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州的机密

有人或许会非常好奇，为什么等了45年才有人来写1971年阿蒂卡监狱暴动的整个历史。答案很简单：有人刻意不让公众了解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细节。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数千盒资料遭到封存，或者说很难看到。

其中一些材料，比如与调查阿蒂卡事件的麦凯委员会（McKay Commission）有关的大量文件40年来一直是禁区，这是应委员会成员们的要求而封存的，他们担心州检察官们会利用这些信息将囚犯告上法庭。其他与阿蒂卡暴动有关的材料，比如《迈耶报告（1976）》的最后两卷，也在1970年代遭到了封存。执法部门的人殚精竭虑，就是为了阻止这样一份报告大白于天下。尽管有一位法官近期规定这些卷宗现在可以向公众开放了，但公布之前卷宗必须经过修订，这也就意味着阿蒂卡的历史的关键部分几乎肯定会被继续藏匿起来。⁽¹⁾

有关阿蒂卡的绝大多数记录虽然未遭封存，但还不如封存起来的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之类的联邦机构都掌握着重要的阿蒂卡档案，如果一旦有人引《信息自由法案》为据，要求查看，那么文件就会被编辑到不忍卒读的地步。而且，纽约州自己也掌握着资料，不计其数的资料盒就藏在该州北部的各类库房里，它们来源各异，有该州对阿蒂卡暴动期间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进行的官方调查，有其5年来对这些所谓的犯罪行为进行的指控，以及近30年来在囚犯与人质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尽力维护自己的文件。2006年，我得到了这些文档的索引，很显然，这是阿蒂卡文献的宝库：尸检报告、弹道分析报告、州警的陈述、证词等，不一而足。它构成了阿蒂卡故事的起点。⁽²⁾

州在这些库房里所存的每一样东西，也是可以援引《信息自由法案》要求查看的，但要让当局开放这些资料是难上加难。自2013年起，我一直在等待当局的回复，告知我最近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的请求能否使我看到那些我想看的重要文件，然而截至本书付梓之时，我只收到寥寥数语，表示州政府官员不会让我查看这些材料。从州政府自己的清单来看，我知道我申请查看的资料就在那儿，我也知道我并没有要求查阅受保护的大陪审团材料，可我的申请依然被驳回了。

不过，幸亏许多人经历过阿蒂卡暴动，并为此诉讼不止，还有许多人不惜耗费时间将报纸、回忆录、不受纽约州政府控制的档案上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或加以收集，所以我仍然能拯救并重述阿蒂卡的故事。

而且，由于我在着手撰写本书的时候，有幸获得了两个突破口，所以你即将读到的这段历史是州政府官员根本不想让你读到的。

首先，2006年，我歪打正着地在纽约州布法罗的伊利县政府得到了一批隐藏多时的阿蒂卡档案，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整整两年来，我给每一处县政府和法医办公室以及纽约州北部的市政府办公室打电话、写信，意图找到还没有被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或某位法官封存的与阿蒂卡有关的记录。一开始那些年，我毫无进展，因为我没有案卷号可以搜索，也不知道可以去问哪些人。但有一天，我挖到宝了。我和伊利县政府的一位女士通电话，她说有一批阿蒂卡档案近期被放进了里屋。档案之前是放在其他地方，后来搬入了书记员办公室，兴许是被水淹了才搬过去的吧。于是我就去了布法罗。

到了县政府，一踏入那间幽暗的案卷室，我就不觉一惊。在我面前，天花板那么高的金属案卷架上，好几千页的阿蒂卡文件摊得到处都是。在这堆乱糟糟的文件中，有大陪审团的证词，有证言和诉状，有备忘录和私人信件。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我还在这一大堆发霉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就是州政府自行调查过在监狱暴动或重新夺回监狱控制权期间是否犯下什么罪行。总之，我发现了大量信息，比如政府知道什么，何时知道的，尤其是政府认为它对从未被起诉的执法人员所握有的证据。我尽可能地记了大量笔记，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复印，最终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材料，可以写下尚无人知晓的一段阿蒂卡的历史。

其次，到了2011年，我又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突破。在阿蒂卡事件40周年之际，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然后收到了克雷格·威廉姆斯发来的一封邮件，他是纽约州立博物馆的档案保管员，从纽约州警署那儿新得到了一批材料，想帮我把这批材料好好理一理头绪。⁽³⁾1971年，双方在监狱里对峙了4天之后，州警立马把一整间活动房屋里的物品交了上去，这些物品是他们从阿蒂卡监狱各院汇拢过来的，政府认为它们可能会被用作起诉囚犯或州警的证据。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不已，立刻便赶去了奥尔巴尼。

