的第一台表彰大会，就是以这群勇士为主角的。
那时，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可怕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悄悄在荆楚大地日夜侵染，一幅穷凶极恶的险恶图画即将在世人面前亮相。一场史无前例的抗击瘟疫的战争，在国人错愕、惊诧、慌乱之中拉开了帷幕。
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开局——
2020年1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医生成为全国第一个被确诊感染病毒的医生。
从1月13日开始，武汉当地来自各大内科、外科、麻醉科室的医生越来越多地被医院调配去支援发热门诊。一开始是每个科室出3人，每人每周1天，再后来增加到每科室5人……病人悄然剧增，医护人员不断倒下。
在武汉甚至湖北以外的人眼中，彼时的武汉还是那个纵横江湖、快意人间的武汉。国人为鼠年早早到来的春节做足了准备，尽管肉价有些上浮，但在西南，每家每户也硬是铆足劲做了好些腊肉和香肠，导致这中间，隐隐夹着社区的火灾隐患——2019年年底重庆加州花园的大火，最初盛传是有人在高层住宅里悄悄熏腊肉、香肠所致，当然已被勘误。与往年一样，人情味与商业味混杂的大年，指日可待。
这样看来，疫灾爆发得突然。我2020年1月18日从渝回蓉时，俨然是另一番景象。我在网上订的车次是1月18号下午4点从重庆沙坪坝站始发到达成都东站的高铁。那天，为了抵御寒气，也为了防备未知的病毒，我戴上了一个PM2.5防护口罩。那段时间，街上偶尔能看见戴口罩的男女，但那种是明星常用的黑色口罩，时尚但防护作用有限。有时，能从口罩边缘看见她们肿胀的脸部肌肤，让人联想起地铁站处处皆有的年末整形特惠广告。
和以往一样，我提前半小时到达高铁站。候车大厅满满当当，寻找座椅需要抬眼仔细搜寻。按照经验，看见有箱包占据的座位，就径直走过去，站在那座位跟前，箱包的主人就会主动腾出这个座位。
坐下后，或许是人多，感觉戴着几层布的口罩总有些气闷，况且周围根本没有人戴这个。我摘下口罩，草草折叠塞进大衣口袋里，当然我不会预知，从现在起不出五天，这种不能起到病毒防护作用的口罩，就会在大部分药店口罩卖断货的情况下变得金贵无比。
车站里，归家的期待和预见的团聚才是主题。有人大包小包，全是重庆特产；有人在孩子的央告下，从精美包装盒里掏出太妃糖，剥出来，赤手放进孩子嘴里；还有很像进城务工者的一个人。一堆杂七杂八的行李围绕着他，先前看得不清楚，待进站排队时他在前面，才发现这人以部队打背包的方式，拿根绿色塑料绳子绑着膨胀的铺盖卷，背在背上，左手一个沾着黄色干泥的手推箱，轮子掉了一个，箱子歪斜着，箱子把手一旁吊着一个塑料口袋，里面是两个椪柑，还有半个切开的苹果；右手是塞着一大一小两个塑料盆的网兜，盆里搁了一个外层轻微掉落的搪瓷杯子。他一边艰难地朝前挪动，一边努力维持背上那一大捆东西的平衡，于是长长的队伍在他那里形成拐点——后面一人总与他保持一定距离，随着背包的歪斜，后面一人也得朝相应的方向歪斜；否则，背包的位置正回来的时候，就会碰上那个人的身体。
待他进了闸口，排他后面的男人跟旁边早已眉头打结的女人说：“往成都方向，坐高铁得一百多，坐慢车五六十元，你看他那样，还舍得？”女人忙着替男人拍被“铺盖卷”蹭上的灰，来不及回答。一边，拿身份证刷闸机的一个大姐道：“出门打工的人一年到头就盼过年回家这几天，把一年的成果带回去，为了回家，啥都舍得。”
高铁满座。
从成都东站到家，还需要排队购买地铁票。人工售票暂停，机器不支持现金购票，耳边反复回响的机械化播报：旅客朋友们，为节省购票时间，请提前打开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按提示扫二维码付款！队伍很长，有人一边咳嗽一边点开手机，前面的女孩感觉到来自头顶的口腔气息，愠怒地扭过身，刚想张嘴说什么，却被人催促：“快往前补上，别留空隙！”智能化售票机旁边，有老者为难地拿着来电爆响的“老人机”，羞怯而恳切地央求正在扫二维码的年轻人：“帮我买张票嘛！”很快，老人的求助得到回应。
与春运有关的所有场合，与往年一样喧嚣。而成都的“大庙会”和“郁金香节”的宣传广告，在人挤人人挨人的地铁车厢中纷纷闪动登场。如果一切顺利，这些年节欢乐定会如期上演，哪怕届时现场人头攒动，人挤人，人推人，使得有人会后悔不该出来玩。
人潮涌动，哪怕父母所在的那个小区。不大的小花园里，十数个孩子嬉笑打闹，老人们挤坐在一起，热切讨论着新春物资采购以及近期伊朗会否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等事情。
只是回蓉的那个晚间，在社区里，我偶见了一起与疫病无关的猝死——一个准备第二天回乡的小摊贩晚饭时突觉背心疼痛，实在支撑不了，才在家人搀扶下，从出租房跌跌撞撞到了一家与社区医院挂钩的私人小诊所。半小时后，虽然诊所叫来120，却已回天乏力。小摊贩是个女人，她穿着一双老旧脱线沾着污渍的棉拖鞋仓促离开人世。诊所医生惋惜地说，她才四十岁出头。医学常识告诉我，这样的心源性猝死，本来最不能移动，发病后就地拨打120是最佳处置方案。可惜，大部分人少的恰是这样一些常识。也可能，这个小摊贩还想着和过去一样，不舒服的时候就到小诊所拿几片廉价的药片解决问题就好。对许多老百姓来说，跟疾病扯上关系的事情越简单处理越好。等待殡仪馆的车到来的那一段时间里，女人穿一身深褐色旧夹克的丈夫一直蹲坐在她渐渐冰凉的身体旁，垂着头，自顾自地说着什么。也许是后悔了，应该主动给老婆买下那双她看中很久却始终觉得太贵的毛皮鞋，明天就要回家了呀。
