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于1991年初抵达都灵，着手这部传记。那时，我在都灵并没有几个熟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要挖掘出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并把它们编织成一部传记，其中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我知道普里莫·莱维酷爱登山运动。所以，我在都灵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去参观国家山脉博物馆。不出所料，我在那里除了找到一些法西斯时代的铁头登山杖、宽松的登山短裤以及野山羊标本之外，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莱维的遗孀，露西娅（Lucia），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伦佐，和他一起品尝了都灵的开胃酒。像他的妈妈和姐姐一样，伦佐并不想回答任何关于莱维的问题。不过，他告诉我，虽然莱维家族并不准备提供帮助，但他们也不会妨碍我的调查工作。

从一开始，我就决心不能凭借莱维的著作来构建这部传记。在我看来，在这传记中堆砌莱维早已出版的文字，不仅是虚伪的，同样也是危险的。莱维撰写了一些精美的自传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为传记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于是，我尽可能多地采访相关人士；而决不让自己拘泥于莱维本人的文字。

都灵是一座小城，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有人说我锲而不舍，也有人说我执迷不悟。而莱维的朋友们开始接受我的采访。直到那时，我对莱维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我对他本人进行的采访。那还是我在他逝世前不久进行的一次采访。那次采访让我对莱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我的调查工作的许多灵感也来源于此。

在那次采访中，普里莫·莱维穿着一件衬衫，左臂上“174517”的刺青清晰可见。（他尖刻地评论这是“德国人典型的归门别类的才能”。）那是1986年7月，一个夏日的午后。莱维差不多68岁了，却仍旧神采奕奕。同年早些时候，他在伦敦的意大利文化研究院做讲座时，我曾经见过他。会后，我与他取得联系，请求他接受我的采访，以期将相关报道登载在某份报刊之上。我已经在《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上发表了几篇采访意大利作家的稿子，其中包括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娜塔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列昂纳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莱维也是我预期的采访对象之一。在这次采访中，他一直坐在一张印花棉布旧扶手椅上，抽着那种在特殊场合才抽的“阿拉斯加”薄荷烟卷。他戴着一副旧金丝边眼镜，颌下的胡须经过仔细的修剪。他的书房很简朴，包括一盏万向台灯、一台打字机，以及其他用于写作的基本必需品。墙边摆放着成架的书籍，其中只有寥寥几本是英语的。墙上悬挂着几个画框，里面镶嵌着莱维过去作为化学家时获得的证书。证书下面是一个玻璃门书架，陈列着用铜丝制作的猫头鹰、企鹅，以及一只巨大的蝴蝶模型。他曾经在都灵郊外的一家装饰品与油漆工厂里担任了30年经理。我能在房间里看到的其他装饰品只有一幅画，画的是一道残破的铁丝网——奥斯维辛。

在意大利，莱维是一座国家纪念碑。而我时年24岁，为这次采访感到惴惴不安。而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都认为都灵人虚伪，冷漠（“falso e cortese”，他们说，“虚情假意”）。但我所见到的莱维亲切而迷人，严肃又不失风趣。那个下午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笑声，莱维不时会显得容光焕发，比如谈到登山的时候。我决定把关于奥斯维辛的问题留到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导向这个话题。我荒唐地担心那会让莱维觉得沮丧，所以我先跟他谈科幻小说和化学。今天，再次听到那次采访的磁带时，我为莱维的回答听起来那么中规中矩而惊讶。在我遇到莱维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能够专业地应对关于纳粹暴行的问题。我们采访的下半程是以《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为中心进行的。现在，这部著作已经成为意大利校园中的指定读物。没有任何书能比这本书更深刻、更直接地表现出纳粹种族灭绝的恐怖，或对我们近现代的道德史提出如此尖锐的质问。作为人对人的暴行的无声证据，它始终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告辞的时候，我注意到靠大门的墙边钉着一块马蹄铁。一位伯伯在街上拾到了它，“但我不知道它是否给我带来了幸运”，莱维淡淡地说。接着，他表示这次采访给了他“莫大乐趣”。这令我不禁欣喜若狂。九个月后，莱维去世了。

本书的撰写颇费了些时日。我用了5年在意大利、德国、波兰、美国和英国开展调查，采访了300多人，与这些人中的大半保持着通信联系。我与莱维的妹妹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有过六次长谈。她是一位迷人、高雅的女士，有着敏锐的幽默感。当她发现我采访过她哥哥时，她看起来既感动，又高兴。在我们最后一次采访中，她非常意外地告诉我，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第二任太太不仅是莱维的同学，而且自莱维出生起就和他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我跟随这条线索，在好莱坞的一栋别墅里找到了劳拉·阿彻拉·赫胥黎（Laura Archera Huxley）太太。她能告诉我关于战前都灵的情况——那时莱维还是一个孩子。

