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推荐序二 论《兵谣》的原创性

陈辽

（评论家、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从1995年起，我国的长篇小说产量，每年以500部—800部计，但优秀的长篇并不多。何以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原创性。对事物的看法大致相同，人物似曾相识，故事相互借用，如此长篇自然对读者缺乏吸引力。

长篇创作的原创性，指的是作家第一个、前所未有地塑造了新人物（如诸葛亮、武松、孙悟空、林黛玉等）；提供了新的故事（如“创世”“补天”“私奔”“闹天宫”“聚义”等等）；创造了新艺术形式（如“志怪”“传奇”“演义”等等）；对某一题材有新的认知（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三国历史的新认知，《水浒》对农民起义悲剧性的新认知，《红楼梦》对男女情爱的新认知，等等）。简而言之，“原创性”一是“第一个”；二是“前所未有”；三是“新”。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长篇，多半是有原创性的作品。

近读黄国荣的《兵谣》，我发现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因此，特从这一角度对它进行论述。

一

《兵谣》的原创性，首先表现在它对人民解放军近二三十年的历程有着前所未有的新认知和新表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写人民解放军的长篇多多。长篇小说反映人民解放军的思想艺术水平的高下，决定于作家如何有新意地看待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了两部写人民解放军比较优秀的长篇：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和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两位作家认为，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本来面目写人民解放军，不料却受到了庸俗社会学的错误批判。有位批评家给反映人民解放军的作品规定了一种模式：必须写出“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的威力”；必须写出“人民解放军的高度组织性和高度纪律性”；必须把“政治觉悟、纪律修养和军事艺术结合起来加以表现”；必须写出“人民解放军的内部关系和内部生活的严格的政治原则性”；必须表现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们几乎具有同一的完整的特征”。如果不写出这五个“必须”，或者写得“不足够”，就都是“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看来，这样的批判简直是笑话。但在五六十年代，这位批判家为反映部队生活所规定的模式，却被不少作家奉为圭臬。在如此思想束缚下，怎能写出反映人民解放军的好作品呢？所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冯德英的《苦菜花》、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等少数几部具有一定原创性的长篇能够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篇幅外，不少军事长篇都经不起时间的筛选而湮没无闻了。可见，如何有新意地认识人民解放军对于军事长篇来说，是何等重要！

我们在《兵谣》中看到，作家对人民解放军的新认知是前所未有的。在黄国荣看来，二三十年间，解放军的思想建设经历了这么一个“三部曲”的发展过程：“文革”后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部队以“学习雷锋”为中心，开展做好人好事的活动，以此加强部队思想建设。雷锋是优秀的战士，确实应该学习。但是，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存在一个如何学的问题。军队里有不少指战员，像《兵谣》中的古义宝那样，每天一起床，想的头一件事，便是今天做点什么好事才能得到上级表扬。别人以为他想的是为人民服务，其实呢，他想的是自己。古义宝义务修车；给学校送红宝书；有便车不坐故意推着小车进城买菜；到医院看战友，不去与战友见面，却跑去抽血处嚷着要献血……“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先进事迹，给新闻干事提供素材，想通过他的文章让自己出名，想提干部。”他果然达到了目的，由战士提升为干部。尽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该学习雷锋，但把“学雷锋”作为军队思想建设的中心来抓，显然是有缺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部队思想建设奏起了第二部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部队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纠正了过去那些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东西。小说里的古义宝，在新时期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他过去是整天故意找好事做，如今他做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事不是他刻意要做或者故意要做给别人看，而是真心实意地想为连队为大家做点事情。正如文兴同志对古义宝评价的：“做这些事你或许没去想，或者很少想个人的名利，所以你做得很自然，做得很扎实，大家看得见，连队很需要，战士都说好，这种变化还小吗？”古义宝的进步，体现了军队思想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往后，全国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队也改革开放，搞军队现代化。这时候，部队思想建设奏响了第三部曲：这就是加强训练，从严练兵，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的同时，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搞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努力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指战员的待遇。古义宝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率先办好一个团的农场，扭亏转盈，为改善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指战员的待遇，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境界也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如此认识人民解放军二三十年间的思想建设历程，在军事长篇中尚属首次！而把这样的对人民解放军的新认知转化为艺术血肉，在军事长篇中更是首次！

二

《兵谣》的原创性，还表现在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在以往军事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新人物形象——古义宝。就古义宝形象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厚度而言，他是一个文学典型。

