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哪儿？

尽管技术和经济双双显著成功，但美国现在仍然面临严重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国家通过科研解决实际问题，建立了强大稳定的增长引擎。相关的技术验证了其变革性，推出了新产品，催生了新公司，还有世界各地对美国商品和服务几乎无法满足的需求。

不幸的是，我们没能保养好引擎。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科学成为脱缰野马，造成环境污染，加剧军事对峙，触碰伦理底线的担忧，再加上短视的预算法，让政府削减了对科研的投资。20世纪70年代遭遇困难经济，紧接着又有里根革命和反税收运动，进一步促使联邦资金从科研项目中撤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即大衰退）进一步挤压了对未来科学的投入。

1964年，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达到峰值，将近占经济总产出的2%。而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一比值下落到仅0.7%左右，同比例换算为今天的GDP，大约相当于每年2 400亿美元——我们不再支出，不再为下一代创造就业良机。

我们应该在乎吗？如果需要有对社会有益的研究和产品开发，那么，今天的科创型公司应该自费为其买单吗？

事实上，他们不会。发明是一种公益事业，意味着私人公司在科研上每支出1美元都由该公司自己承担（私人成本），而发明的收益却要共享。思想、方法，甚至新产品（一旦专利过期），必定要与全世界共享。

私营部门，顾名思义，只专注于评估那些对于它的公司、它的经理及投资人所带来的私人的回报是否足够高到值得去冒险一搏的事情。管理这些公司的高管们不会去考虑产生一般知识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他们也不会分享可能使其他人受益的专有研究成果。

此外，私营企业的新发明受到资金的限制。同时，风投机构虽然创造了众多的高科技成功案例，却避免了那种长期烧钱的资本密集的投资类型，尽管那种模式在剑指技术突破的同时，还能创造新产业和新岗位。

结果，当政府退出研发工作时，私营企业并未冲进来填补缝隙。因此，我们的知识储备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增长放缓，长此以往，意味着低增长、少就业。

错过发明创造的机会直接导致收入陷入“停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GDP）年均增长率接近4%，而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的增长率在下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年均增长率不到3%，自2000年以来进一步降至2%以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GDP年均增长率将下滑至1.7%。

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生产率的变化，在于人均产出的多少。如今信息技术革命被大肆炒作：人人都拥有智能手机！但是，令人深感失望的是，生产率未见即将改变的迹象。21世纪伊始，沉浮兴衰，十年轮回，进一步削弱了我们的增长能力。

“铁饭碗”、体面的工资和合理的福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低薪工作，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工作消失的过程是任何市场经济的正常活动，所以也存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信息新技术不但未能全面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反而加速了高收入工作的消失，这些工作原来是由只有高中学历的人从事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23年就翻了一倍的美国家庭收入中值，在接下来的45年里仅增长了20%。

尽管我们面对残局，从范内瓦·布什的创新引擎中后退，但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却在接盘。虽然经济体量不同，但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政府政策。其他国家研究经费总额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了许多。尤其是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它不断增加的投资在计算机等领域得到了回报，渐渐地，在美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医学研究等领域亦是如此。

中产阶级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工资停滞不前，高等教育成本上升，在经济阶梯上攀爬越来越难。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明显且难以逆转的地理影响：在少数城市（主要是东西沿海）创造了不成比例的就业良机。在这类城市中，限制性的分区政策和高昂的土地价格令许多人难以迁移到工作前景好的地方，迫使他们留在缓慢增长的地区，带来了经济的不安感。

我们需要一种变革的、政治可连续的新方式来启动我们的增长引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