我希望找到其他了解莱维的人，于是在《科学美国》（Scientifc American）和《化学与工业》（Chemistry and Industry）上刊登了广告。广告的效果不错。一位伦敦的荣格派心理分析师、一位亚特兰大的生物物理学家，还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波兰裔幸存者都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都认识莱维，也都有一些关于莱维的趣事要告诉我。传记作家成了侦探，拼合信息碎片，还尝试追寻目击证人。一位意大利女士，埃琳娜·西蒙（Elena Simion），在“二战”中被驱逐出境。她在1945年年底经苏联位于波兰卡托维兹的中转营回到了威尼斯。她在卡托维兹与莱维有过短暂的交往。在支付了3万里拉的法定费用之后，威尼斯出生与死亡登记处的一名职员才告诉我，在埃琳娜·西蒙死后，她的女儿娜迪娅仍然生活在威尼斯的威内托区。娜迪娅·汉密尔顿（Nadia Hamilton）在1945年5月25日出生于波兰。她的父亲，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Hamilton）是一名苏格兰战俘，也是在1945年年底经卡托维兹回国。我非常想找到他，不仅是为了他对于战后波兰的记忆（我希望这份记忆也许能对莱维的回忆录《休战》构成补充），也是为了他女儿。娜迪娅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却难以找到他的下落。

其他采访对象则没有这么困难。已故的天才作家富尔维奥·托迈札（Fulvio Tomizza）住在伊斯特里亚——意大利与前南斯拉夫之间的边境地带。我给他的出版商写的信都如泥牛入海，而我也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他。于是我去克罗地亚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他。乘出租车到达玛特雷德村后，我向村民打听，找到了去他家的路。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焚烧落叶。“你从伦敦来？”喝完一瓶当地的葡萄酒后，托迈札和我谈起了莱维，还有我在撰写这部传记中肯定会遇到的困难。他警告我，“你无法轻易走进莱维的人生。”莱维保护自己隐私的决心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莱维想保守一份秘密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坚持到底。他常常混迹于一些平凡人之中：他们是工人、制酒匠、铁匠。他们大多数人乐于回答我的问题，但有时候他们对于莱维的记忆却含糊不清，受到第三方记忆的影响，或干脆在岁月中日渐模糊。作为莱维的传记作家，我将会面对许许多多的陷阱，而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只是其中之一。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调查工作中的一个片断。我在都灵查阅一些微缩胶片上的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关于莱维祖父意外死亡的报道。那是一则启示。1888年夏天，工程师米歇尔·莱维（Michele Levi）曾被紧急送进都灵的一家综合医院——圣乔瓦尼·巴蒂斯塔医院（San Giovanni Battista Hospital）。这所医院大楼的空旷和阴郁使它仍然宛如一座军事要塞，而其中的医务人员也如旧日一样热情、友好。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找到了医院1888年的出入登记簿。它仍然保存在医院厢楼一间潮湿的房间里。岁月已经在纸张上留下了棕色的斑点。其他幸运时刻也接踵而至。我曾联系过意大利集中营幸存者伊塔罗·蒂巴尔多（Italo Tibaldo），因为他认识莱维。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辛辛苦苦地编写了一份和莱维一起被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明细名单。这份名单为我提供了所有这些被投入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国籍和出生日期，也让我能够去想象那辆牲畜列车的死亡车厢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可避免地，我所收集的许多材料对于犹太人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我并不是一个犹太人。而这个事实也许恰恰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有益的客观性。莱维很少把自己称为“犹太作家”，他并不是通过宗教视角，而是通过一位世俗的人文主义者的更广阔视角去描写奥斯维辛。在莱维所撰写的所有主题中，正是纳粹集中营，以及战后欧洲精神和物质的毁灭，为他提供了长期的主题和素材。近代也发生过其他大屠杀事件，但没有一件能像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中心所进行的这场屠杀这样残忍，这样“蓄意而高效”——正如莱维所言。即使是莱维所尊崇的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凭借其不可思议的科学预言天赋，也无法预见在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发生的工业化屠杀。我们仍然在学习如何理解莱维所见证的这场大灾难。他的人生和著作反映了他的时代，而这部传记则将他置于20世纪这个更广大的框架中。

莱维的逝世，让欧洲文学界失去了一个最高尚、最富有人情味的声音。他的声望与日俱增，现在他是世界最可敬的作家之一。就在莱维逝世后不久，他已经对其他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夏洛克在行动》（Operation Shylock）是对莱维回忆录的痛苦（也是有趣的）致敬。伦敦东部的剧作家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给我发来了一份他的电视剧本，《早餐》（Breakfast）。其中他借鉴了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此书从未被搬上舞台）。还有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他承认自己在拍摄电影《罪与错》（Crimes and Misdemeanours）时的灵感正是来自莱维——一位叫路易斯·莱维的哲学家从高处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年轻时起，普里莫·莱维就开始遭受情绪低落的困扰，其后发展成抑郁症。他不易相处，也难以理解，但他仍然受到公众的爱戴。我希望本书能揭晓其中的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