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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队召开的紧急干部会，由代理中队长牛幸娃主持。中队领导有代理中队长牛幸娃、副指导员王永学和副中队长靳开军三人，加上技术员严士范、司务长刘柱锁，再加上各排排长，与会人员有十人之多。

牛幸娃单刀直入，一上来就宣布了大队党委关于十一中队继续留在镜铁山矿参加二期工程建设的决定。决定字数不多，也就百八十个字，说得清楚明白。

不知是没听明白，还是听明白了没反应过来，在牛幸娃宣布决定之后，竟没有一个人开腔，中队会议室静悄悄的，掉一根针到地上都能听得见。

牛幸娃喝了一口水，把大茶缸放到桌子上说：“大家说话呀，呆呆地愣着干什么！”他这么一说，会议室才有了乱嗡嗡的说话声。好像树林中的鸟儿，有一个带头，都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副中队长靳开军是“工改兵”，一入伍就当排长，因为说话随便乱开腔挨过警告处分。1970年召开会战动员大会时，会战总指挥部郭军长说：“人家武汉军区曾司令说，武钢生产上不去，他就跳长江。咱们省革委会沈主任说：酒钢要是‘十一’出不了铁，他就跳黄河。到时候真出不了铁，我就跳北大河！”这些话传到中队，讨论时，靳开军开玩笑说：“这是干吗呢，是搞跳河比赛吗？”话传出去，靳开军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仅挨了处分，还迟迟得不到提拔。和他一起“工改兵”入伍的干部，有一些都成了营级干部了，他还是副连级，屈居他带的新兵牛幸娃之下。尽管因说话吃过亏，现在仍改不了这个毛病，这一次又打响了“第一炮”：“为什么大部队撤走，就留我们十一中队在这里，难道我们不是亲娘养的吗？别人都走了，单单把我们留在这里，难道我们就这么不受大队领导待见吗？”

此时，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承建酒钢的任务已经完成，部队绝大多数已离开嘉峪关市。驻扎在镜铁山的第十一大队也有一些中队撤走，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中队干部战士都想换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离开镜铁山到一个新的地方，而且已奉命开始做撤离的准备。在这种情势下，突然而来的决定让大家的希望破灭了。他们表示一些看法和意见也是正常的。

靳开军继续自己的发言：“我们基建工程兵是基本建设突击队，在不同行业担负艰巨施工任务，一般都是大规模作战，作战就需要协同，需要各中队互相配合。就留我们一个中队在这里，孤零零的，遇到大的任务，我们去找谁配合，去找谁协同？据我所知，也有分散执行任务的，但也是几个中队一起，好有个照应，这孤悬一隅的，怎么能保证很好地完成施工任务？”

是啊，靳开军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过去大部队在镜铁山时，中队接受每项任务后总有其他兄弟中队的配合，有后勤机关的各种保障，有上级机关和上级首长的指导。现在把十一中队一个中队留下来参加二期工程施工，完全失去了各方面的支援，成了一个孤立应对各种难题的单身汉，今后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一排长问牛幸娃：“请问中队长，我们十一中队留下来执行二期施工任务的时间是多久？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

牛幸娃眼一瞪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技术员严士范说：“单单把我们十一中队留下来，我也有点不理解。这时又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战，分成一个个敌后武工队，那样机动灵活。抗战早胜利了，成立了新中国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了，我们正规军怎么又成了‘敌后武工队’了？分成一股又一股的。”

牛幸娃火了：“‘严瞎子’你胡乱联系什么，嘴上怎么没有把门儿的！现在是新中国，哪有什么敌后。你说，谁是敌人？谁叫你去当敌后武工队了！叫你这么一说，我还成了李向阳了呢！”

大家轰的一声笑了，牛幸娃被“严瞎子”绕进去了。不知是谁开了一句玩笑：“‘严瞎子’当翻译官正好！”牛幸娃也笑了，会议气氛缓和下来。

司务长刘柱锁说：“单把咱们一个中队留下来，后勤保障也是一个问题。过去蔬菜粮油供应还有部队这个渠道，大部队撤走了，一旦‘断供’怎么办？一百多口人吃饭，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这么一说，大伙的心情又沉重一些。

