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理定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正日益给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多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更多更大的挑战。其中，如何合理定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样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责任论”

中国的崛起不仅为国际社会瞩目，也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改变抱以复杂的心态。2005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此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被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对华的新定位。2006年，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称，“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遏制中国，而是应当帮助它……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报告反映了美国各界精英的主流意见。此后，“负责任”和“利益相关者”在美国带动下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常用语，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探讨。有学者概括美国的“中国责任论”的含义为：中国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应该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从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这说明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承认中国实力上升的事实，但是同时西方社会普遍把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视为得益于现有的国际机制。它们认为，作为回报，中国应该尽可能多地承担起国际责任和义务，与西方国家一起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比如在扶贫、国际维和等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没有走上西式自由主义道路，这一点让西方疑虑，然而中国与各国在诸多方面的合作又让它们抱有期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站在岔路口的国家”。

因此，西方国家及以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国际机构积极拉拢中国参加一些原属于“西方俱乐部”的组织和机制，从G8到G8+5再到G20就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在处理国际事务和争端之时，它们希望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制定的规则行事。比如，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要求中国放松金融市场监管，允许国际资本在中国金融市场自由进出，在货币政策上实行更为开放的策略；在环保方面，对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出严格要求，要求中国在温室效应控制当中承担更大的份额和责任。而同时，“西方俱乐部”的成员国们在兑现承诺方面的“自我要求”却并不是一样严格。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中披露的数据，在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这一项上，发达国家远未兑现承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远远低于联合国设定的“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目标，截至2009年，只有5个发达国家达到或超过了这一目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在2010年的发展援助承诺中更是纷纷削减目标份额或推迟达成目标时间。这些无一不是在要求中国“遵循现有维护西方优势地位的国际规则”的同时，“宽以待己，严以待华”，给处于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套上了更为严厉的标准。毕竟，“中国责任论”可以视为在“中国威胁论”被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实践回击之后，西方国家继而遏制中国的另一思路，也是推诿自身责任的方式。

因此，不难注意到，“中国责任论”即是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通过把“责任”“义务”当作变相绳索，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拉出来，诱导中国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实力不相称的义务，推诿自身责任，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和矛盾。在这一点上，中国自身需要保持清醒，发展中国家阵营也需要力排干扰。中国的崛起不单对自身，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构建更合理的国际秩序有重大意义。因此，尽管中国一定会积极兑现自身承诺，履行自身国际义务，但是把中国归入“发达国家”的“中国责任论”却不应该、也不可以成为“定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位置的理由和凭据。

（二）合理定位中国角色的前提：正确认识中国的实力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总是握在实力强劲的国家手里，也就是说权力的大小、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国家的责任，以及国家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是通过实力来界定的，因此，在合理定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时，首先要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实力以及国际地位，才能有效地承担责任，做出贡献。

对此，中国政府和党的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对外宾说过，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加之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实力大幅度跃升，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仍然不够强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实力亟待提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仅次于美国，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盛（Goldman Sachs）曾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GDP有可能超过美国，达到44.653万亿美元，但按照人均GDP来看，中国仍将只有美国的1/3多一点的份额，这意味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而在科学技术、军事、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中国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准也差一大截。换言之，中国的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当前中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求发展，并且是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提高国家实力与人民的生活水平。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虽“奋起直追”，但客观水平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

（三）积极参与的领导者，量力而行的学习者

因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也应该综合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加以思考，即：基于国家利益和实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积极参与、量力而行的同时，用发展的、长期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定位，兼顾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在国际权利和国际责任间取得平衡。

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在发展阶段上，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尽管“中国责任论”甚嚣尘上，西方国家有意把中国划归发达国家行列，以让中国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符的责任，中国自身仍然需要保持清醒，量力而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0多美元的中国仍与人均四五万美元的美、英、德等国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人口近14亿，数量庞大，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还有近2亿是贫困人口，按照人均GDP中国排名还在世界70位以后。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答记者问时所说，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保持合理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献”。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81年中国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的人口共有8.35亿，而到200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了1.73亿，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1.57亿。在1981年～2009年的28年中，共有6.78亿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可见，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就是对减少世界极端贫困人口问题做出的极大贡献。

其次，中国较晚才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仍然是一个“后来者”的身份，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错过了许多国际机制建立的初创阶段，也较晚才开始进行国际参与和组织国际活动。因此，中国对许多领域的运行、规则仍然不如西方国家了解深入，相关领域人才也相对不足，尚需培养，许多经验仍亟待积累。因此，中国还不能称为一个游刃有余的国际治理“玩家”，在参与国际治理时，尚需要谦虚谨慎，以学习者的态度去了解相关的国际机制，增加自身应对国际问题、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同时，中国是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因此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经济、金融、环保、安全、卫生、反恐等各个领域的国际责任。在新形势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方面之一就是对外援助，例如对非洲援建路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项目援助，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中国切实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让发展中国家民众得到更多实惠，并且在他国遭遇自然及人道主义灾难时施以援手，合力应对。在维护国际公共安全方面，中国将继续通过多边渠道推进反恐合作，2015年中国与印度发表了有关反恐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执法部门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中国始终并将在国际上更加主动发挥建设性作用，在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建设本国的同时，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中国不是搭“国际便车”，中国庞大的体量不是哪一个“便车”所能承载得动的，中国是一个“出力者”“参与者”，和大家一起推车，一起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前进。