回乡的这起偶见的猝死，让我于疫灾全面爆发前，隐隐约约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两天后，也就是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会人传人的”。那天，国人惊慌了。彼时，我正在成都市内某公园最有名的茶园里喝茶，看见手机上的资讯，我抬起头，周遭数百名茶客，他们都来自哪里？病毒此刻是否正自由散漫地穿行其间？不得而知。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紧急宣布“封城”。
事实上，800多公里以外的武汉，连日来周边医生的增援速度始终赶不上门诊里病人爆炸式增长速度。加班、泡面、盒饭和短缺的医疗物资，已然构成了武汉医护人员的除夕。武汉市将在远郊的蔡甸建设一座专门医院——火神山医院。该医院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由中建三局牵头，武汉建工、武汉市政、汉阳市政等3家企业参与，预计将于2月3日前建成交付。
1月24日除夕开始，军队和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疗队纷纷集结出发。
截至1月25日下午，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浙江、天津、重庆等在内的共30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启动针对这次疫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涵盖总人口超过12亿。
至此，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初期的“支援武汉、支援湖北”，上升为在全国范围内打响的一场人民战争。全国每一级地方、每一条战线、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社区，直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变得不可或缺，不能掉链子。毕竟社区“超级病毒传播者”在2003年“非典”中已经有过，同样的错误不能连犯两次。
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年节预定给国人的欢聚和快乐便成了泡影。我取消了在老家成都原先计划的所有行程，大大小小，包括大学同学聚会、逛庙会、看灯展、在春熙路背后一条僻静的小巷吃地道小吃。甚至大年初二到文殊坊买糕点的“传统”，这是我自己在老家过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也被迫取消——那家做糕点的百年老店也是百年来第一次在春节期间关店，据说以前在战争年代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当然，可以这样理解：疫情也是战争。
1月26日11时34分，全国确诊病例1994人，死亡56人，治愈49人。就在那一天，重庆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75例，我所长住的沙坪坝区暂时难得地保持着“零确诊”。有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重庆市内公交车、轨道交通、出租车已经开始实施管制措施。其间，也流传过“重庆即将封城”的流言。
“重庆不可能封城，因为咱们有把握把疫情控制好。”1月26日，我再次接到重庆打给我的问询电话。这一次，打电话的是一个社区志愿者，声音听上去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子，她颇有信心地回答了身在外地的我的一些疑问。她接着说，社区要在前几天进出登记、测量体温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封闭管理，接下来会有包括限制人员大量外出、公共空间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各项防控举措，尤其对2020年1月1日特别是1月10日以来，从疫情重点地区返渝及来渝走亲访友、旅游等人员进行逐一排查。就在1月25日18时，全市共入户走访排查246万户、605万人，共排查出有可疑症状人员172人，并已及时通报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筛查甄别。