王永学一边听大家发言，一边琢磨着自己发言的内容。十一中队干部中，王永学的身份比较特殊。连队一般都配有连长、指导员，实行军政双重领导。现在自己只是副指导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中队里有牛幸娃当家，他是配合的角色。如按演戏说，牛幸娃是主角，他王永学是配角。但他又是中队里目前唯一的政工干部，肩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队领导把牛幸娃和他两个人叫去宣布大队的决定，说明上级对他的信任，他肩上也自然担负一份责任。因而他的发言，必须和大队决定相一致，又要符合自身政工干部的身份，还要站在维护牛幸娃“一把手”的角度。

从心底说，王永学是愿意十一中队迁移的，而且这种愿望还是比较强烈的，然而当组织做出决定后，他在内心选择了服从。他为什么愿意迁移，前面已经说过，他想调离十一中队，免得和牛幸娃在一起疙疙瘩瘩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再就是，树挪死，人挪活，离开十一中队，也许还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在基层当干部，谁不谋个较快发展呢？还有一层，他是陕西武功人，去陕西华县执行施工任务，不是“打回老家去”了吗？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谁不想离家乡亲人近一些？1973年他奉命到湖南省邵阳去接兵，得知去接新兵的人员乘坐的这趟火车是客车，而且就正好经过自己家乡武功县普吉镇车站，火车在该站要停五六分钟时间。一晃离家4年了，他是同期入伍战友中唯一没有回去探亲的人，思乡之情时时折磨着他，听说接兵路过家乡，兴奋得睡不着觉。远在家中的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很想借这个机会和分别4年的儿子见见面，但又怕影响他的工作。大哥看出了老人的心思，就背着父母给他发了电报，征求他的意见。收到电报后，他向新兵团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听后表示支持，说道：“你和家人分别都4年了，早就应该见个面，这是一个好机会。”当时他心里那个高兴啊。经反复查对列车时刻表，确定了列车到普吉镇车站的具体日期和几点几分，从兰州转车时他给家里发了电报，和父母约定届时在普吉镇车站见面。当列车从距离普吉镇车站还有百余公里的宝鸡车站开动时，天刚擦黑，他就一直站在车厢门口，盼望火车快些到达普吉镇站，早点见到父母和家中的其他亲人。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火车到达普吉镇站时，正好遇到县城停电，站台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不管看得见与否，火车一停，他就跳下了火车。见了父母家人，说话能听见声音，却看不清脸面。还是部队首长有经验，几个人同时用手电筒照到他和父母家人脸上，尽量使双方看得更清楚一些。列车员看见这个场面也受了感动，急忙喊来在站台上指挥的工作人员，把手中的指挥灯灯光直接照到他的脸上，让父母亲和家人能真切地看清他的模样，就是在指挥灯和手电筒的灯光下，一家人见了五分钟的面。还在依依不舍中，火车就开动了。这个场面他终生难忘。后来家里来信告诉他，为了这次见面，父母、大哥、五弟和小妹，还有才3岁的大侄女，早上就从家里动了身，正好赶上下雨，道路泥泞难走，20多里的土泥路走了大半天，裹了小脚的母亲还在泥泞中摔了一跤。回去的时候，母亲笑着对家里人说：“能见到我儿子一面，别说摔一跤，摔两跤也值！”看信看到这里，王永学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但凡当兵的人，都有与王永学一样的感受。思念故乡，思念故土，思念亲人，这是当兵人共同的感受，是人之常情，也使军旅生涯有了别样的情怀。既然选择了当兵，就选择了背井离乡，就选择了在思念中度过一段人生的岁月。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新社会的说法是“革命战士是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因此思念归思念，该当兵还得当兵，该远离还得远离。但思念是看不见的丝线，终究是割不断的，如果听到家乡的好消息，或有条件时离家乡近一些，干部战士还是乐意的。这一次十一中队即将调去陕西华县，把他们一起来当兵的那批“老陕”们美炸了，他自然也不例外。但这话他不能说出来，更不能喜形于色，因为他是副指导员，经常做想家的新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这一点他必须把握分寸。一切以革命利益、党的利益为重，这是他坚定的信念。为了酒钢早日出铁，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他坚持在镜铁山战斗4年没回家。父母亲经常让大哥写信给他，让他在部队好好干，别想家。为了国家，牺牲小家，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应该的。