《兵谣》中的古义宝是农民与战士的融合。古义宝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的教育，周围环境的熏染，使他既有农民勤劳、刻苦、朴素、至诚的优长，又带有农民的自私、小心眼儿、往上爬等小农意识。他当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日后当官，“家里有了当官的就没有人敢欺负”。所以他一入伍，就尽力表现做“好事”。新兵上车了，别人怕卡车“后面暴土”，都往前面坐，他却坐在最后面吃尘土。到部队后，他主动要求上炊事班，因为他到连队后发现，立功的是历届炊事班长，集体受嘉奖的也是炊事班，由此他得出结论，“要想进步快，就上炊事班”。果然，古义宝的名字，第一次上了黑板报。以后他挖空心思做好事，他的事迹上了军区报纸、解放军报，古义宝成了师内、军内的知名人物。当官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可以改变家庭的境遇，可以荣宗耀祖，古义宝的这些想法表明，尽管他穿上了军装，但他还是农民。然而，人民解放军部队是个大熔炉，古义宝进入部队后，他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地被熔炼，向着战士转化，思想一天天在提高。文兴同志疏导他，像他这样自找苦吃“磨炼”，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工地每天有车进城，不是专门为买菜派车，是顺便捎带，既快又方便，也不额外耗费什么，你也不用受累，再说你真想为连队多做事，你回来也可做别的。用不着一天都泡在路上呀！“你再想想，你这样故意自己找苦吃，自找累受，你心里究竟想达到一种什么效果，这种效果又能让你实现什么目的呢？”文兴的话光照了古义宝的灵魂，他开始了激烈的内心斗争，并在思想上逐渐倾向于文兴。有次他进坑道去作业，掘进段出现险情，古义宝先人后己，结果耽误了撤离时间，一块石头砸在他安全帽上，他头破血流，“差点儿成了烈士英雄”。在部队思想建设的第二部曲中，他成了实事求是的好干部。及至后来，古义宝摆脱名利的羁绊，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自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古义宝是优秀的政工人员和出色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融合。古义宝当了指导员后，他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带创造性的。新战士上岗害怕，他就陪岗，一直陪到新战士说不害怕了为止。一排有个“老大难”训练不跟趟，他搬过去跟他上下铺睡，有空就陪他练，陪他计算单独修正量，睡了三个月，他追上去了；一个老兵的对象吹了，古义宝要来女方的地址，每隔三天发一封信，发到第二十六封信，女的给老兵回了信，又成了，说再不要让指导员写信了；二排一个战士的父母离了婚，战士吃不香睡不甜，古义宝一次次给他父母写信，父母都给他来信，战士捧着一摞父母的信面对古义宝哭了……这样的政工人员形象，以往的军事长篇中也很少见过。其后，古义宝因一时感情冲动，跟战友刘金根的妻子发生过当的行为，被调到农场任场长。这是团里不在编的小农场，连代号都没有，前任场长不只不甘心在这儿受罪还渎职贪污，农场建设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穷困、懒散、破败、亏损，场里21名犯过这样那样错误被打发来这儿改造的战士破罐子破摔，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古义宝来到农场，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他如此介绍自己：“我叫古义宝，1975年入伍，1978年提干，1980年提升为副指导员，1982年提升为指导员，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曾被军区评为‘学雷锋标兵’和‘模范指导员’，原来我总以为自己当之无愧，现在看尽管我做了许多事情，但我离这些称号有相当的距离。我到农场来是因为我犯了错误。”接着他在战士面前坦白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的话一下赢得了21名战士的信任和尊敬。他作为政工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身份开展工作。古义宝规划农场，销售苹果，挣了15000元；随后又培育山楂苗，像一个生意人那样找地方生资公司订合同。在他的努力下，农场转亏为盈，军里又在农场开现场会。如此政工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融合的典型，在过去的军事长篇里也不曾有过。

古义宝还是严于律己的军队干部与感情生活非常丰富的普通人的融合。作为军队干部，古义宝自律很严，虽然与妻子林春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他绝不闹离婚。刘金根的妻子尚晶爱慕他，他也爱尚晶，但他理智地扼制了自己的感情，男人以事业为重，他果断地与林春芳完婚。把尚晶介绍给同乡战友刘金根，但尚晶对他仍很欣赏。尚晶挑逗他，他也曾一时把握不住自己，拥抱了尚晶，但当他听到尚晶发出梦幻般呓语“我的心爱的模范指导员”时，他顿时一个“激灵”，“逃出了尚晶的屋”。然而，作品不是要表现古义宝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而是真实地叙写他思想深处存在普通人的情欲，因为曾经爱过尚晶，他有被情感冲破理智的可能。所以，小说真实地揭示，古义宝只是因为刘金根诬告他“强奸”尚晶，他有了深刻的教训，遂与尚晶割断感情上的纠葛。但是，小说并不简单地让古义宝变为正人君子，依旧写了他感情生活上的饥渴，又促使古义宝在农场工作期间对寡妇白海棠产生了新的爱情，但他绝不允许自己越雷池半步。在纷乱的情感纠葛中，他在苦痛中才慢慢厘清，白海棠是他的知音。小说结束时，林春芳主动向他提出“咱们俩散了吧”，古义宝一方面表示不同意，另一方面，“心里好乱好乱……”这样真实地表现严于律己的部队干部与感情生活又非常丰富的普通人的融合，在已经问世的军事长篇中也不曾有过！

三

对人民解放军的认知变了，人物变了，小说的故事也不能不变。《兵谣》的故事也具有原创性。

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或民间流行的歌谣。“兵谣”的含意是，战士心中无伴奏的吟唱，军中流行的歌谣。《兵谣》是长篇小说，但它的故事确实具有“兵谣”的性质，叙唱了军人古义宝三支歌谣。

