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4月11日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今天从他位于都灵的居所楼梯上跌落身亡。警方确认他死于自杀，时年68岁。

意大利，都灵，路透社

1987年4月11日上午大约10点至10点15分之间，位于马塞纳街73号的警察总部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是通过紧急报警电话113转来的：出事了。警察机动小组及一辆救护车赶到了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这是都灵居民区里的一栋公寓。大门已经打开，以便警察进入。在公诉办公室，日期为4月11日（周六）的首份报告中，警方记录道：“……在电梯附近发现了尸体……身份为普里莫·莱维……”他从大楼楼梯井坠下，大约15米高度，头部先着地，摔在电梯井道旁边的大理石地面上。立即死亡。

初始调查排除了第三方作案的可能性。不过，在莱维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没有目击证人。根据警方的现场重构，莱维打开他的四楼公寓的房门，在无人目击的情况下，走出公寓，来到楼梯平台，翻下楼梯栏杆，无声地坠落。死亡时间大约在上午10点05分（并非如此，据意大利报纸，是在上午10点20分或10点30分），大约在警察赶到现场前10分钟。最后见到莱维活着的人是公寓的看门人约兰达·加斯佩里（Jolanda Gasperi）。

在这次事故发生后的第19天，1987年4月30日，约兰达·加斯佩里在马塞纳街警察总部接受警方讯问。她是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女人。由于警方刻板的手续，她的证词显得有些僵化、不自然：“兹证明我担任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看门人一职。”证言由此开始。“大约在上午10点，整理完邮件后，我去作家莱维的寓所，位于前述地址的四楼，亲自给莱维送邮件。然后，我回到门厅干活。正准备扫地时，突然听到楼梯间传来一声巨响，就立刻去查看，发现莱维躺在地上，靠近电梯井旁边。”约兰达·加斯佩里试着给红十字会打电话，想叫一辆救护车，但电话没人接听。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清洁公司的老板，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拨打了113电话，接通了警务中心的话务员。在警方和救护车赶到后，看门人又给普里莫·莱维的儿子伦佐打了电话，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

伦佐·莱维（Renzo Levi），29岁，生物物理学家，住在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旁边的另一栋公寓里。尽管住得很近，但他并没有听到楼下的骚乱声。莱维的女儿丽莎，38岁，生物教师，同样住在附近：她在事后很快赶到现场。当天上午，都灵大街上通行的车辆很少，这让警方机动小组可以迅速赶到现场——在这个复活节的长周末，许多人离开了都灵。人们都认为1987年4月11日是一个罕见的晴朗日子。在连月的阴雨之后，翁贝托国王大街沿街的马栗树吐出了它们的第一批春芽。

据一位记者的报道，当天早晨，约兰达·加斯佩里曾经对普里莫·莱维说：“您看今天的阳光多好啊，教授！”许多人都用“教授”称呼莱维（他并没有这样的头衔，这只是一个尊称）。加斯佩里只比普里莫·莱维小10天，1919年8月10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省。她已经在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当了12年的看门人。

那个周六，按照她每天上午10点的习惯，加斯佩里太太拿着一捆邮件离开了守门人的小屋，打算给那些还在公寓里的住户送邮件。米兰的《意大利新闻报》（Il Giorno）报道称，她沿着电梯旁宽大的花岗岩楼梯拾阶而上，路过一个个镌刻着住户姓名的黄铜铭牌，还有每层的两扇木门，像往常一样分发邮包和信件。来到四楼，她按响了3A室的门铃。普里莫·莱维打开门，伸出手取信。“不，没有什么特别的，”加斯佩里告诉罗马的《共和报》，“几份广告宣传册，一本书，一本杂志。没什么，我是说，这也许让他不高兴了。”

在她担任看门人的漫长岁月里，约兰达渐渐与莱维熟识。一周前，他还在他的新书上为她签名赠言：“以友情和尊敬”。据她回忆，那个春日上午，莱维并没有不合宜的行为。“他像往常一样跟我打招呼。微笑，道一声谢谢。”《共和报》（La Republica）还引用了加斯佩里的说法：“我知道他这些日子有些情绪低落，但他从来不在我的面前表现出他的悲伤。”从《意大利新闻报》上，我们可以发现莱维当天上午的衣着穿戴：短袖白衬衫、灰裤子、黑鞋。

约兰达·加斯佩里回到楼下，还没过五分钟，她听到“砰”的一声（“un tonfo”）。当时在莱维的公寓里，只有普里莫·莱维的母亲埃丝特尔和一名护士，埃琳娜·乔达尼诺。“我不知道出事了，”护士告诉一家地区报纸，“我正忙着照顾老太太。”事实上，两位妇女正位于距离房门最远的一个房间里，无法听到四楼楼梯平台上的声音。乔达尼诺也在马塞纳街警察总部里接受了警方讯问。她在1930年10月26日出生于都灵。她以常见的正式口吻开始了她的证词：“兹证明我是一名护士，从1968年8月起，在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居所里履行我的职责，即照顾他92岁的母亲埃丝特尔。”