王永学拉回来跑远了的思绪，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开始发言：“方才牛中队长宣布了大队关于留我们十一中队继续在镜铁山参加二期工程施工的决定，大家谈了各自的看法，我也谈谈我的理解。我认为，大队决定单独把我们中队留下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对我们的信任，说明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值得信赖的队伍。全大队20多个中队，独独留下我们，是对我们放心，是坚信我们能够完成艰巨的施工任务，能很好和地方施工队伍密切配合，能够维护我们部队的英名，并继续在镜铁山为这支部队争光！把哪个中队留下来，部队首长一定是经过和镜铁山矿协商的，说明地方也需要我们，信任我们。不是说我们中队就比别的中队好，比别的中队战斗力强，但我们中队一成立就是集中力量打井巷的，打过技术含量高的竖井、天井、斜井和平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都是镜铁山二期工程最为需要的。我们能留下来，是工程需要我们，是二期工程上马需要我们这样一支有技术含量的队伍来当开路先锋。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荣耀，我们应该为此自豪才对。我们革命战士要有大局意识，时刻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不能只凭个人喜好，只看个人鼻子底下一点点。许多时候，站在个人利益、个人立场上想不通，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局考虑，就想通了。再说了，留下来也是继续进行酒钢建设，巩固拓展我们的建设成果，我们在这里熟门熟路，也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十一中队留下来在这里‘单兵独斗’，确实会遇到大家讲到的困难，我们应如实向上面反映，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相信大队领导也会比较周全地进行考虑和安排。我建议两点：一是在中队干部中要统一认识，坚决拥护和执行大队把十一中队留下来的决定。二是对干部战士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已在准备出发，对新的地方已有美好憧憬，现在突然‘刹车’，一些战士会想不通。如果思想不通，即使留下来，在施工中也发挥不了积极性。具体办法是开一个班长和骨干的座谈会，让他们谈出真实想法，然后进行引导。是不是这样做，请中队长定夺。现在我们处于特殊时期，特别要加强连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切请牛中队长做主，我们积极配合做好工作。”

王永学发言时，牛幸娃在一旁直点头。王永学这些话，说到了牛幸娃心窝子里。其一，别看这小子平常和自己疙疙瘩瘩的，但关键时刻却不含糊。王永学心里的小九九，他也清楚，但关键时刻能丢弃个人想法、服从大局，这一点让人佩服。其二，这小子到底文化程度高，当过学毛著积极分子，在政工干部岗位经受历练，讲起话来有理有据，一套一套的。不像自己，就会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许多时候是采取压服的办法，说到底，自己是靠身先士卒做工作的，不太懂做思想工作那一套，有时甚至认为那些是耍嘴皮子的，“尽说些没用的”。这一次细听王永学一讲，他说的还真有道理。要想带好队伍，还真离不开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离不开政工干部，为此增加了对王永学的好感。其三，王永学在发言中有意突出“牛幸娃”，提出凡事由他做主、由他“定夺”，这是主动维护他的领导，这让他心头一热。在没有中队长、指导员的情况下，他这个“代理中队长”就是“十一中队”的“一把手”，但毕竟有“代理”二字，心里很不踏实。一是不知“代理”何时是头，最后能不能把“代理”二字去掉；二是害怕别人不服气，毕竟自己名不正言不顺。这一点在官场上混的人都有切身感受。谁要在职务前加上“代理”二字，就忧喜兼具，心神难定，在工作上不敢使大劲，也不敢不使劲，遇事不敢不负责任，也不敢太负责任，戴着“代理”这顶帽子处理问题真是不好拿捏。虽说牛幸娃为人直率，没那么多顾虑，但他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也是有阅历的，在履职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王永学在关键时刻能放下身段，“臣服自己”，让牛幸娃感动。而恰恰是王永学的一席话，扭转了会议的被动局面，如果他也在那里发牢骚讲怪话强调困难，那他这个代理中队长主持的会议就“砸锅”了，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