“你确定2月2日下午回重庆，对吧？回来请及时与我们联系！”那位社区志愿者在挂掉电话之前再次向我确认归渝具体时间。
从“武汉封城”那天开始，“逆行者”这个词便火遍全网——支援武汉的各地医疗队出征视频刷屏。非常时期，白衣天使勇敢无畏，人们的赞誉与尊敬纷纷投向他们。除了已经收治的疑似和确诊病人，疫情在社区的防控，亦成为这场特殊战争的重中之重。平日，我们不甚了解也不曾关注的这些社区工作者，此时正以种种与“高科技”无关甚至最“婆婆妈妈”的方式，纷纷逆险而上。虽然，身处非武汉非湖北的后方，社区工作者可能并不需要常常直面新冠患者的凶险，但他们日常的那些零零碎碎，却在病毒向全国各地蔓延传播的尖峰时刻，切实地保护了他们辖区内的居民。那些暗自带着光环的故事，在我回渝后继续的采访中才一一清晰可辨。虽然，我的采访主题并不是“抗疫”，但大家却不约而同地讲着讲着就偏离主题。
50多岁的胡嬢嬢和年轻人一样，爬楼梯，搬东西，上门提醒问询。“非典”肆虐的2003年，她就积累了防备疫灾的许多经验，所以社区首先想到了她。她虽然已经由当年的青年女子变成了如今的“嬢嬢”，但依然一喊就应。每天早上7点多，她就从家里出发步行到社区，晚上八九点钟后回家，有时再加上统计做表这些“杂事”，经常弄到深更半夜。话说，日常胡嬢嬢的办法很多，也很“土八路”：流动音响、小喇叭、拉横幅、宣传栏、贴通告……
“出门一定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有社区工作者推着“流动音响”，游走在旧小区里。据说，有一段时间，社区除了入户排查之外，最忙的事就是登记填写各种统计表格和绞尽脑汁创作疫情防控“宣传语”。
“阿姨，您这口罩一定要戴好，要做好自我防范，如果没有很重要的事情办，最好是待在家里，尽量别出门。”年轻的社区志愿者看见一个提着菜篮子准备上农贸市场的大姐，她脸上的蓝色一次性医用口罩只是牢牢遮住了口鼻，下巴底下那一块还露着，于是赶紧上去提醒，顺便亲手替这位大姐戴好口罩。
听说“火神山医院”建设的消息，住在公租房小区的几个“包工头”都格外兴奋：“走，带上咱们的设备，叫上兄弟们，一起去修‘火神山’！”很快，他们便成为武汉知音湖畔5万平方米的滩涂坡地上那7500名建设者中的一分子。一人一份力，最终只用十天就建成了一所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救命医院。
从重庆启动一级响应开始，民警潘继明立即赶往丰文街道派出所报到，主动请缨社区“战疫”。这是一位转业老兵，曾连续两年在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潘继明参加了疫情防控突击队，担负起入户排查和巡逻防控的任务，仅用一周时间就排查了3万余户，近8万人。
这封居民写给社区的感谢信是一位文联朋友发给我的，关于“口罩”这件“大事”。
之前我曾说过，在“武汉封城”之后，哪怕是不能起到病毒防护作用的防雾霾口罩，都在大部分药店口罩卖断货的情况下变得金贵无比。在2020年除夕之后，疫情已如战争彻底打响，全国许多城市的药店直接在门口贴上告示：本店口罩和消毒水缺货。与此同时，各地口罩厂正在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谁也不曾料到，2003年之后，几乎被人们淡忘的一件平时只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小物件竟然变得“要命”。短短几天，口罩厂的紧急生产自然数量有限，首先得供应湖北的抗疫一线，湖北之外，连医院的口罩都变得紧缺。疫灾中，口罩对百姓来说，是重大“刚需”，最简单的道理——不仅科学防疫需要口罩，上街、进超市买菜也需要口罩，所以，当时的口罩问题实在是一件难事、大事。
以下是居民来信的部分摘录——
2020，特别的春节！一场罕见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武汉蔓延到了重庆。作为七老八十的一对失独老人，我和丈夫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为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沙坪坝区政府发出通告，告诫市民在疫情面前“不心存侥幸，少出门、不聚会、勤洗手、戴口罩，尽量减少与人近距离接触……”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我们本应遵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保护好自己，不能感染上病毒，给自己带来痛苦，更不能给政府添乱，给社区干部添麻烦。可是，一想到养老院还住着我95岁失能病重的老父亲，真是让人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平日，我会每天去养老院两次，陪护父亲，既是料理他生活的“钟点工”，也是他的“心理疏导师”。现在政府出台了诫令，我却没有口罩啊！为了陪护父亲，也只得冒着风险，提心吊胆去养老院。