一支是古义宝的“入梦”与“出梦”的歌谣。古义宝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做起了当官的“梦”，这个“梦”是他脱离贫困的农村改变命运的“梦”。他从一大早起床淘厕所开始，天天做好事，屡创先进事迹，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司务长。他再立新功，创造了节煤指标、猪肉自给、蔬菜自给三项第一。升为副指导员后，工作又有新创造，再升为指导员。他当官改变命运的梦终于实现。不料，他偶然犯了男女作风的错误，被贬到农场。但他跌倒又爬起来，升为副营职助理员兼场长，把农场办得花团锦簇，兴旺发达。与此同时，他“出梦”了，他认识到当官不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上，要做对世人有意义的事。古义宝“出梦”了，《兵谣》也就结束。这支“入梦”和“出梦”的歌谣，过去没有多少人唱过；“入梦”和“出梦”的故事，也没有多少人写过。

第二支是古义宝的恋情歌谣。别看古义宝出身是农民，但一二十年间他却有过三次恋情。他与同村姑娘林春芳初恋，为了表示今后决不变心，“跟你定死”，竟在去新兵连前夕与林春芳发生了性关系。偏偏那次性行为，又使林春芳怀上了孩子，她只好未婚先到古义宝家里当媳妇。尽管古义宝并未遗弃林春芳，而且始终善待她母子俩，但古义宝与林春芳之间的初恋并未发展为美好的爱情。他提了干，尚晶主动追求他，给他写情书。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古义宝爱尚晶，但他知道他跟她的爱是不会有结果的，可他又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她不去爱她，也无法控制自己不给她回信，他就陷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爱情泥淖之中。其后，尚晶跟刘金根结婚，但古义宝与她的恋情依然剪不断，理还乱。他到农场当了场长，又对寡妇白海棠产生了恋情，但这又是一次无望的爱。他醉酒后对白海棠说：“我要说，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要帮你……我喜欢你，可我不能爱你呀，我是军人哪！”古义宝与白海棠之间的对话，被一位曾犯过错误、让古义宝处分过的战士孙德亮听到后，他大为惊讶：“他还是头一次见过男女之间这样纯洁的感情，在他的观念中，男女之间相好，除了那种性爱外还能有什么呢？”这支有关古义宝的爱情歌谣，在《兵谣》中唱得又是如此动人。

第三支是古义宝心灵的歌谣。在吟唱第一支古义宝“入梦”与“出梦”之歌中，在吟唱第二支古义宝的三次恋情之歌中，《兵谣》同时不断地唱出古义宝的心灵之歌。古义宝之所以“入梦”，因为他亲眼见村中的一家地主，平时谁也不跟他家来往，但地主家出了一位穿军装的司令员，一天这个大官回来了，“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围住了那家平常路过都不愿瞅一眼的院子”。古义宝在想一个很深奥的问题，昨日的冷落和今日的热闹，往日的敌视和眼前的亲善，说明了什么，是什么让这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转化的。就在这时他心里萌生了一定要当兵的念头，于是他“入梦”了。而古义宝后来之“出梦”，则是因为他在部队的浮沉、荣辱、历练中，真正认识到“官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责任”；“如果我把掌握自己部下的前途、命运的这种权力，当作牟取私利的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那我压根儿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官”。在古义宝想通了这些之后，他便“出梦”了。古义宝入伍后，碰到两位上级领导，一个叫赵昌进，一个叫文兴。“一个（赵）是直接给你出主意，私的公的跟自己一家人一样；另一个（文）是专门评说指点，毫不客气地挖你的灵魂里的丑恶的东西，告诉你该做什么，制止你不该做什么，没一点儿私情。”这时古义宝理智上与文兴站在一起，感情上却与赵昌进携手。但到“出梦”前后，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古义宝都向文兴靠拢，“他感到赵昌进与文兴想的、关心他的出发点始终不一样”。在这支古义宝心灵之歌的吟唱中，古义宝的“入梦”与“出梦”之歌更加悦耳、动听。至于古义宝在恋情之歌唱响时同时唱出了心灵之歌，更使那支古义宝的恋情之歌让读者刻骨铭心。三支歌谣自始至终交叉、轮流、组合在一起唱出《兵谣》的全部故事，这样《兵谣》的故事也获得了原创性。

自然，《兵谣》并非十全十美之作。在小说的节奏和密度上还存在着节奏过快、张弛不当的缺点，但《兵谣》能够有此三项原创性，它已经完成军事长篇的突破。黄国荣同志1968年入伍，当过战士、排长、干事、处长、师政治部副主任，30多年来在部队里跌打滚爬，有着深厚的部队生活体验。改行从事文艺工作后，他广泛阅读过许多中外名著，从1978年起即创作过许多部中短篇小说，并多次获奖。因此，他写出原创性作品《兵谣》并非偶然。黄国荣同志今年才54岁，风华正茂，以其胆识，以其才华，他完全可以在今后写出更加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我们期待着。

《解放军文艺》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