当我进入博物馆那洞穴般的库房时，我很高兴克里斯汀·克里斯托弗也来了，他是个导演，正在拍摄阿蒂卡的纪录片，我和他的合作相当密切。我们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成排成排的纸箱、盒子、包袋，还有一筐筐40年前从监狱转移过来的资料。几十年来，汇聚并隐藏于此的文献已变得面目模糊。一个尤为残破不堪的箱子里放了一堆衣物，那是被杀的狱警卡尔·瓦隆的衬衣和裤子，脏兮兮的，皱巴巴的。他的衣服这么脏，不仅是因为几十年来阿蒂卡监狱D院的泥污所致，而且是因为沾满了血渍，才硬邦邦的。我见过瓦隆家的两个孩子，他们至今仍然渴望知道答案，知道1971年9月13日他们父亲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才仅仅是其中一个盒子。在紧挨着它的另一个盒子里，我发现了阿蒂卡监狱的囚犯“L. D.”艾利奥特·巴克利的衣物，上面满是血污，已硬如木橛。和卡尔·瓦隆一样，L. D.巴克利是在官方夺回阿蒂卡监狱控制权时遭射杀的。我和他家里的一个人见过面，是他妹妹特蕾西。她和瓦隆家的孩子一样，至今仍被阿蒂卡监狱的噩梦时时困扰。

尽管纽约州警方将阿蒂卡监狱的残砖碎屑救了下来，装进了这么多盒子里，但对于这件事为什么会演变成那样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信息，只是令人痛心地提醒大家它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其中有一本卷了角的线圈笔记本，红色封皮，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各种字句，都是官方夺回监狱控制权后幸存下来的囚犯写的，他们希望有人能将这些纸张偷带出去，好让家人和朋友知道他们还活着。还有一纸箱一纸箱囚犯心爱之人的泛黄照片，以及囚犯们想尽各种办法拷贝下来的不计其数的诉讼文书，甚至还有囚犯们的《圣经》和《古兰经》，那场噩梦之后，所有这些东西都从牢房里收走了。

我在伊利县政府的黑屋子里见到的阿蒂卡监狱的所有文档，如今都已不知所终，纽约州立博物馆一直以来愿意公开展示的阿蒂卡监狱的所有人工制品也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⁴⁾但我2006年从那些资料中了解到的情况不能再不为人知，而我2011年见到的阿蒂卡监狱囚犯的一盒盒血衣和字字带泪的信件也不能再置身于公众视线之外。

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看到的、了解到的所有信息全都写入这本书里。

可即便如此，这个决定也是令人痛苦的。虽然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如实地反映过去，不能掺杂自己的好恶，但我也无意使任何人不安。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决定会让过去45年来一直努力使自己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些人被大家发现，它会重新撕开许多旧的创伤，引起许多新的痛苦，这一点让我心有余悸。旧伤永远无法愈合，新痛却已无法避免，但是，我相信，应对此负责的是纽约州政府官员。正是这些官员自1971年以来，一再地刻意保护造成如此巨大创伤的政客和执法人员。正是这些官员很早以前本可以而且应该将阿蒂卡的全部真相公之于众，好让伤口开始愈合，这样阿蒂卡的历史才会成为历史，而非成为今日的政治问题与痛苦之源。

当然，即便是这本书也不能保证向阿蒂卡的幸存者们讲出完整的故事。纽约州仍然隐藏着许多秘密。不过，只要是我发现的，这本书定会悉数披露出来，通过这样的讲述，至少会多一点正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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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ather Ann Thompson, “How Attica's Ugly Past Is Still Protected,”Time, May 26, 2015, http://time.com/3896825/attica-1971-meyer-report-release/.

(2)Letter.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Richard Rifkin to Dr. Heather Thompson. November 12, 2003．作者握有这封信。

(3)Heather Ann Thompson, “The Lingering Injustice of Attic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9/09/opinion/the-lingering-injustic-of-attica.html?_r=0.

(4)2015年，当一名记者想要确定我在伊利县法院找到的无数阿蒂卡监狱文件的准确位置时，工作人员告诉他，那里没有阿蒂卡监狱的文件，也从没保存过这样的文件。不久之后，他们给他打去电话，说搞错了，确实有一些与阿蒂卡监狱相关的文件，他可以看。然而当这名记者去看的时候，却只拿到一只盒子，里面只有囚犯的起诉书。得知这事，我震惊不已。我在2006年所见的那些资料竟然全都移走了。似乎没人知道阿蒂卡如山堆积的文件究竟去了哪儿，事实上，连它们是否存在过都已成疑。至于纽约州立博物馆的那些人工制品，或许是博物馆意识到他们收到的那些赠品会带来争议，所以官方决定最好不要再让如我这样的学者见到这些东西，或以某种方式向公众开放。迫于压力，博物馆也确实将其中部分物品还给了幸存的人质，但阿蒂卡监狱绝大多数人工制品如今究竟落脚何方仍然是个未知之谜。我只能希望这些在布法罗和奥尔巴尼的关键资料别被毁掉，而且我很庆幸对写作本书至关重要的那些资料我都留了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