……
这天下午，一位叫不出名的社区干部带着志愿者为我们送来了四个口罩。这名干部说，本应是两个，多余的两个是社区叶书记自己省用的那份。她们站在门外，没有进屋，祝福我们保重身体，健康平安地度过这非常时期。我在屋内，含着热泪，从铁门缝里收下了口罩。我向她们表示了谢意，望着她们离去的身影，我思绪万千。
非常时期，非常牵挂！口罩虽少，情意浓浓！从送口罩这件事中，我再次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失独老人的关怀。
还有，我认识的一位叫何方方的文学爱好者，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沙区共青团的公众号文章里。作为一名在重庆西站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和她一样出现在公众号里的，还有许多年轻人，也都是志愿者。何方方的爱人和她一样，非常时期成天往外跑，他是市场监管局的，那一段时间常常接到很多投诉，比如口罩的价格问题，比如蔬菜的价格问题，疫情期间这些“趁危渔利”之事并非小事，所以，连吃饭时接到一个电话都能搁下筷子出去。1月30日，何方方在西站正式上岗。实际上，因为疫情的蔓延，节后复工时间已经延迟，火车站返程客流量大大减少，但何方方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第一天去的时候全身武装，甚至在脖子的裸露部位也裹了一层保鲜膜，上岗时瞅瞅周围人，觉得太夸张就取了下来。那天，她从早上7点连续工作到下午1点。午饭提供给志愿者的是两荤一素，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扒饭。本来午后应该离开，可是下午另一个志愿者有事，何方方又“顶班”干了半天。傍晚开车回家，还在车库，何方方就赶紧把最外层的衣服全扒下扔进垃圾桶——早上何方方特意穿了一身准备淘汰的旧外套出门。手在发痒，脱下橡皮手套一看，呀，手背起了好多疹子，看样子是过敏。虽说拿肥皂反复搓洗，可还是觉得有病毒，又喷了一遍消毒水，结果第二天手更“烂”了。
志愿者最主要的工作是“测量体温”，最配合的是小朋友，不仅配合，走过去还会回过头来说“谢谢阿姨”。也有人不愿意听志愿者“招呼”。一次，何方方碰到一个人，那人明明看到她手里拿着测温枪，却自顾自地一个劲儿往前走，随着他的快速走动，测温枪测出的温度不断波动，怎么也得不到一个定准儿；而且那人是个大个头，走起路大步流星，何方方甚至都追不上他。
“最后你猜怎么样？我发怒了，大吼一声：‘那个男的，你给我站到，不准再往前走了！’”我好奇地问何方方，怎样？他被吓住了吗？“没有，他很不屑地回头瞄着我，怎么？连铁路职工也要管？瞧你的态度！”于是，何方方盯着这个“铁路职工”说：“听清楚了，我不是10086服务小姐，我自愿来帮忙测体温，配合就态度好，不配合就态度不好！”何方方是个大嗓门，她立在车站里这样一咋呼，引得许多人围观，那个“铁路职工”也不好意思地停住脚，悻悻地看着昂首挺胸的何方方。
“没啥，重庆女娃儿就这个样，啥都想管，也管得下来。”
确实，在重庆这座新兴直辖市里，社区工作者中女娃儿占多数，硬是“顶起半边天”，她们几乎都有何方方这样的性格特质。疫情防控过程中，她们穿着雨衣戴着泳镜却格外“上劲儿”的样子，只要一见，便永生难忘。
紧挨重庆西站的张家湾社区，年前因为社区工作人员的变动，只剩下8人在岗。在一级响应之后的数轮入户排查后，确定当下最关键的任务是立刻封闭所有从西站进入社区的路口以及在老旧小区跟前设立人员进出卡点：西站的客流是社区最需紧张防范的，更何况有着3000多户、1万余人的老旧社区里，许多住户都把自己的房屋弄成了日租房、月租房，提供给那些临时出站歇脚或在重庆做几日短暂停留的旅客。在一个只有144户的旧小区里，租赁户就占到了三分之一。虽然，日租房月租房前几天已经勒令停业了，但人员流动却必须防范。这些，仅仅靠8个在岗的社区工作者，或是平日街道给老旧社区分派的二十多人的巡防力量，都是远远不够的。社区党委书记杜波前些天就计划着招募志愿者协助疫情防控，可担心找不着：一则，防护物资紧缺，疫病危险，怕没人敢随意出来；二则，张家湾这样的老旧社区很“穷”，不像一些“农转非”社区还有许多存留的集体经济“创收”，一天下来可以给热心志愿者提供百把块“辛苦费”，在张家湾当志愿者只能是“无条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杜波在1月31日上午通过社区微信群正式发出“志愿者”征集令，岂料下午20余名志愿者就全部到位——有年轻人，也有五六十岁左右的叔叔阿姨。他们甚至已经找好封闭路口的建材，在现场开始动手。也是从那天起，卡点24小时执勤。卡点旁，值班帐篷搭了起来。天气寒冷，帐篷里的取暖设备也是志愿者们自己凑钱买来的。60岁出头的企业退休职工何阿姨自告奋勇去盯一栋有19户的两层小楼，那栋小楼之前全部住着租赁户，谁从哪里返回了，谁应该立刻居家隔离，谁应该立即上报，何阿姨门儿清。即使周边环境最复杂的老旧社区，有了这一群居民志愿者，一切也有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