她接着说：“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前列腺手术，刚出院不久，情绪极为烦躁。事实上，有时他会问我，他的病能不能痊愈，因为他觉得难以做到随时接待来宾。1987年4月11日，我像往常一样，在早上8点给他打针之后继续我的工作。大约10点，莱维叫我，问在他下楼去门房的时候，我能不能守在电话旁边。”看起来，莱维是想确保房间里唯一走动的，乔达尼诺护士，不会无意间打扰他完成他那可怕的想法。“从那时起，我就再没见到莱维，”护士继续说，“当他的儿子莱维·伦佐在警察的陪同下来到公寓后，我才知道发生的事情。”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护士重复着她的证言：“我证明莱维·普里莫的情绪极为烦躁不安。事实上，有时我看到他双手抱头坐在那里，沉思。”

所以，很可能并不是看门人约兰达·加斯佩里（正像意大利报纸所宣称的），而是那名护士最后见到了活着的普里莫·莱维：与莱维结婚40年的妻子露西娅，当天上午9点30分外出购物。当加斯佩里的求救声惊动了弗朗西斯科·夸格里亚（Francesco Quaglia）时，她还没有回来。弗朗西斯科·夸格里亚72岁，是一名牙医，在同一栋大楼里开了一间诊所。他从上学时就认识莱维。（不清楚夸格里亚究竟是不是像加斯佩里对警察所说的那样，是“清洁公司”的老板，但他负责公寓的管理。）“那场面真可怕，”夸格里亚告诉《共和报》，“一眼就能看出没救了。”莱维的妻子带着大包的生活用品回来了。报道称，加斯佩里和夸格里亚都试图阻止她进入现场。“我们来不及阻止她看到那场面。”夸格里亚解释。露西娅抱住夸格里亚：“普里莫有抑郁症，”她不断对他重复这句话，“你也知道，不是吗？”

所有的意大利报纸都把这件事归咎于普里莫·莱维晚年的抑郁症，或者某种精神错乱。其中一家报纸引用他遗孀的说法：“我就担心会这样，每个人都担心。普里莫厌倦了人生……我们尽量不让他独处，每时每刻。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就足够了。”“我就担心会这样，每个人都担心。”——据称［据米兰8月的《晚间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报道］，这是露西娅·莱维扑倒在丈夫身边，试着抬起他的脑袋时哭喊出的第一句话。这时，几名法医赶到了现场。其中有人在电梯旁的大理石地面上撒了些木屑，那里已经有了一摊小小的血泊。莱维的母亲已经靠直觉猜出发生了不幸。都灵的《邮报》（La Stampa）称，她哭号着：“这出出进进都在干什么……这场骚乱……出什么事了？……普里莫……他出什么事了？”人们告诉她，她的儿子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警方征召到场的医生留下了一张简短的、手写的字条：“兹证明普里莫·莱维很可能死于自杀。忠实的罗伯托·曼达斯医生（Dr.Roberto Mandas），87/4/11。”纸条在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被当场签字，在所有的官方报告中，这是对自杀的第一次提及。

祈福的人群、朋友、亲戚聚集在公寓楼外面。人们在莱维坠落的地方敬献兰花和勿忘我花。献花越来越多，以至于约兰达·加斯佩里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搬到看门人的小屋里去。意大利共产主义报纸《支队》（L’Vnità）试图抓住人们震惊和悲痛的感觉：“守门人正把公寓楼的大门关上一半，以此作为哀悼的标志。这时，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来到门前。那女人对她说了几个字。笑容突然从那年轻的脸庞上消失了：‘普里莫·莱维去世了？’”

根据都灵助理检察官洛雷托博士（Dr.Loreto）的命令，尸体被送到都灵大学法医学院。尸体在上午11点45分被存入那里。这时距离不幸发生还不到两个小时。两天后的4月13日（周一），马里奥·波尔蒂格利亚提（Mario Portigliatti）教授代表警方进行了尸检。尽管普里莫·莱维无疑死于自杀，但意大利刑法第365款规定，检察官必须听取病理学家的尸检报告结果。报告中写道：“尸僵呈现，左前臂伸展肌表面有374572数字的文身（数字几乎难以辨认）。两耳双侧出血及右鼻孔出血……”这位病理学家本人也是死者生前的朋友。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个集中营文身是174517（生前是清晰可辨的），而不是尸检报告中所引用的数字。

死亡原因总结如下：“大脑粉碎，伴有多处颅骨骨折。心脏、肺脏、肝脏、脾脏……严重撕裂伤。椎骨、胸骨、所有肋骨、锁骨、骨盆、右大腿骨及右腕骨骨折。”导致死亡的物理原因为“高处坠落致死”（precipitazione dall’alto）。

这场悲剧在1987年6月5日落下了大幕。都灵法庭正式宣布普里莫·莱维死于自杀，因此不涉及刑事程序，且“所有与自杀相关的文件”都被纳入法庭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